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庆历新政 (第3/3页)
就此被朝廷免去三司使的职务。
张方平被包拯参了下来，仁宗皇帝就提拔自己的得力爱将宋祁为三司使。
宋祁是北宋文学家，宋祁出任三司使的消息一出，包拯就坐不住了，马上上书弹劾宋祁，理由是宋祁的生活作风极差，奢靡享乐痴迷于蓄妾纳妓。
他在任益州知州时每顿饭必不少于36味菜，其中有12味荤菜，12味素菜和12味半荤半素的菜。他还养着32名侍女分别为他摇扇、捶背、敲脚。在他下榻的床边每夜都有一名丫环通宵守候照顾他的随时需要，稍有姿色的良家少女一旦被他看上，他必定千方百计地将纳为小妾。这种道德败坏的人怎么能做管理国家财政的三司使。
连续两个三司使都被包拯弹劾了，仁宗皇帝很苦恼：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倒是谁来当这个财长合适啊？一天早朝，宋仁宗突然盯住了包拯，觉得由包拯担任三司使也是合造的人选。包拯也没多想，当场就把这个职务接受下来，他觉得这是皇帝对自己的最大信任，理当鞠躬尽瘁、为国效力。
由于包拯素来清廉，朝中百官皆无异议。就在这时，欧阳修立即写了一篇《论包拯除三司使上书》的奏章，极力劝谏宋仁宗不能签署任命书。他在奏章中指出，包拯连续参倒两任三司使而又让他接任该职，很容易让人怀疑他最初的动机，不是为了国家，而是为了让自已坐上这这个位置才这么干的。即使包拯问心无愧，也避免不了人们对这件事情的嫌疑。
这时候，包拯也觉得由自已任三司使甚为不妥，便向皇上递交了辞呈，但没被批准，只得以龙图阁学士的身份兼任这个重要职务。嘉裕六年（1061）年，才改任枢密副使。
庆历新政，范仲淹入朝而夏竦被逐一事，曾令国子监直讲石介十分兴奋。当时石介写了一篇《庆历圣德颂》，将范仲淹等人入朝称为“众贤之进”，将夏竦被逐说成是“大奸之去”。夏竦对此怀恨在心，开始想办法整石介。
富弼入朝后，石介写信给富弼，鼓励他“行伊、周之事”。夏竦得知此事，唆使家中婢女模仿石介笔迹，练成之后，篡改了这封信件，将“行伊、周之事”改为“行伊、霍之事”。伊尹、周公连称是指周朝辅佐天子的贤臣，而伊尹、霍光连称是汉朝废立国君的奸臣。
这一改非同小可，等于诽谤改革派的势力已威胁到君权。此事传出，范仲淹与富弼十分恐惧。为了避嫌，立即请求出朝巡边，不久分别出为陕西河东宣抚使和河北宣抚使，庆历新政陷入僵局。
这时，宋夏和议形成，各地的叛乱与起义也已镇压平息，仁宗皇帝突然觉得本是太平盛世，而新政只能引起纷争不断，令他厌烦。不久，富弼的岳父、范仲淹和欧阳修的引荐人晏殊罢相，谏官蔡襄和孙甫等人自求外放，新政的领袖与骨干几乎全被排挤出朝，朝中只剩下枢密使杜衍尽力保护尚在朝中的革新派官员。
然而反对派并不罢休，杜衍的女婿、进奏院的苏舜钦在一次活动之后宴请来宾，席中有位王益柔戏作了一首《傲歌》助兴，诗中有“醉卧北极谴帝扶，周公孔子驱为奴”两句。
御史中丞王拱辰得知此事，指控苏舜钦等人诽谤周、孔，犯大不敬之罪，要求诛杀王益柔。幸得韩琦及时进言，仁宗才从轻发落，将苏舜钦从官府中除名，将王益柔等人贬官了事。王拱辰等成功打击了改革派官员，甚为得意，声称“一举网尽”。
接着反对新政的一派官员继续攻击新政官员相互支援、结为朋党，仁宗又开始听信传言，对改革派的支持进一步动摇。
庆历五年，范仲淹、富弼被正式罢去宰相职位，贬为知州，杜衍罢相，韩琦也被挤出朝廷。
随着革新派官员被尽数赶出朝廷，新政的各项措施也在反对声中被基本废除。
同一年，石介也被外放到濮州任通判，未到任所便在家中病亡。当时，徐州狂人孔直温谋反，败露后被杀抄家，恰好查到石介以前与孔直温的来往书信。夏竦借此大作文章，编造无中生有的谣言，向仁宗帝报告，说石介其实没有死，被富弼派往契丹搬救兵去了。
这一招狠毒至极，仁宗帝闻讯，大为震惊，下令派官员要对石介开棺验尸，参加石介丧事的数百人集体联名上奏，证明石介已死，才幸免开棺，但石介的子孙仍被当作罪人交池州拘管。
欧阳修对此义愤填膺，认为反对派对革新派是赶尽杀绝，企图让革新派再无翻身的机会。庆历六年（公元1046年）的一个秋夜，他含泪打开石介的遗著《徂徕集》，写下了一首五言长诗《重读徂徕集》，哀悼石介，诗中写道：
当子病方革，谤辞正腾喧。
众人皆欲杀，圣主独保全。
已埋犹不信，仅免斫其棺。
此事古未有，每思辄长叹。
我欲犯众怒，为子记此冤。
下纾冥冥忿，仰叫昭昭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