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六章 强弩之末被开刀 (第2/3页)
给她一些接济，使她一个孤身在外的女人多少有一些依托之感。
当天回到辣斐坊的杜公馆，姚玉兰对孟小冬特别亲热，吃完饭的时候，姚玉兰对孟小冬说：
“杜先生最近很忙，不会到这边来了，晚上你到我房间睡吧，我们姐妹也好多说一会儿话。”
“好的。”
孟小冬一个人闯世界，自然是寂寞的时候多，难得有姚玉兰这样的好姐妹，两个人躺在床上说说私房话，自是很惬意的事。
这晚两个人都谈兴很浓，聊天聊到子夜过后，方才蒙胧入睡。睡梦中，孟小冬迷迷糊糊中觉得姚玉兰起来了，还以为她是去厕所。由于睡房中没有开灯，不一会儿，孟小冬在迷迷糊糊中听到“姚玉兰”回来了，也没在意。
但是接下来，她不知是梦还是现实，有一双手伸到她的身上，不安分地四处游走，与此同时，她听到了一个男人粗重的喘息声。她晓得这不是梦……她没有反抗，她已经被撩拨得没有反抗的力气。同时她想到了这个人的种种的好处，恩犹未报，岂能再拒绝。
杜月笙若想占有哪个女人，一般是用不着如此费尽心机的。但孟小冬不同，他晓得孟小冬心高气傲，尤其不能以金钱征服她，更不能以暴力占有她。需要用软功夫慢慢感动她。他做得这个局，便为自家留足了退路。若孟小冬顺从了他，那是最好。若孟小冬不顺从，他的理由则充分得很：
“在我自家的睡房里，我哪里晓得会有别的女人！”
如此一来，也不至于把事情做到无可挽回。但这步棋没有用上，孟小冬顺从了。
天亮之后，杜月笙还是佯装惊诧地望着孟小冬，但什么也没说。此时无声胜有声，他要给孟小冬一个印象：他不是故意的。同时把孟小冬抱得更紧，他要把对孟小冬的爱意通过肢体语言传递给孟小冬。
翌日一早，杜月笙离开后，姚玉兰笑盈盈地来到睡房。
“小冬，我不知道他回来，不过……”姚玉兰一心想弄明白孟小冬的想法，“杜先生对你一片真情，小冬，你留下来吧。”
姚玉兰一心想促成孟小冬与杜月笙的好事，并不是要帮杜月笙了却相思之苦。在杜月笙的四个太太中，姚玉兰虽说最为得宠，但她也只能住在外边。尽管辣斐坊面积不算小，也够豪华够气派，但和华格臬路杜公馆相比，实在是相差太远。杜公馆所有大的活动、大的庆典都要在华格臬路举行，而那里姚玉兰是无法涉足的，她永远成不了那里的女主人。
这是因为，杜月笙的前三个太太都是苏州人，当时大太太沈月英尚在世，她沉溺于阿芙蓉，还算好对付。倒是二太太陈帼英、三太太孙佩豪眼里揉不得沙子。这三个女人抱成一团，让姚玉兰像“外室”一样忍气吞声。
“小冬，你留下来，咱们姐妹合成一家，不信斗不过那几个苏州女人！”
姚玉兰真心实意想让孟小冬留下来，以扩大自己在杜公馆的实力。孟小冬感念姚玉兰的一片姐妹情谊，也感念杜月笙对她一片真情，于是便在辣斐坊住了一段时间，做了杜月笙的情妇。此后，孟小冬凡来上海演出，都要在辣斐坊住一段时间。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杜月笙派专人将孟小冬接到上海。下半年，日本侵略军占领上海，杜月笙只身一人逃往香港。后来姚玉兰携子女前往香港与杜月笙相会，孟小冬返回北平。
1938年初，杜月笙在香港九龙柯士甸道重设公馆之后，通知孟小冬速去香港。孟小冬到了在香港杜公馆盘桓数月后，仍经上海返回北平。她心中还有一个梦，那就是做余叔岩的真传弟子。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1938年10月，孟小冬在屡遭拒绝之后，终于正式拜余叔岩为师。在5年的深造期间，基本停止了演出。期间余叔岩几次手术，孟小冬更是病床前服侍，情逾骨肉，最后终于成为余氏衣钵的唯一杰出传人。
1943年余叔岩去世后，北平正处于敌伪政权时期，孟小冬以“为师新丧三年”为由，拒绝登台演出。此间孟小冬的生活，全部由杜月笙资助。
1945年杜月笙回到上海后，姚玉兰和几个子女尚在重庆没有返回。后来杜月笙从顾嘉棠的公馆搬回十八层楼，便让总账房黄国栋写信叫孟小冬来上海。
杜月笙自重庆返回上海后，再没有回到华格臬路杜公馆居住，华格臬路的两房太太，三太太孙佩豪陪子女在美国读书，二太太陈帼英便等于被打入了冷宫。
孟小冬来到十八层楼，在姚玉兰返回之前，与杜月笙度过了一段平静的两人世界的生活。后来姚玉兰回到上海，见杜月笙和孟小冬已经半公开地过起了同居生活，而且杜月笙对姚玉兰也没有了原先的热情，让姚玉兰十分伤心。孟小冬看在眼里，便借故向杜月笙告辞，返回北平。
此次“祝寿义演”，杜月笙担心孟小冬与梅兰芳相遇尴尬，为让两人相互回避煞费了苦心。原本杜月笙以为，孟小冬演出如此成功，一定会留下来住一段时间。但他哪里晓得，那些小报将两人关系炒得沸沸扬扬，令孟小冬心里很不舒服。又想到与杜月笙不明不白的关系，连个名分都不曾有，心里更是无端生出一股烦恼。
但是对杜月笙来说，他巴不得给孟小冬一个名分，只是孟小冬对评剧艺术如此执着，造诣如此高深，他岂敢金屋藏娇，断了孟小冬的艺术生命？他只有等待，等待孟小冬自家作出决定。
但义演结束的第二天，孟小冬便开始整理行装，准备立刻返回北平。
“为什么要这么急着回去呢？”姚玉兰深感意外。
“思念高堂……”孟小冬说的言不由衷，因为她心中隐然有种不快之感，却又无法说出口。
杜月笙更是着急，拿出一大堆首饰，让姚玉兰转交孟小冬。孟小冬一再摇头，她一件都不曾拿。
孟小冬临走前，除了留下一件这次演出程婴穿的行头做纪念，其他带来的所有行头，全部送了人，大有俞伯牙摔琴谢知音的味道。
这让病榻上的杜月笙看得心里一阵阵发冷，这就表明孟小冬今后不打算再登台了！
小冬返回北平后，杜月笙更是日夜牵挂，觉得这次实在对不起她。她为“祝寿义演”增添了这么大的光彩，临走时却只拿了一只金表。那是“祝寿义演”的纪念品，每个参加演出的都有。杜月笙越想越不安，立刻派了一名恒社的得力弟子，前往北平，以孟小冬的名义买了一幢房子送给孟小冬。
四、子女个个成才
本来这一场花甲大寿做得红红火火，“祝寿义演”更是传为沪上千古佳话。可在杜月笙的心里，总有种怅然若失的感觉。孟小冬的黯然离去，加重了他这种失落与惆怅。他明显地感觉到，这场60大寿于他已经是强弩之末，仿佛日薄西山，全没了杜祠开祠盛典时那种锐不可当的气势。
躺在十八层楼上，通过电话线听着丽都花园舞厅拜寿的热闹与喧嚣，听着中国大戏院里的阵阵掌声，自然会生出一种无奈之感，暖寿、祝寿、拜寿热火朝天，无奈寿星不能到场，这种无奈更夹杂着辉煌远去的落寞。想当年那帮出生入死的老兄弟，黄金荣已届80高龄，可谓垂垂老矣。杜月笙返回上海的那天，黄金荣特地到车站迎接。看着黄金荣走路都颤颤巍巍的样子，杜月笙从心底生出一种酸楚。
“金荣哥——”杜月笙这一声喊，让两位老把兄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分道扬镳太久，彷佛是两个世界的人了。
更多次地想起啸林哥，越是回避越是会想到这位老把兄弟。本来杜、张不分家，结果却落得张啸林死在了杜月笙的徒弟的手下。抗战胜利后他再不回华格臬路，就是因为隔壁头便是张大帅的那幢凶宅。虽然张公馆已被张啸林的儿子张法尧转卖，但杜月笙却再也没有勇气踏近那幢宅子一步，连他自家的宅子也不曾去过。
跟随杜月笙打江山的“小八股党”之中的“四大金刚”，往日与杜月笙靠得最紧，前呼后拥不离左右，如今已有两位驾鹤西去——芮庆荣在重庆因偶感风寒命断他乡，高鑫宝则因为赌场纠纷，被同道中人贿买凶手，枪杀于一品香饭店门口。高鑫宝的儿子高尚德被迫逃走，投奔时在重庆的杜月笙。返沪之后，总算接管了高鑫宝开设的“丽都花园舞厅”。“四大金刚”只剩下了顾嘉棠与叶焯山老哥俩，却也是花甲之年，好汉不提当年勇了。
尤其杜月笙自家，气喘病日渐严重，稍有劳累或者天气变化，必定喘病大发。无论中医西医，种种治疗不过暂时减少一些痛苦，而每每发病，却是一次比一次更甚，他心里明白，这病断无根除的可能了。
八年抗战胜利归来，受尽打击之后，尽管也可算作东山再起，却也是物是人非，当年的风光与繁华已成为过眼烟云。曾经冠盖云集门庭如市的华格臬路老宅，早已是门庭冷落，一片萧条。而十八层楼由于是公寓房子，加上杜月笙的交游已无法与往日相比，自然也没有了往日车水马龙的气派。
可以让杜月笙聊以*的是杜氏家族人丁兴盛。
杜月笙的长辈唯一一位在世的就是他的老娘舅朱扬声。虽然杜月笙年幼时老娘舅对他的照顾多有不周，但杜月笙发迹之后对老娘舅则是多有照顾。抗战八年中，杜月笙的太太子女们先后去了大后方，杜月笙便通过万墨林将他的老娘舅从高桥乡下接出来，帮忙看守老宅。
老娘舅年事已高，便住在楼下一个装着一只大保险柜的房间里，过起了有人服侍的日子——有听差、娘姨听后差遣，有账房保镖照料门户，他自家每天上午是“皮包水”——到茶馆点心店喝茶，下午是“水包皮”——到混堂里淴浴。但他深知肩上责任重大，那便是房间里那只巨大的铁皮保险箱，不晓得里面装了多少杜月笙的家财，所以时时刻刻都想着要看牢那只保险箱。
抗战胜利后，二太太陈帼英、三太太孙佩豪和她们的子女相继归来，老娘舅依旧住在一楼。这时候他的儿子也就是杜月笙的表弟朱文德已经当选上海第五区区长，老娘舅依旧喜欢住在华格臬路的大宅里。直到上海解放，杜月笙再次逃往香港，老娘舅才返回高桥，并在返回高桥不久病逝。
杜月笙的表弟朱文德，比杜月笙小21岁，杜月笙对他多有栽培。朱文德原是执业律师，杜月笙又命他到中国通商银行担任稽核。抗战时朱文德留在上海，对杜月笙在上海的地下工作多有帮助。抗战胜利后朱文德当选上海第五区区长，1946年又当选了上海市参议员，1948年当选立法委员，同年冬天又曾膺选全国律师公会常务理事。1949年春杜月笙挈眷赴港，朱文德举家随行，以后一直不离杜月笙左右，直到杜月笙去世。
杜月笙自家有八儿三女，他对儿子们期望很高，希望他们都向金融工商界发展。杜月笙开银行办企业可以请朋友和学生帮忙照看，但他不会让子女走他的老路。
杜月笙结发夫人沈月英已在抗战初期病逝，她唯一的儿子就是杜月笙的长子杜维藩。杜月笙所办的第一个事业是中汇银行，他不愿杜维藩以小开身份，将来一步登天的坐上中汇银行总经理的宝座。因此，他先安排杜维藩到中国银行当练习生，在最底层学习银行业务。后来又安排他进香港交通银行，从末等办事员做起，靠他自家的能力渐渐熬到分行副主任。到重庆后一步步做到交通银行存款部主任，中国通商银行在重庆复业后，杜月笙方才认为杜维藩有了独当一面的能力，这才把他从交通银行调到中国通商银行，但也只是在骆清华手下担任襄理。
回上海后，杜维藩调任中国通商银行上海分行副理，但还是在骆清华的手下工作。此后在徐懋棠赴港时期，杜维藩又做过一任中汇银行副总经理。
杜月笙的二太太陈帼英的三个儿子分别是老二杜维垣、老五杜维翰、老六杜维宁。老二杜维垣在美国学教育，回国后办了一段时间的正始中学，然后被杜月笙派到华商电气公司工作。老五杜维翰、老六杜维宁分别任中汇银行常务董事。
1946年初杜月笙赴港养疴，老五杜维翰、老六杜维宁陪同前往。杜月笙与香港蓝塘道严惠宇一向交好，严惠宇是扬州人，为人豪爽，素有“扬州杜月笙”之称。杜月笙此次来香港，便是在蓝塘道严惠宇家下榻。而杜维翰、杜维宁与严惠宇的两个侄女曾有婚约，于是趁此机会，两家为两对年轻人同时举行了婚礼。
杜月笙的三太太孙佩豪育有一对佳儿，老三杜维屏和老四杜维新。抗战前由孙佩豪陪同前往英国留学，后来又转到美国读书。杜维屏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读纺织工程，杜月笙常以他的优异成绩引为自豪。
抗战胜利后，杜维屏、杜维新随同他们的母亲一起回国。杜月笙不仅当选全国棉纺织业公会联合会理事长，并且自家有多爿纺织厂，所以他极想让杜维屏在纺织工业上发展抱负。但是杜维屏却和盛宣怀的七公子盛苹丞合作，经营起进出口贸易，不长时间便做得有声有色，很赚了一些钱。等到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恢复，杜维屏又和盛苹丞联合开设了一家骏发公司，同做股票买卖生意。尽管他们场面做得很大，生意也很成功，但是杜维屏不能学以致用，在纺织业一显身手，杜月笙始终深感遗憾。
老四杜维新回国以后，按杜月笙的安排在浦东银行担任副理，倒是认真踏实，遂了杜月笙的心愿。杜维新在美国的时候交了一位女朋友，回国后两人在上海结婚。这是杜氏门中第一位外国媳妇。杜维屏、杜维新两兄弟的结婚典礼同时在上海丽都花园举行。杜月笙的8个儿子中，倒有两对同时结婚。
杜月笙的四太太姚玉兰生有两儿两女。长女杜美如和次女杜美霞。杜美如是杜月笙最宠爱的一个女儿，自小娇生惯养。杜家大小姐衣着之讲究，享用之奢华，成为当年黄浦滩上不胜艳羡的谈资。但后来她爱上了一位空军英雄，居然尽卸铅华，过起了克勤克俭的军眷生活。杜氏长辈都为大小姐的这一重大转变而高兴。连杜月笙的老朋友杨志雄都赞口不绝，因为曾有一段时期，杜月笙曾让杜美如住到杨志雄的家里，托这位老朋友代为管教和照拂。
二小姐杜美霞，容貌姣好，心宽体胖，她嫁了金廷荪的公子金元吉。杜、金两家亲上加亲。与大小姐相比，二小姐杜美霞既聪明又懂事，相夫教子，是典型的贤妻良母。
姚玉兰的两个儿子老七杜维善和老八杜维嵩此时尚未成家立业。
杜月笙和孟小冬没有子女，孟小冬收养一个女儿名唤杜美娟，在杜月笙的子女中排行老幺。
杜月笙对他自家的经历深有了然——锥处囊中，脱颖而出，遍尝“成功”的甜酸苦辣。因此他寄予子女的厚望，则是脚踏实地安安稳稳地享受平静、平凡与平安。尽管杜公馆里钟鸣鼎食，富埒王侯，但他讲述给儿女的往事，则是幼年时的孤苦伶仃与衣食无依，他鼓励儿女们用自己的双手创造自己的生活。纵使他在赌桌上一掷万金了无吝色，但是他在家里和家人一起用餐时，一只酱油碟里酱油倒得过多了些，他也会小心翼翼地将一碟匀作两碟。
——这是一个父亲，用自己的人生经历对儿女的言传身教，希望他们有知识，有才华，有创造财富的本领，过平静、平安、简朴而又富足的生活。
杜月笙有句“名言”，便是“别人存铜钿，我存交情”。所以他并没有打算给子女留下什么遗产，事实也正是如此，他到最后谢幕人生之时，留给四房太太和八儿三女的，仅仅是区区10万美元。
五、三子下了大狱
在八儿三女中，杜月笙最欣赏也最引以为豪的，便是老三杜维屏。但就是这个老三，却给他惹来一场大祸，令他大塌其台。
1948年，随着蒋介石在战场上连连失利，国民党政府的经济危机也更加严重。1948年8月19日，国民党政府为摆脱困境，颁布了《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金元券发行办法》等四项法令，宣布进行币制改革，决定发行金元券，其要点为：
1.规定金元券一元合法币300万元，金元券4元合1美元。限期收回法币；
2.限期收兑民间所有黄金、白银、外汇，登记国民存放在国外的外汇资产；
3.将物价冻结在8月19日的水平上。
显然，这次币制改革实际是对民间金银外汇的一次大劫收，所有人都明白，蒋介石政府可以作废法币，便同样可以作废金元券，只有黄金、白银、外汇能够保值，此举毫无疑问地遭到广大人民群众包括民族资产阶级的强烈抵制。
为强行实施《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8月21日，国民党中央特地在各重要地区设置经济管制督导员，上海区督导员为俞鸿钧，随后，蒋经国以上海区督导副专员的身份亲自赴上海督战。
蒋经国一到上海，便到处扬言：“本人此次执行政府法令，决心实行，不打折扣，绝不以私人关系而有所动摇，变更法令。”还让人编了所谓“打虎歌”进行宣传，专打那些所谓“奸商”。
当时杜月笙病卧在床，币制改革的法令已经见诸报端，在社会上引起强烈震动。又听到蒋经国的这些言论，以及“打虎歌”，杜月笙嗅出这个味道有点不对劲。尽管不服气这个币制改革，却也不敢怠慢，生怕被抓住把柄惹出什么是非来。他立刻命人打电话，喊来长子杜维藩。
杜维藩一进门，杜月笙便从枕头底下摸出一把钥匙交给他。
“你去把华格臬路一楼的那只保险箱打开，里面还有一些银洋，统统取出来送到银行，兑换金元券。”杜月笙吩咐说。
“是在舅公住的那个房间里？”杜维藩问。
“对的。”杜月笙点点头，又吩咐说，“你叫全家人统统到我这里来一趟，我有话要说。”
杜维藩回到华格臬路，一说要打开大保险箱，全家人立刻轰动，全都跑到一楼，把老娘舅的房间里里外外围了个水泄不通，都想看看那只巨大的保险箱里到底存了多少银洋。
众目睽睽之下，杜维藩打开了那只大保险箱，可是，里面空空如也，找了半天，才在几片废纸里找到一个小纸包，拿出来数一数，里面只有372块银元。
老娘舅一看，自家日夜牵肠挂肚看牢的这只巨大保险箱，原来只有这么一点点铜钿！
杜维藩按照杜月笙的吩咐，把372块银元兑换了金元券。
接着，杜公馆的大队人马，从二太太陈帼英、三太太孙佩豪以及他们的儿子媳妇，到管家佣人上上下下，分成几拨，浩浩荡荡开到十八层楼，听候杜月笙的训话：
“你们大概都听说了，中央颁布了‘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你们各自手里所有的黄金、美钞、银洋钿，务必遵照规定，在限期内全部兑换金元券。否则的话，我今日有言在先，不论哪个出了事体，我一概不管。”
杜月笙此举，家里人都看得很明白，尽管杜月笙多次宣扬他不存铜钿，但家里人都晓得，他手里不会仅仅有区区372块大洋。他一方面是大张旗鼓地作秀，证明他响应政府号召，带头兑换金元券；另一方面以行动告知家人，把手里的金银外汇藏好，不可掉以轻心。
由于广大民众与民族资本家的抵制，加上一些奸商的明里配合暗里耍滑，蒋介石政府的《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并没有什么效果。蒋经国情急之下，在上海召开金融工商界紧急会议，将上海金融工商界头面人物统统召集起来训话。杜月笙接到通知，尽管气喘厉害，但见蒋经国来势凶猛，不敢硬碰，只好抱病参加。
蒋经国在紧急会议上严训：
“你们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你们的家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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