第十六章 庆历新政 (第2/3页)
起义，张海和郭邈山在商山起义。令仁宗吃惊的是，这些起事的队伍所到州县，宋朝官吏全无战斗力，或作鸟兽散，或以兵甲为礼，迎接起事者入住县衙。
内忧外患，使得仁宗皇帝感受到了统治的危机，于是想重用范仲淹等一批有志于改革的官员来振兴朝政。
庆历三年（1043）九月，宋王室在危机面前主动要求变革，显示出巨大的勇气。改革进程中，赵祯显得非常焦躁，每次召见范仲淹、韩琦、富弼三人时，都必定要求马上提出改革方案，要天下立致太平。
范仲淹私下对人说：“皇帝对我可谓优厚之极，但事情有缓急，革除多年的积弊，不是一朝一夕能做到的。”赵祯继续颁下手诏：“朝野上下都认为你们是国家人才，我寄予厚望，希望范仲淹、富弼你们不要回避，尽快拟定改革方案，陈列献上。”每天催得很急。
天章阁是宋室陈列供奉先皇画像、遗墨、御集的地方，有着神圣的意义。赵祯打开天章阁，召见范仲淹、富弼，赐座，赐纸笔，命两人立即上奏当世急务。
宋初宰相地位下降，不能像汉唐那样与皇帝坐而论道。赵祯如此举动，自认为是天大的恩赐，将振兴国家的责任交给臣子。
二人感到压力巨大，不敢就座，仓惶告退。范仲淹穷尽心力，用一个多月的时间，写成《答手诏条陈十事》，提出改革纲领。
范仲淹所说的十件事是：
一、明黜陟，严格官吏升迁考核制度。
二、抑侥幸，限制官僚子弟亲友通过“恩荫”做官。
三、精贡举，改革科举内容和程式。
四、择官长，加强各级长官的保举和选派。
五、均公田，调整多寡悬殊的官员“职田”，防止和减少贪污。
六、厚农桑，组织和奖励兴修水利，发展生产。
七、修武备，招募京畿卫士，并组织他们务农。
八、减徭役，裁并州县，减轻农民徭役。
九、覃恩信，督责地方落实执行赦令等恩泽
十、重命令，严肃中央政令。
仁宗皇帝对范仲淹提出的大多数内容予以采纳，并参考其他大臣的建议，颁布了多道诏令，实行“新政”。
十月，仁宗根据《十事》之“择官长”和欧阳修的建议，颁布了新政的第一道诏命，即选任了一批按察使，派往各路视察官吏状况。范仲淹根据按察使送上的有关各地官吏状况的报告，亲自圈选各路长官，见到不合格的，立即以笔勾去。
富弼看着范仲淹勾人都觉得心惊肉跳，提醒范仲淹说，“你在名单上勾勾画画倒是容易，这一笔下去恐怕这一家人都要哭了。”范仲淹回答说，“一家哭总比一路哭要好些吧。”
新政陆续实施，很大程度上打乱了原有的行政秩序，触动了许多官僚的利益。
“庆历新政”期间，一些滥竽充数的干部被刷了下去，一批精明能干的人登时了历史舞台。范仲淹的改革以整顿吏治为第一目标，在他的主持下，朝廷决定向各地派出按察使，专门监督地方官吏，大胆揭发各地官吏的不法行为，并要求朝廷立即罢免他们的官职。
吏治整顿如火如荼，以王拱辰为首的御史台保守派极其抵制，认为是一项苛政。监察御史包拯担心范仲淹派出的官员的素质参差不齐，而且按察使权力过于专断，有可能因人废事，因此他上奏章《请不用苛虐之人充监司》。反对新政的朝臣们以为包拯是自己的同党，也随之大举弹劾范仲淹。
改革不到半年，朝廷中对新政的措施便议论纷纷，以夏竦为首的反对派更是千方百计地攻击范仲淹为首的革新派。
公元1051年，包拯看到了“庆历新政”带来种种好处，又专门上奏《请录用杨纮等》，表态支持庆历新政改革。包拯的这次上章被宋仁宗采纳，一批改革者官复原职。
公元1057年3月，仁宗帝任命包拯任御史台最高长官——御史中丞，成为监察百官的首脑人物。
宋仁宗嘉祐四年（1059）京城开封发生一起因房屋归属产生的纠纷案。有个叫刘保衡的富商开了一家酒场，却因经营不善欠下官府一百余万文酒曲钱（税收）。
主管国家财政的三司使张方平屡次派人督催刘保衡还债，刘保衡不得不变卖家产以还债，刘保衡的房屋豪华气派，张方平在刘保衡拍卖家产时以较低的价格买下了他的房屋。此后不久，刘保衡的姑姑到开封府告状说刘保衡并非刘氏后代，而是一个无赖地痞，无权卖掉刘氏祖宗基业。
开封府派人调查后发现刘保衡姑姑所说情况属实，如此一来，当初购买刘保衡房屋的三司使张方平就成了风口浪尖上的人物，嫌疑极大。包拯当时任御史中丞，立即上书弹劾张方平，指责他身为朝廷大员，掌管三司使，却乘人之危强买所管辖富民的住宅，理应罢免。张方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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