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时计拙--书生误国

    危时计拙--书生误国 (第1/3页)

1644年4月23日早晨，当大顺军队攻到离紫禁城仅有65公里的昌平时，“崇祯皇帝主持了最后一次正式朝会。他步入大厅，登上宝座后，环顾群臣，不禁潸然泪下，‘诸臣亦相向泣，束手无计’。皇上所能做的只是拟定一份诏书，宣布：‘文臣个个可杀。’既而又有大臣以可能有损官民士气为由，劝皇上收回了此诏。”这一天的朝会就这样不了了之。到4月25日，崇祯独坐在朝堂上，环顾空荡荡的大殿，不禁长叹道：“诸臣误联也，国君死社稷，二百七十七年之天下，一旦弃之，皆为奸臣所误，以至于此。”三天后，宫廷内待在煤山的一棵松树下发现了身着蓝袍红裤的崇祯尸首，旁边有他手书的“天子”二字。（[美]魏斐德：《洪业——清朝开国史》陈苏镇薄小莹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8月第1版，第82-84页）

    崇祯带着对身边大臣深深的恨撒手人寰，而这恨确如刀子般扎进许多臣子的心头，没过几天，京城中就有40多位重臣相继自杀。面对此景，无怪乎后来杀入京城的满清首领们更愿意把南明的崩溃当作明朝终结的标志，因为看上去崇祯并不像传统意义上的“亡国之君”，而被崇祯责为“奸臣”的诸大臣，也以自杀之举表明他们也不是什么“亡国之臣”。然而，断送大明江山的恰恰就是这些不似亡国君臣的君臣。

    有明一朝，以德以国，所以上自朝堂、下至乡里，调节行止除了非打既杀的刑律外，大量事务主要依靠一些抽象的道德律。因而，就会出现海瑞在处理民事纠纷时的那种简单做法，即“凡讼之可疑者，与其屈兄，宁屈其弟；与其屈叔伯，宁屈其侄。与其屈贫民，宁屈富民；与其屈愚直，宁屈刁顽。事在争产业，与其屈小民，宁屈乡宦，以救弊也。事在争言貌，与其屈乡宦，宁屈小民，以存体也。”（黄仁宇：《万历十五年》，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5月第1版，第139页）

    这种建立在抽象道德律基础上处理事务的方法看似荒谬，但究其初衷也不无合理之处，以德治国的设计者们致力于维持一种简单质朴的社会生活，同时也只有在这种简单质朴的社会中仅靠几条道德律就能发挥积极的维系社会和谐的功能。所以，自洪武皇帝始，大明的高层统治者一直努力消除使社会趋向复杂的各种因素，重农轻商，建立严格的户籍制度，禁止百姓私自迁移，建立高度的中央，剥夺地方官员的自主性……如果社会永远处在简朴状态，治国之法便也简单，只要士生官宦阶层沉浸于抽象道德体系中，以身作则，并促使举国百姓亦严格遵循之，江山自可稳固。

    可惜，随着国家步入盛世，社会上下还是不可遏制地日趋复杂起来，人心不古了，而且许多事就是坚守道德原则也解决不了，否则便出现海瑞式的荒谬做法，只能引发更大纠纷。因而，为了既不违祖制，又能在现实中把复杂的事给做成，在社会治理方面不得不分裂为两大块：一块停留在盘踞于京城的士生、官僚、皇帝的脑壳里，那是一个由道德原则左右着的虚幻社会；另一块则活生生地摆在前线的军官、士卒，官府的幕僚、小吏以及乡里的地主、商人面前，这是一个充满复杂棘手问题的现实社会。分裂开来的两块社会相互隔绝地平行存在，两边的人们也互不理解地生活着。

    这种分裂的局面就如从中间断开的房子，如果没有外力冲击，倒也能够勉强立着，即便要倒也不会那么快。然而，大明帝国的周遭自始至终都不乏强劲的野蛮部落，它们不仅时时冲击着大明的江山，尤其是到了大明的广厦从中分裂时，旁边的野蛮部落却在部落厮杀的烈火中溶炼为一，像一只坚固沉重的撞城锤，狠狠地向大明城门撞来。因而，当满清的铁骑挥鞭南下时，明庭在军事上的一连串失误将这种分裂状态的危害显露无遗。

    明太祖开国之初曾模仿北魏、隋唐的府兵制，又吸收元军制中某些要素建起“卫所军制”：每卫5600人，下设5个千户所，各1120人，卫所军士每人授田50亩，给耕牛农具，并免田租徭役，卫所官兵都由身份永远不变的世袭军户充任。这种半军半农、自给自足的军屯制度不仅使国家迅速拥有了强大的武装力量，还节省下朝廷大笔军饷开支，可卫所制度也有颇多隐患，“军屯没有事先作出计划，进行周密准备，没有进行过实际调查，没有做过试点，也没有建立起专门管理的部门。”（黄仁宇：《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阿风等译，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6月第1版，第76页）

    同时，明朝会计账目极混杂，朝廷竟然始终也搞不清各卫所的经济实情。至15世纪后期，王公贵戚、地方官僚开始把卫所军士变为其劳工、农奴，商贾势力也浸透进来，军官贪污受贿，士卒不堪其苦纷纷逃亡，军力迅速衰落。以北京周边78个卫为例，“原有38万人，至16世纪初，只剩5—6万人，而其中实际*兵器者仅有1万人。蒙古骑兵曾攻至京郊能看到北京城门处，明军竟不敢前去应战。”（《洪业》，第409页）

    国家兵制颓败如此，可京城中固守于道德律令简单世界中的士生官宦阶层却并不了解实情，自然他们不愿了解，也不能了解。于是想当然地觉得大明朝天威浩荡，四方来服，即便有番邦挑衅，天子大军一到，顷刻可令敌阵崩溃。因此，每当边关守将报告不利军情时，得到的多半是一通不分青红皂白的斥责。

    1609年深知明军虚弱的辽东经略熊廷弼意识到努尔哈赤的威胁，他奏请朝廷考虑，不得已时可向这位新崛起的酋长暂作让步。朝中“言官”将熊的建议看作“带有怯懦、绥靖的味道，只会鼓励而不能阻止努尔哈赤的入侵。两年后，熊廷弼被弹劾，调离辽东，努尔哈赤征服天下的势头却继续发展。”（《洪业》，第14页）

    1616年努尔哈赤吞并女真各部建立后金王朝，两年后辽东重镇抚顺被后金攻陷，又过了一年，后金军队大破明军，取得萨尔浒大捷……一系列的失败似乎要将文官们从梦中惊醒，可1626年袁崇焕宁远大败金军的消息传至京城，朝野一片欢腾，大家长出了口气，重又飘飘然起来，全然忘了明军防备整体脆弱的事实，随即毫无策略地断然拒绝皇太极的议和要求，使疲惫的国家错失了一次喘息修整的好机会。

    北边危机未减，明朝内部又陷在农民起义的泥潭里，由于连年对女真用兵，“朝廷一方面对尚可控制地区的人口增加税收，另一方面大量裁减对朝廷威胁还较小的西北地区的雇役。李自成就是朝廷为节省支出而裁减的驿卒。”（[美]史景迁：《追寻现代中国》黄纯艳译，上海远东出版社2005年4月第1版，第21页）于是被裁的兵卒不可避免地和大量破产的流民结合到一起，1627年陕西爆发一系列兵变和叛乱，虽然在1636年这些叛乱被暂时瓦解，但起义者活动范围却扩至湖广、河南和陕西交界的大片地区。

    1637年后，李自成和张献忠的两支大军联合，转败为胜，势不可挡，之后二人的分裂使他们在1641年各自受到明军重创，可时至1642年，明军还是最终失去了军事优势。这场大乱充分暴露出国家基层行政能力和卫所制度的败落，朝廷已渐渐失去对县乡政权的控制权，赋税结构更是残缺不全。

    真是屋漏偏逢连阴雨，朝堂上“东林”与“阉党”两败俱伤后遗留势力仍对峙朝野，至天启年间，民间文人社团“复社”兴起，社员自命君子，誓与阉党不两立，随着这些人纷纷入仕，朝中出现所谓“小东林”势力，政坛恶斗复起。可悲的是，自1630年温体仁和周延儒共执首辅以来，辽东战事危机竟被当作党争磨盘下的谷米！许多朝臣以为：区区几场失败毕竟断送不了大明江山，而利用这些失败打击政敌倒是极佳手段。

    于是，任何一方在战略战术上提出合乎实际的退守之策时，都会被另一方利用，上升为爱国还是卖国的道德原则问题。1638年对现实困境有清醒认识的兵部尚书杨嗣昌上疏指出：朝廷无法同时应付两场战争，必须马上与清议和，同意割让土地并恢复被明朝单方面关闭的边贸，以集中兵力剿灭内地叛军。为打动皇帝，杨嗣昌还借彗星出现大做文章，让人觉得议和合乎天意。然而“杨嗣昌立刻被复古派打上了绥靖的印记。这些自命的‘正人君子’对袁崇焕收复失地的主张仍然恋恋不舍，齐声斥责杨嗣昌违背朝廷既定的收复北土的方针。一时反对议和的呼声甚嚣尘上，致使皇上根本不敢采纳杨嗣昌的主张。”（《洪业》，第40页）

    1641年清军连败明军，这使崇祯又想到杨嗣昌的建议，于是他密令新任兵部尚书陈新甲派人向皇太极询问媾和条件，可一时疏忽，这份密件经塘报传抄于外，结果“不出所料，此事在复古派中立刻激起轩然大波。皇上迫于压力，不敢对此负责，遂以越权为名，将陈新甲逮捕弃市。”此后松山失守，清廷主动提出议和，“崇祯皇帝由于对议和心有余悸，竟不敢在朝廷上公开讨论此事。”（《洪业》，第44页）

    连皇帝都屈服于朝中空洞却又强大的道德舆论的压力，也就无人再敢言“议和”二字了。1644年1月3日，面对迫在眉睫的大难，大学士黄景昉冒险请求皇上从东北前线调吴三桂部回守京师，同时鼓励豫陕一带豪侠士绅组练乡兵，创立地方政府。崇祯知道此折一出，朝会上定起风波，只好偷偷将它丢在一边，从而明廷一直未能从辽东调兵侧击义军，这也使清廷断了与明议和之念。

    滑稽的是，当良策被拒时，一些愚腐无用、不着边际的总体改革建议却屡受表扬。如大学士蒋德暻根据《明会典》，“要求朝廷恢复明太祖时会集众臣举行射礼的做法。他认为倘能如此，则尚武之风可兴，卫所之制也可复振。皇上称赞说这真是个好主意”；（《洪业》，第75页）又有一位大臣提出：缓和明军与农民之间紧张关系的关键是要告诉士兵不要压迫百姓，崇祯也认为是良策，可军需从何而来却无下文；直到户部尚书倪元璐在离崇祯上吊仅35天时仍主张道德是头等重要之事时，装糊涂的皇上再也撑不住了，质问道：“倘若道德果真如此重要，在拖欠前线军饷之时，将如何以之解救国难呢？”（《洪业》，第455—456页）

    就在这样无用的奏章满天飞时，清军*关，李自成也兵临城下，京防三大营皆尽老弱病残，大难将至！1644年初，翰林学士李明睿终于在崇祯的一次私下召见中大胆提出了“南迁”建议，按其最初想法，皇上“取道山东，装作到文王与孔子庙朝圣。一旦到了曲阜，御驾便可快马加鞭南下，20天即可赶到比较安全的淮安地界。”（《洪业》，第77页）“南迁”固然好，但李明睿实在书生气十足，在他看来只要皇上出动，必然群情振奋，国之龙虎将起而响应，天下也就在股掌之间了。可当崇祯问起具体安排时，李的计划便漏洞百出，大队人马出行无钱无兵，山东一带又兵匪纵横，道路破坏严重，国家驿站体系也荒废多年，怎么走得了呢？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南迁”不可避免地触发了朝中南北官员之争。北方官员明白如若迁至南京，放弃中原，就断了自家根基，故而主张坚守京城，而南方官员则大半主张立即南下，双方引经据典，计划一改再改。本来皇帝南迁，太子留守，后来竟倒了过来！崇祯知道留下必要“死社稷”，公开廷议时显得十分不快，忍不住道：“言迁者欲使朕抱头鼠窜耶？”。（《洪业》，第80页）几位大臣急忙转舵，迁都之策被推上道德法庭，不但犯弃土之罪，还有阴谋拥立太子之嫌，吓得主张南迁的官员个个噤若寒蝉。结果，南迁计划的流产致使满清统治者比较完整地接管了明朝中央政府，也使南方抵抗力量的权力来源暧昧不清，诸王并起，互相削弱。

    被空洞道理困在京城里的君臣只能眼睁睁看着李自成开到西直门下，谁知这时居然出现了“奇迹”！1644年4月23日（也就是君臣对泣一场后）李自成派来的谈判代表提出罢兵条件：“明朝封李自成为王，赐银100万两，承认陕西和山西为其封国；李自成则负责平定国内其他起义军，并为明朝抗击满清，保卫辽东。”这位闯到皇帝老子家门口的“闯王”竟没做好取而代之的准备！

    面对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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