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庆历新政

    第十六章 庆历新政 (第1/3页)

北宋庆历年间，官僚机构庞大而臃肿，行政效率低下，各级官员缺乏进取心，官员过多问题突出，人民生活困苦，辽和西夏一直威胁着北方和西北边疆。

    为了解决国家的确财政危机和军事危机，富国强兵。仁宗帝决定调西北前线的正副统帅回朝掌管枢密院，其中夏竦任枢密使，范仲淹、韩琦任枢密副使。启用一批革新派官员对朝政进行改革，以重振国威。

    虽然范仲淹离开朝廷已经七年了，但朝中仍有一批少壮派官员一直强烈支持和拥护范仲淹的政治主张，反对宰相吕夷简。

    七年之前，范仲淹上奏《百官升迁图》议论朝政，指出吕夷简以权谋私、任人唯亲而被指为朋党贬到饶州。范仲淹被赶出朝廷时，集贤校理余靖上言为范仲淹鸣不平，因此获罪，被贬到筠州监管酒税。

    馆阁校勘尹洙则声称就是范仲淹的同党，若得宰相吕夷简大怒，将他贬到了郢州。

    馆阁校勘欧阳修也写信指责谏官高若纳，说范仲淹无罪被逐，高若纳身为谏官，不分是非，不向皇帝谏言，实属无耻之徒。高若纳气不打一处，立即将信件上交仁宗，结果仁宗皇帝震怒，将欧阳修贬到夷陵县任县官。

    馆阁校勘蔡襄目睹言者均被贬职，心中感到愤愤不平，写了《四贤一不肖诗》五首，赞誉范仲淹、余靖、尹洙尹、欧阳修四人，讽刺奸臣高若纳。一时京城士人争相传抄《四贤一不肖诗》：

    人禀天地中和生，气之正者为诚明。

    诚明所锺皆贤杰，从容中道无欹倾。

    嘉谋谠论范京兆，激奸纠缪扬王庭。

    积羽沈舟毁销骨，正人夫从奸者朋。

    主知膠固未遐弃，两轓五马犹专城。

    欧阳祕阁官职卑，欲雪忠良无路岐。

    累幅长书快幽愤，一责司谏心无疑。

    人谓高君如挞市，出见缙绅无面皮。

    高君携书奏天子，游言容色仍怡怡。

    反谓范文谋疏阔，投彼南方诚为宜。

    永叔忤意窜西蜀，不免一中谗人机。

    汲黯尝纠公孙詐，弘於上前多谢之。

    上待公孙礼益厚，当时史官犹刺讥

    司谏不能自引咎，复将忆过扬当时。

    四公称贤尔不肖，谗言易入天难欺。

    朝家若有观风使，此语请与风人诗。

    这篇诗作一出京城，士民争相传抄，大有洛阳纸贵之势。此时，契丹使者闻悉购得此名篇刊本回去，张贴在幽州馆里品赏。若干年后，大宋出使契丹的官员甚至还在契丹境内见到此诗。

    过了一年，范仲淹正在知润州任上，有地方发生了地震，朝廷照例召集群臣议论灾异，史馆叶清臣上奏皇帝说：“自从范仲淹、余靖等因为言事被逐，臣民们都不敢议论朝政了，希望陛下能切实反省，引过自责，善待敢于直言之人。”

    七年之中，朝廷中不断有人为范仲淹讲话，范仲淹又在西北前线立下大功，仁宗皇帝终于决定重新重用范仲淹这一批革新派官员，以改革国家弊政。

    朝廷先后下旨调夏竦任枢密使，范仲淹、韩琦任枢密副使。范仲淹因为西北战事还没有结束，五次上奏要求继续留在西边前线，驻守边关，但未得到仁宗皇帝的同意。

    在将范仲淹调回京城之前，宋仁宗皇帝还任命了欧阳修、王素、蔡襄三人知谏院，余靖为右正言。朝中吕夷简一派看到范仲淹的人占据谏院，便再次攻击他们私结朋党。

    欧阳修怕皇上再次听信吕夷简一派谗言，特意写了一篇《朋党论》进献。在《朋党论》中，欧阳修对朋党进行了重新定义，指出，朋党也分君子之朋、小人之朋，君子结党，遵循道义，小人结党，为利所驱，因此皇上应该屏退小人之伪朋，而进用君子之真朋党。

    仁宗皇帝看了欧阳修上表的奏章，觉得很有新意，非常欣赏。

    谏官欧阳修、余靖和御史中丞王拱辰认为夏竦在陕西期间，畏惧怯懦，毫无建树，而且诡计多端，奸邪狡诈，一致反对夏竦任枢密使。此后仁宗皇帝连续收到反对夏竦入京的奏疏，最后不得不撤消对夏竦的枢密使任命。

    当范仲淹回到京城时，发现朝廷中已经大变模样。仁宗皇帝已经免掉了吕夷简的宰相职务，改任司徒、监修国史。新任的宰相一位是举荐过范仲淹的晏殊，另一位则是章得象，另一位枢密副使富弼，是晏殊的女婿，四位谏官欧阳修、蔡襄、王素、余靖，这些人一直以来都是范仲淹改革的坚定拥护者。只有御史中丞王拱辰是吕夷简的旧党。

    不久，仁宗皇帝又对宰相班子进行了调整，任用范仲淹和贾昌朝为参知政事（相当于副总理），任命杜衍为枢密使，韩琦和富弼为枢密副使。

    仁宗皇帝这次起用范仲淹等人，目的比较明确。朝廷正在经历一个多事之秋，先是西北开战，接着沂州士卒王伦率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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