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时计拙--书生误国 (第3/3页)
突袭扬州，洗劫这个城市，史可法只得放弃反攻计划。至4月，徐州守将李成栋、刘良佐叛变降清，把整个南明的西北防线让给敌人。
同在4月，武昌左良玉移兵东进，直奔江南而来，打出“清君侧”的旗号，意在铲除朝中的马士英。此事起因于朝中阉党克扣左部军饷，同时，南京“顺案”闹得正盛，东林、复社成员希望借左军东进，打击阉党。虽然老迈的左良玉到九江后没几天就死了，但其大军仍一路劫夺，马士英吓得急调淮阳守军，从而削弱了抗清防线，按他的说法，“宁可皆死于清，而不可死于左良玉之手。”（《洪业》，第183页）这种分兵并无必要，左部洗劫安庆、池洲后，在铜陵被黄得功挡住，便返回九江，在那里悉数降清。
就在南明防线一道道崩溃时，南京小朝廷里又起内讧。在李自成打下北京后，许多士生官员选择了与大顺政权合作，之后他们中的一些人又辗转返回南明，如何对待这些人成为棘手问题。对此，史可法认为应以大局为重，不应拒绝南下的北地官员，更不能扩大对曾经失节官员的打击面，可阉党却在惩处降顺官员的过程中看到了打击政敌的绝好时机。
此时恰逢黄得功、高杰争扬州，史可法早早离宁，马士英、阮大铖一伙便无所顾忌地将“顺案”扩大化。“顺案”中一个关键性人物是：周钟，这位复社领袖、1643年殿试状员在北京陷落时仿佛看到了改朝换代的气象，向进城的“马上天子”献“劝进表”，其中写道：“独夫授首，四海归心，比尧舜而多武功，迈汤武而无惭德。”（《洪业》，第91页）此种背叛行为对朝中“君子党”打击甚重，马士英、阮大铖等人抓住不放，将“顺案”扩大成对南明朝中东林、复社势力的清洗，而“君子党”为求自保，想到寻求军阀支持，这又成为左良玉移兵东进的一根引线。
弘光皇帝也惹上了麻烦，他先后陷入“童妃案”和“假太子案”的泥潭。“童妃案”中，弘光对一个自称是他失散的爱妃避而不见，而且在朝中很多人相信这个女人的说法时慌忙将她处死，这使人有些怀疑弘光皇帝是否真是那个叫朱由崧的福王。而南京城破前3个月忽然又冒出个“明太子”，引得满城人心动荡，文武官员也不知如何是好，虽然“太子”被押了起来，可谁也不敢如收拾童妃似的干掉这“太子”。
这些事闹得沸沸扬扬时，扬州陷落了，史可法殉国，清军在那里进行了惨无人道的大屠杀。1645年6月3日弘光偷偷逃离南京，恐惧的百姓冲进监牢，找出“太子”，在戏班子的行头里寻了件龙袍套在他身上，便拥着“太子”登基，仿佛这样就安全了。6月4日马士英出逃，大势已去，钱谦益、赵之龙和王铎只得组个班子，讨论投降事宜，6月8日他们带着一朝文官在首府门外列队欢迎多铎的到来。
逃走的弘光最终被叛将出卖，押回南京。6月18日晚上他被带到灵璧府邸，那里多铎正举行宴会，他被有意排在同样被俘的“太子”下座，听着多铎的挖苦，弘光“想替自己辩护，但却无言以对，而且已经汗流浃背了。他只有在众人面前难堪地低下头来，装聋作哑。”（《洪业》，第200页）之后他被押往北京，第二年便被秘密处死。至于那位“太子”，据说也在次年与一些被义军利用的明皇子们一道被处决了。
诗人阎尔梅曾致信史可法，在信中表态说：只要史公一展忠信之旗，纵是文弱书生的他，亦能“潜纠河北忠勇之士，凡数万，为王师前驱，报先帝之大仇，复祖宗之疆土。”（《洪业》，第172页）等南明政权崩溃后，救国重任似乎真压到了这些信誓旦旦的书生肩头，不过他们依然坚信：只要说出忠君爱国的道理，足以唤起无数义士和义民。
在组织民间起义的书生心中，所谓“义士”起码是读过些圣贤书的地主、乡绅，他们在地方上既有很强的号召力，又十分尊重读书人，能够听从书生指挥，个个愿意毁家纾难，匡复社稷。所谓“义民”，则都应当是些朴实的庄稼汉子，这些人自觉地跟在“义士”身后，如思归的群鸟，成片、成片汇聚到复明的大旗下，同仇敌忾，索还江山！
可当书生真得拉队伍起誓时，却发现聚来的“义士”多是一些无法无天、铤而走险的亡命徒，或是顶着不知道多少条人命官司、罪大恶极的罪犯，书生本来就怕这号人，现在竟要和他们一起并肩作战，心先凉了半截。复社领袖杨廷枢的困惑典型反映出书生的矛盾心态，当太湖地区的反清武装邀他入伙时，“他问他们怎样得到给养，他们回答说：‘取自百姓’。杨廷枢说：那样的话，你们就是强盗，那还有什么正义可言？”（《洪业》，第209页）
同时，书生虽然活动于历来富庶的江南地区，但到明中晚期，随着国家逐渐陷入危机，江南的赋税愈渐沉重，至17世纪20年代，地方上的“义绅”就常和社会下层联合起来，抵制中央政府的税赋杂役，他们态度强硬，手段狡猾，与书生心目中的“义士”大相径庭，倒更象是些刁顽奸商。可是就连这种上下串通的行动到明末也瓦解了，代之而起的是长期聚积的阶级仇恨的总暴发。
作为鱼米之乡的江南随着经济发展，比粮食作物获利更多的经济作物受到普遍青睐，大批优良水田腾出来种棉花，江南消费的大米反要从湖广地区输入。再后来，由于种棉对地力破坏很大，再者江南手工业发展迅速，于是连棉花也多由北方输入。江南经济呈现出商品经济的性质，这给当地乡绅地主、商人带来大笔收益，甚至社会富裕阶层中又要分出许多个等级，在17世纪30年代，“‘大家’拥有的财富价值在1000万两白银的家产，‘中家’约100万两，而以万计者不可枚举。”（《洪业》，第211页）
可就在江南富豪富中称富之时，江南穷户则出现了贫上加贫的现象。由于赋税加重，支撑不起的农民便把土地交给可以免除赋税的庠生，自己成为其佃户，这种避税方法被称之为“投靠”，农民减轻了一些直接压力，却强化了社会中私人依附关系。那些不愿“投靠”的农民往往破产，生活窘困，沦为长工，被社会看作是“贱民”，不得科举，不能和普通百姓通婚，犯了罪还要受更严酷的惩罚。
进而，有些养不起孩子的父母把子女送到大家豪门，成为其仆人，年景不好时，甚至许多大男、大女也自卖为仆，这些人中混成有权有势的高级家奴的是少数，大多数过着十分悲惨的生活。到了17世纪，“江南乡村人口的20%—30%，已经通过‘卖身’或‘投靠’的方式，而依附了富户人家。其他许多农民成了富人的佃户”。（《洪业》，第214页）
在这种严重两级分化的社会中，一旦天下大乱，社会失序，阶级仇恨就可能超过民族仇恨，引发激烈的暴力冲突。1644年，上海发生民变，据神父安东尼奥·古维记录，当农奴们知道崇祯死了，南京也还无人称帝时，“便组成一支几千人的队伍，向他们的主人索要自己的奴契。……在乡下，他们拿起兵器冲向地主，杀死主人，抢劫财产，肆意侮辱，无所不为。”一年后，安徽黟县领导农奴起义的宋乞又声言：“君主已变，主人当变仆人；主仆当兄弟相称。”太仓的“乌龙会”也领着农奴们造反，宣布要废除世袭为奴的制度，并向诸大姓勒索金帛，“诸大姓不即应，以危言相撼，声言某日劫某姓……”（《洪业》，第217—219页）
乱则思序，哪怕这种秩序是由异族侵略者给予的。好在形势出现了转机，起义的群众基础突然奇迹般地出现在书生们的脚下。1645年7月，清廷颁布“剃发令”，这种强行改变中原男性传统形象的野蛮政策不仅令书生、官僚们感到奇耻大辱，也激怒了普通百姓。于是，“社会上下层之间的冲突被暂时放到了一边；这一次文化贵族和下层江南老百姓站到了一起反对清廷，甚至反对那些愿意接受清廷和平合作要求的耆老、商人和致仕官僚们。在几天或几个星期前，一些乡村和城市本已顺从地投降了，然而现在它们的百姓再次起来反对新的政府。”（《洪业》，第223页）
可是这些遍布江南的起义没能支持很久。基于义愤的众人嘈杂地聚在一起，组织松散，多头指挥，没有稳定给养，更谈不上像样的战略战术。书生所谓的复国力量，莫说是遇到“先声足以夺气，临敌足以摧锋”的满洲铁骑，就是碰上南明降兵，也往往一触即溃，散不成军。昆山、嘉定、太湖地区的义军相继被灭，死伤惨重。在这些抵抗活动中，两次松江起义算是较有影响的。
在第一次松江起义中，领导人之一的陈子龙已较之在南明供职时清醒许多，他对那些松江义绅仓猝招募起来，既无粮饷又少训练的“市井之徒”不抱任何幻想，不过他又认为“取胜的关键是同时利用他那遍及江南的乡绅关系网，以共同造成一个地域性的起义，同时还可以从复明分子大本营崇明岛那里得到军事援助。”（《洪业》，第229页）
在此思路指导下，许多参加起义的江南文士利用自己的人脉关系联络人员，一时间得到不少有作战实力的武装力量，但此种组合方式却不能短时内树立统一指挥权，诸部谁也不服谁，各自为政，恣意擅行。书生们口干舌燥地说了半天“大义”、“忠信”，一碰到谁该听谁的、粮钱如何分配之类的问题，便被扒拉到一边，任由各派系污言秽语地争吵。随着起义军在组织严整的敌人面前连连败北，最终松江义绅只得硬着头皮摆出自己招募的市井之徒应战，而这些人大半“金鼓一震既作鸟兽散”，起义不到两个月便告失败，反剃发阶级联盟彻底瓦解，起义领导者死的死，抓的抓，陈子龙则侥幸逃脱。
之后太湖、溧阳、淮阳地区虽然起义不断，甚至还和鲁王的流亡朝廷取得过联系，但都因为参与者成份复杂，行事兵匪相间，书生领导又漏洞百出，自是招架不住清军的强大攻势，纷纷失败。就在这时，李成栋部奉命麾师南下，松江地区的指挥权交给了李的副将吴圣兆。据传吴兆圣曾是吴三桂的副官，后来归属于李成栋，此人受到复明思想的影响，通过其幕府成员和许多地方士绅建立了密切联系，甚至他开始考虑与厦门鲁王的支持者缔结军事同盟。吴的举动唤起鲁王的希望，这次陈子龙又被选中担任联系人的角色。
吴圣兆计划与忠于鲁王的舟山海盗黄斌卿在1647年5月20日会合，然后水陆两路攻击南京的清军。然而，总督洪承畴和苏州巡抚土国宝早就接到了谋反的消息，一张大网已经撒开，单等着这些起义者。此时，一介书生的陈子龙又表现出文人特有的迂缓，起事前夕他神神秘秘地向自己的弟子宣布起义的消息，弟子们大吃一惊，因为这个消息在松江城已成了尽人皆知的秘密，对此先生竟还一无所知！
消息走漏到这个份上，起义的过程自然毫无悬念，海盗一遇攻击就逃之夭夭，吴圣兆被部下出卖，身死东市。倒是江南缙绅沈廷扬的表现颇有意思，他明明可以跑掉，却大声向搜捕他的清军叫喊，称自己是鲁王朝廷里的监察官。被俘后，在苏州受审期时危言耸听地渲染江南文人在起义中的作用，最后心满意足地当了烈士。他的那番书生无所不能的言论还真唬住了八旗统领，让他们对南方文人满腹狐疑，进而对书生实行起严厉的惩罚政策。
因而，起义前就离去的陈子龙再无前时幸运，此刻精神过敏的清廷一定要捉住他，而一个文弱书生哪里能逃出重兵布下的天罗地网，不久，陈子龙被俘，受审时他镇定自若，未失文人风度。在押往南京途中，陈子龙“挣脱镣铐，纵身投河。虽然有会水的巡捕下水打捞，但陈子龙已经自溺身死。巡捕对犯人的自杀大为恼怒，他们割下陈子龙的首级，将他抛尸河中。几天后，陈子龙的几个学生捞回了他的遗体，将其安葬于陈氏坟地。”（《洪业》，第262页）
江南终于安静了下来，静得死气沉沉。怀着凉透的心，劫后余生的书生们从战场上退回书斋，其心境大抵如诗人阎尔梅所云：“事已至此，更复何言。唯当披发入山，修省悔过而已。异日，以忧勤德业之劳，为发愤补愆之举。”（《洪业》，第233页）其实到了这个地步，书生文人们在心里已经承认：大明朝气数已尽，江山易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