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时计拙--书生误国 (第2/3页)
有诱惑力的条件，崇祯首先想到：若他一人接受这些条件，未来史家将认定他为“偏安之君”。于是皇帝看看身边的魏藻德，这位首辅大人同样想到了未来的史家，他沉默不语，拒绝为此决定分担责任。皇上气得发抖，未作任何决定便打发走谈判代表，然后“当着魏藻德的面猛击龙椅，并将其一把推倒。魏藻德慌忙退出，谈判之事遂再未提起。”（《洪业》，第83页）次日，闯王率大军进城，大明的皇都陷落了，而失魂落魄的崇祯只得一个人爬上煤山，找了棵歪脖树龙驭上宾于天去了。
尼采曾讲过：一个民族“当腐败登峰造极并且爆发五花八门的暴君争斗时，必然会有凯撒式的暴君出来收拾残局，结束一场为争夺专制统治权而斗得精疲力竭的角逐”。（[德]尼采：《快乐的知识》黄明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版，第23页）这话说的似乎是常理，不过在明末之际，出来充当凯撒的却是文臣、书生们怎么也料想不到的满洲大酋长！他们带领着白山黑水间重新崛起的游牧部落，一直虎视眈眈地关注着明朝的内乱，当最佳攻击时机出现后，便毫不犹豫地猛扑下来！
其实，早在万历十五年，辽东巡抚就报告了建州努尔哈赤扩张的消息，并参劾其部下违背命令改剿为抚。可当时的首辅申时行却“认为这完全是一件小事，不值得引起内外文官的不睦；所以他又以和事佬的身份出面调停，建议皇帝视双方的互相参劾业已彼此对消，也不再作是非可否的追究。”（《万历十五年》，第119-120页）从这件事可以看出，在明朝上层文官心里，朝堂内部的权力平衡才是一等一重要的大事，至于东北游牧部落区区一个酋长赢了明军几阵，倒没什么大不了。
十分遗憾，端坐朝堂中的大明文官们错了，因为兴起的建州女真在扩张过程中不断与周边民族，尤其是北地汉人接触，其中有战争也有结盟，有仇杀亦有通婚，这使许多蒙古、突厥，甚至汉族的血脉溶入其中。新生的“满族”具有了比其前身“女真族”更大的包容性，尤为重要的是：溶入满洲的北地汉族军户对新王朝的建立产生了深远影响。
相比于其他地方卫所中军力的衰败局面，驻轧于辽东的汉族军户依然保持着较强的战斗力，他们仍能做到严格将其军籍世代相传，而这些关外驻军内部也渐渐形成很强的官兵间的人身依附关系，以致于朝中很多文官将这些人比作唐末割据边关的军阀。与此同时，在一个“文极”社会中，长期生活于边关的武人阶层日趋边缘化，他们不仅得不到国内社会的理解与尊重，而且其军事行动也往往受制于文官。久而久之，辽东武人与关内同胞的心理距离越来越远，却与经常刀剑相*的游牧民族在气质上多了几分相似。
因此，当东北的满人还未汉化前，已经有不少辽东武人进入到满洲的上层，如负责为努尔哈赤处理同明朝、朝鲜的所有往来文书的达海，被努尔哈赤招作额附的费英东，日后封为三等公的费英东之子图赖等人。同时，除了这些被吸纳入满族部落的汉人外，17世纪初随着清军大规模扩张，许多汉族战俘沦为胜利者的“包衣”，他们不仅带来了制造兵器、开矿冶铁的技术，而且使满人渐渐意识到一个更广大世界的存在。
1618年，随着抚顺守将李永芳降后金，一批辽东士大夫（包括秀才范文程）得到努尔哈赤厚待，成为满清开国的重要谋臣，他们贡献的知识使满洲高层统治者对中原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之后，较早归顺满洲政权的辽东边民宁完我又建议皇太极：要理解文治之术，应当阅读如《四书》、《孙子兵法》、《资治通鉴》等汉族经典，他还主张校法明六部制度，管理后金政府。明朝叛将佟养性则为满洲军队组练了炮兵部队，使满洲骑兵的战斗力大为跃升……
在这一时期，明朝边将则陷入尴尬之境，给养不足，朝廷腐败，正直有能力的将军不时成为朝中党争的牺牲品，熊廷弼、袁崇焕先后身赴东市、含冤而死，致使许多寒心之将临敌倒戈，而满洲统治者又适时做出与明廷截然相反的姿态迎接他们。皇太极曾对降将孟乔芳说：“朕不似尔明主，凡我臣僚，皆令待坐，吐衷曲，同饮食也。”（《洪业》，第48页）这令武将大受感动，从此在一个更适于他们发挥能力的地方奔走效命。
当然，沦落为奴的大部分汉人经历悲惨，但为满洲所用，特别是前几批加入满洲的北地汉人，却受到满洲统治者的重用，甚至看作自己人，譬如在1654年宁完我便被列名于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满洲臣僚之中。通过起用这些进入满族部落的汉人，加速了满清统治者的汉化进程。“其实，自1631年大凌河城陷落后，就再未发生过严格意义上的满汉之间的战争。从那以后，后金的许多作战和准备工作都是由汉人指导的”。（《洪业》，第61页）
当吴三桂领着辫子军冲入山海关，整个北方一片大乱之际，南京高大厚实的城墙后面却是另幅景象。作为社会中坚力量的士生官僚阶层依旧沉迷于风花雪月之中，长久的文化积垫使他们能够以优雅、精致的方式来追求活色生香的享乐生活，同时又会在极尽欢娱后，陷入泛着淡淡佛光的虚无情绪里，世间万事流转无常，一切有为法最终不过是空无。
在这种完全以自我为中心，充满虚无情绪的逍遥状态里，文臣士子暂时忘却了周遭的世界！北地山河丧尽，国家风雨飘摇，可不少“江南才俊”照旧醉于闹市，眠于红楼，尽享才子佳人的柔情蜜意，真是：“江南花发水悠悠，人到秦淮解尽愁。不管烽烟家万里，五更怀里啭歌喉。”（[清]孔尚任：《桃花扇》，齐鲁书社2004年版，第26页）
然而，时势*人，文臣士子终于得面对塌下来的江山，而此时他们手里攥着的却只是些空洞的、抽象的道德教条，除了危言高论、纸上谈兵外，便陷入对世界不切实际的巨大幻境里不可自拔。真君子也好，假道学也罢，统统不了解实际情况，在缺乏相关技术手段和组织机构的情况下，仅靠些道德说教，既无回天之力，又屡屡误判时局变化。
当这些人围绕在南明的新核心弘光皇帝周围时，并没有出现同仇敌忾的形势，倒是生出许多新的是非。由于崇祯迁都计划流产，南方在确定帝位继承权时陷入混乱。明朝皇子众多，据估计17世纪初，登入皇族名册的人就超过8万！而太子在京城失踪，旁系皇族理论上就都有可能成为皇帝候选人。同时，在推举皇帝的标准上，朝臣又分成两派，一派以东林党人兵部待郎吕大器、礼部待郎钱谦益和翰林院詹事姜曰广为主，主张以“贤”取人，他们推选贤明、谨慎的“潞王”为帝；另一派则以凤阳总兵马士英为主，主张以“亲”取人，推选万历的嫡孙“福王”朱由崧为帝。
就在文臣们自以为德者无敌，潞王自然会登基时，马士英却四下活动，联系四镇军阀，取得他们支持，又打通对文官当权十分不满的南京勋臣的关系。在兵荒马乱时，自然谁手里有兵谁当皇帝，两方对比，南京文臣只好将帝位拱手奉于福王。因为举贤派多是自命君子的东林、复社成员，马士英自然而然地与阉党残余联成一片，当曾经投靠阉党的阮大铖复出时，朝野一片哗然，可在马士英执意坚持下，大家还是默认了。这样，朝中党争复起，各方只要寻到些机会，便会发起攻击。
政坛不稳，而南明掌握的军力更是令人气馁。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手头只有1.2万人，他与其他大臣都很清楚，靠这点兵，莫说收复失地，连南方也绝难保住，所以必须借助各路军阀。而在北方大顺政权和南明之间存在有四大军阀，成份混杂不一：自幼从军于辽阳的黄得功镇守庐州，他治军虽严，却老想着趁火打劫；曾任山东明军统帅的刘泽清在北京陷落时不但不北上求驾，反而一路南下直抵凤阳，在那里劫掠杀人；同在凤阳一带活动的刘良佐原是北直隶的盗匪，后招安入明军；最为史可法器重的是高杰，高杰本是李自成的部将，因与李自成的妾通奸，投降明朝，其部队作战力虽强，却也不乏匪气。除此之外，还有控制着湖广地带的左良玉军团，福王称帝后封他为“侯”，可他一直按兵不动。
这些军队合起来，据称兵丁过百万，可实际上能战者不过十万，且兵匪混杂，善战者少，善劫者众。另一麻烦在于：南明政权任命四大军阀镇守四镇要害地区后，却发不出军饷，所以四镇干脆就地取材，抢夺百姓，甚至彼此火并，争抢富裕地区。加之此辈之间私仇颇深，每次军事行动时，都欲先置对方于死地而后快，根本谈不上联手抗击清军。于是，北方形势危机时，高杰却与黄得功为争抢扬州，大大出手，史可法为平息争端只得离开南京，亲守扬州。
面对弘光政权这幅烂摊子，文臣书生象他们北方的老前辈一样，继续提出一个又一个空洞无用的计划！松江几社（复社内部最著名的组织之一）的实际领袖陈子龙在南京兵部任职负责南京防务时，便主张建立一支以儒家精神激励着的子弟兵，同时借助山东、河北的“义士”，兴师北伐，一举收复失地。陈的建议中还有另一层意义，即让弘光支持江南主张北伐的“众贤”之意，趁机打击朝中阉党势力。至于北伐的基础何在，陈子龙认为这是民情所向，他心中，北地“义旗云集，咸拭目以望王师。”（《洪业》，第121页）
比这更有想象力的是大儒刘宗周的建议，刘宗周时任左都御史，他一上任就指责高杰、刘泽清等人土匪出身，是自私、投机分子，君子不屑与之同伍，继而又主张那位“万事莫若杯在后，一生几回月当空”的弘光皇帝御驾亲征，并相信一旦如此，百姓便会群起响应，北地须臾可复矣。此论一出，刘泽清立刻上疏参劾，马士英也以欲危害皇帝性命的理由弹劾他，朝中勋臣趁机将打击面扩大到所有支持姜曰广的“阁臣”身上，结果刘、姜双双罢官回家，“北伐宏业”在一片吵闹中不了了之。
与这些人相比，同为书生出身，却执掌着兵权的官员就现实多了。马士英也好，史可法也罢，都不幻想着迅速收复中原，虽然史可法也强调进攻，但主要思路是以攻为守，保住南京。可他们还是犯了一个致命错误，尤其是史可法，排兵布阵“只顾守卫淮安地区和南京，而忽视对付来自北方日益增长的现实威胁的思想。总之在史可法看来，最主要的敌人显然是农民军而不是清军。”（《洪业》，第113页）与史可法一样，南明许多官员对农民军的仇恨和恐惧远大于清军，他们担心清军与农民军联合，所以乐得旁观清军与农民军在中原厮杀。“以夷灭顺”的思想使南明军队错过一次次战机。
文官对南下清军的误判，主要在于他们对敌人知之甚少，很多人只是根据对以前蒙古部落的印象和查找历史书本上的记载进行判断，而没有也不愿进行复杂的实际情报搜集工作，从而想当然地把清军等同于传统游牧部落。的确，传统游牧民族没有城市管理经验，他们对中原只是进行周期性的抢劫，甚至在游牧民族看来，城市是一种累赘。十世纪时契丹人攻占开封，竟不知如何处理，只好退出该地；成吉思汗的部下劝他缓攻西夏时也说：“唐兀人（即西夏人）住在城里，总是可以在原地方找到他们。”（[法]格鲁塞：《蒙古帝国史》龚钺译，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272-273页）然而，清军在未入关前已开始汉化，入关就为夺天下。
当清廷扫灭中原义军残部后，自然没回老家，反而大举南下，直扑南京，这使等着坐收渔利的南明部队乱作一团。1645年1月，史可法命高杰率部进驻淮州，与那里的许定国部一起阻击多铎的部队。由于高杰降明之前曾杀害过许定国一家老小，许恨透了这位“反贼上司”，加之许已生降清之意，所以借宴请高杰之机，把高杰和他的卫队杀得一个不剩，然后投清而去。高杰部群龙无首，史可法建议由深孚众望的李本深（高杰之婿）继任，马士英担心这将强化史可法对高杰部的控制，百般干扰，另派自己系的人来接任，众将不服，四散走空，史可法沿黄河的第一道防线就这样破裂了。
此时，史可法不得不亲自北上击敌先锋，希望通过主动攻击来援助徐州守将李成栋。然而黄得功得知高杰被害和史可法北上的消息后，又打起了扬州的主意，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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