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六章 强弩之末被开刀 (第3/3页)
我都清楚，不交出金银美钞，哪个都休想过关，统统按军法办理！”
这一通训话让杜月笙感觉到十分心寒，私下里对范绍增说：
“如此敛财，不如把这些人都抄家算了。”
南京政府见币制改革收效甚微，决定杀一儆百，杀鸡给猴看。9月初，南京政府以泄露重要机密非法投机牟利为由，将财政部秘书陶启明抓捕，公布陶启明等在币制改革前夕，在上海抛出永安棉纱3000万股，获取非法收入达5亿元之巨。监察院并因此“纠举”主持金元券改革币制的财政部长王云五。
南京政府的这一行动，对所有相关人物无疑起到了一定的震慑作用。杜月笙的心也随之悬了起来。
杜月笙的子女中有两个在从事证券交易。老大杜维藩在上海证券交易复业之初，便租下了战后歇业的百乐门茶座。茶座的厅房很大，他略加装修，和妻弟合伙开设了一爿维昌证券号，只做散户生意，当场喊价当场交割，表面上看起来没有什么大利，但他稳扎稳打，聚少成多，实则是有赚无赔。
杜维藩做事一向稳妥，听了杜月笙的训话后，便“相应号召”，拿出一部分金银、美钞兑换了金元券，又担心证券交易风浪太大，为避免节外生枝，酿成意外，干脆关掉维昌证券号，夫妻俩到北平旅游避风头去了。
杜维藩一走，杜月笙悬着的心稍稍放下一些，蒋经国打虎打得再猛也打不到杜维藩头上了。人家证券号子都关掉了，他还能怎样？至于手里有多少金银外汇没兑换金元券，就算他有天大的本事也无法查清！
但是杜月笙的三儿子杜维屏也是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经纪人，他的骏发公司的股票生意比杜维藩做得要大。在币制改革的前一天，杜维屏抛出永安纱厂空头股票2800股。翌日《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下达，币制改革初期，股票停拍。杜维屏根本没想到自己一笔小交易会被当作把柄，引来牢狱之灾。但蒋经国就是抓住了这笔交易，给他扣上一顶“投机倒把”的帽子。
9月3日，蒋经国在上海的“打虎”真正开始，下令逮捕申新纺织总公司总经理、政府“国大”代表荣鸿元，上海纸业公会理事长詹锡霖，上海永泰和烟行经理黄以职，上海吴锡记棉布号经理吴锡麟，上海黑市金钞掮客韦伯祥，股票商林乐畊，当然还有杜月笙的三儿子骏发公司经理杜维屏。
蒋经国在逮捕杜维屏的同时，还把时任米业公会理事长的万墨林、永安纱厂副经理郭棣活和油墨公会理事长张超传去训话。万墨林走进蒋经国办公室时，蒋经国连坐都不让他坐，居高临下地道：
“你犯案甚多，尤其粮贷案的事情，算是放你一马，你心里应该有数。眼下的事你掂量着办，今后上海有一天缺米，你的生命就会结束！”
万墨林听了惊慌失措，一肚子的气愤与不平，但表面上也只好连连点头答应。
从蒋经国的办公处出来，万墨林直接去十八层楼见杜月笙。杜月笙刚刚听说杜维屏被抓，正气得不得了，又听说万墨林被训，直恨得咬牙切齿。他晓得蒋经国这一切都是冲着他来的，要他塌台，要他好看，要拿他杀一儆百。
他晓得杜维屏抛出的永安纱厂空头股票2800股根本就不算一回事，和陶启明抛出的永安棉纱3000万股相比，实在是小巫见大巫。更何况陶启明主持币制改革，他知道政府发行金元券的内幕，他是以泄密罪被抓。杜维屏一个老百姓，根本就和泄密着不上边，他不过是碰巧了抛出去之后赶上了币制改革，硬把罪名扣到他的头上，分明就是欲加之罪！这一切与万墨林更无关系，硬是把他拉去训话，真是欺人太甚！
六、苦心孤诣救子
事实上，蒋介石同意蒋经国把这把火烧到杜月笙头上也是有原因的。当年夏天，由于法币贬值严重，蒋介石希望凭借人力把物价压下去，先后几次给杜月笙打电报，请他想办法平定物价。杜月笙找了不少智囊谋士，研究一番之后，提出一个减少游资的方案：
由国民政府抛售一定数量的物资，以此促使法币回笼，市场可望稳定。
杜月笙把这个方案报告给孔祥熙，孔祥熙也认为这个办法行，于是上报南京政府，南京政府又征求了不少专家意见，大多数人认为此方案可以稳定市场。于是，蒋介石下定决心出售国营企业的股票和国库券，同时抛售胜利后接收的敌伪物资和美援物资。
岂料，这个政策刚一制定，消息便不胫而走。所有物资一经抛出，立马有买家吃进，抛多少吃多少，抛售的物资相对于市场吸纳能力简直是杯水车薪！从南京赶过来的一批批投机商人，全部现金交易，将购进的一车车抛售物资运往内地。
结果，抛售物资流入内地，蒋统区物价居高不下，国民政府弄得鸡飞蛋打，两手空空。蒋介石以为这是杜月笙和投机商串通好给他下的套，心中怒火万丈。所以当蒋经国“打虎”打到杜月笙头上，蒋介石不但不出来说话，反而觉得出了一口恶气。
而杜月笙原本是真心实意帮忙的，他也没想到南京政府有人泄密，事情弄到这个地步，结果忙没有帮上，反倒引火上身了。他对蒋介石翻脸无情的作风算是有了更深切的认识。
但杜月笙也非等闲之辈，他先是保持沉默，以养疴为名，一个多月不曾出门，也不见客，躲在十八层楼上静观其变。
当时与杜月笙相关的以及由恒社弟子控制的一部分报纸不知该如何处理这一新闻，《申报》、《时事新报》为此特地举行编辑会议讨论应急措施。最后都把宣传重点放在被抓的其他人身上，对杜维屏只是在文章中一笔带过，标题中不曾出现一字。蒋经国曾把抓捕杜维屏的照片送过去，要他们放大刊出，加大宣传力度。但两报故意将照片以及版面处理得模糊不清，送去的照片也没有全部刊出。蒋经国一看，立刻派人去查询，两报推说印刷时间紧技术差所致。
但《中央日报》登出的杜维屏戴手铐进牢房的照片却是十分清晰，一家小报也以《杜家大少爷逃跑，三少爷坐牢》为题，报道了这一轰动上海滩的新闻。
杜维屏被抓，在上海的确起到了杀一儆百的效果，蒋经国连为蒋介石立下汗马功劳的杜月笙的儿子都不放过，其他人哪个还敢顶风而上！
一个月之后，杜月笙开始反击。他先是在公开场合露面，口口声声宣称：
“我的孩子破坏了交易所的规章，应当办，我决不去保他！”
与此同时，又在他所控制的报纸上登出一篇“辟谣谈话”，大意是香港一家报纸刊出杜月笙因儿子被捕，三次晋见蒋经国企图为儿子求情，均被挡驾。声明此事纯系子虚乌有，杜月笙绝不会为儿子请托。并说：
“自始至终，镛即认为依法检举，依法办理，实为天经地义……二十年来，镛之爱护领袖，服从政府，众所周知，……币制改革，只能成功，不许失败，为镛心所企求。经国先生执法相绳，不枉不纵，深致敬佩……”
与此同时，杜月笙派出手下多人秘密调查孔祥熙的长子孔令侃独资经营的扬子公司，获取大量投机倒、囤积居奇的证据，准备在恰当的时候抛出去将蒋经国一军。
9月下旬的一天，蒋经国再次将工商金融界巨头召集到浦东大楼训话。事先派军统局上海站站长王新衡专程去十八层楼“邀请”杜月笙。会议定于下午2时开始，结果两点杜月笙仍未到，蒋经国不禁大怒，亲自去电话催促。杜月笙以身体不适为由，姗姗来迟。会议一开始蒋经国便正言厉色，杀气腾腾：
“本人奉总统之命来上海平抑物价，请各位父老予以协助，但时至今日未见有所行动。本人再次申明，如各位以及亲戚朋友囤积物资，逾期不报，一经查出，不但货物没收，人也将严惩不贷！”
蒋经国话音刚落，杜月笙不经不慢地开了腔：
“我儿子的事，料想当局会调查核实，秉公办案，我对此绝对服从。不过扬子公司囤积纱布等物资，在上海首屈一指，尽人皆知。也望蒋先生秉公办理，如此才能服众。蒋副专员若是不方便，各位同仁和记者先生可先去开开眼界！我有病在身，恕不奉陪。”
杜月笙说完，头也不回地走了。
杜月笙话音一落，立刻引起全场大哗。蒋经国被当众狠狠将了一军，一时下不来台，只好派出“打虎队”去搜查扬子公司。
凭杜月笙与孔祥熙的关系，他是不愿意走这一步棋的。可眼看着蒋经国抓了一个杜维屏还不放他过关，他不得不出此险招以自救。料定蒋经国也不敢将孔祥熙的大公子怎么样的。
扬子公司凭借特权，在战后处理美军“剩余物资”、专营进口贸易和采办军火等方面发了大财。除此之外，该公司还炒汇炒股，囤积物资，哄抬物价，欺行霸市。尽管蒋经国“打虎”来势凶猛，公司老板孔令侃却根本没把他当回事，甚至连一点应付检查的表面文章都没做。结果“打虎队”在扬子公司仓库里发现巨量民生物资，纱布、粮食、日用百货等，各种物资应有尽有。
蒋经国为这位“表兄”不给自己留面子大为恼火，为了使币制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不惜大义灭亲。随后，宣铁吾控制的《大众夜报》以头版头条新闻，揭露了“扬子公司”私套外汇的大案，还刊出了孔令侃的照片。
但孔令侃毕竟不是杜维屏。他连夜赶到南京，向宋美龄求助。扬子公司中也有宋美龄的利益在里面，这样会扯出萝卜带出泥，孔宋两家声誉全完。于是，宋美龄马上赶到上海，要蒋经国立刻停止查办。
蒋经国哪里肯听宋美龄的指使，梗着脖子表示，一定要一查到底。
“这件事你不许再动！”宋美龄狠狠说，“我现在就找你父亲，等他回来再作处置。”
宋美龄立刻发急电给蒋介石，说有十万火急之事召他回上海。蒋介石从国共内战前线惊惶失措地回来，还没有下飞机，宋美龄便独自登机向蒋介石讲述了事情的经过。
随后蒋经国觐见蒋介石，尚未开口，蒋介石便说：
“令侃的事情我都知道了，这件事就此打住！”
蒋经国刚要分辩，蒋介石一挥手，喝令他下去。蒋经国只好忍气吞声，回去收拾烂摊子。
当时蒋介石在国共战场上连吃败仗，已经尽失关外，心情正十分沮丧。在东平路官邸，蒋介石大发脾气，当面斥责宣铁吾，说宣铁吾周围有共产党，下令封闭了《大众夜报》。
11月1日，国民党政府宣布取消限价。第二天，蒋经国发表《告上海市民书》，然后灰溜溜地返回了南京。
不久，杜维屏被宣布无罪释放，平安回到上海。
七、最后一次抉择
1948年冬，三大战役相继展开。南京政府为了保住半壁江山，一方面请求美国援助，布置长江防线，一方面抛出一个上海“国际化”的方案，企图争取国际保证，宣布上海为“不设防城市”。
杜月笙虽然与蒋介石集团产生了一些颇为不愉快的矛盾，但受共同利益的驱使，在蒋介石的上海“国际化”方案实施过程中，杜月笙颇为出力。所谓上海“国际化”，所谓“不设防城市”，说到底就是让外国军队来保护上海，维持上海秩序，使上海置于外国人的羽翼之下。但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进步力量和中国人民革命力量的强大，美国等国家终究不敢以公开方式直接派兵进驻上海，上海“国际化”的阴谋终于夭折。
1949年初，继辽沈战役之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又相继取得了淮海、平津战役的胜利，全国解放已指日可待。1月21日，蒋介石第三次宣布下野，李宗仁就任国民政府代总统。
也就是从这一天开始，杜月笙见蒋介石大势已去，几度召集他的心腹智囊紧急会商，作好离开上海的准备。但表面上依然装做在徘徊观望，以免发生意外。
金廷荪、顾嘉棠、万墨林、朱文德……这几人都唯杜月笙马首是瞻，决定跟随杜月笙举家离沪。
黄金荣已经82岁，风烛残年，他不愿意客死异乡，打定主意要像八年抗战一样，哪里也不去，活着守在黄家花园，死后葬在黄家祠堂。其实，黄金荣心里有底，他已经通过杨虎与共产党方面有过接洽。他对心腹龚天健透露说：
“杨虎讲，共产党的领袖知道我，可以既往不咎，并且写了字条，交杨虎转给我，我可以在解放后交给上海的负责人，不会捉我。”
但黄金荣担心万贯家财被共产党没收，决定将万贯家财换成黄金、美钞，让儿媳李志清领着他长孙黄源焘一家，先去香港，再投台湾，他留幼子伴他暂住上海。但他还是做了两手准备，仍然拍了登记照片，而且在照面背面写好姓名、年龄、籍贯、住址，要李志清到香港后，替他申请台湾入境证，以防万一。
这样，杜月笙便吩咐一起走的几家以及李志清一家：
“大家把行李收拾好，说声走马上动身。”
与此同时，也有一些进步人士找到十八层楼，劝杜月笙弃暗投明。因此，外间传言杜月笙正在与共产党暗中联络。这引起杜月笙身边弟子以及一些朋友的不安。陆京士、骆清华王先青等纷纷来拜访先生。
都是恒社弟子，几人在客厅里坐下，杜月笙便开始和他们商议去留的问题。
“黄任之（炎培）来过三次了，邀我到一个秘密地点，跟周恩来碰一次头，我怕不妥，黄任之说决不碍事，而且只是见一次面而已，并不讨论任何问题。”
三个人一听，都很着急。
“先生怎么回答他的？”陆京士急忙问。
“你们觉得应该怎么回答？”杜月笙反问一句。
“先生千万不可上他的当！”骆清华嚷着说。
“老夫子，这个头一定不能碰！就算什么都不谈，只要一碰头就成了铁的事实，讲都讲不清。”王先青郑重其事地说。
“好，我跟你们的意见一致。”杜月笙这才说出谜底，“我已经拒绝了黄任之。”
三位弟子这才惶然大悟，长长地松了一口气。原来老夫子在试探他们。
但还是有朋友对他不放心，王新衡每次来看望杜月笙，总要说起外间的传言，总要提醒杜月笙，千万不要听信别人的蛊惑，一定要离开上海。
“别人都可以不走，你老兄是非走不可！”
“走，一准是要走的。只是现在没有必要喊出来说我要走，免得到时节外生枝。”杜月笙总是笑着说。
1949年元月底，调任新职的上海市社会局长吴开先，离沪赴台，然后到广州履新。行前特地到十八层楼公寓看望杜月笙。
吴开先晓得当时已有共产党的地下工作人员暗中游说若干杜门中人，担心这些人接受共产党的指使，来游说杜月笙。因此，吴开先趁临别之际，以20多年老朋友的身份，特地再来提醒杜月笙。
谈到了杜月笙迫在眉睫的动向问题，吴开先认为杜月笙即使无法去台湾，也得走香港，他可以逃难到任何地方，就是不能留在上海靠拢共产党。
“月笙兄，你不要忘记民国十六年清党的时候，你杀过什么人？你也晓得‘血债血还’是共产党一直在喊的口号。台湾、香港你都可以去，就是不要留在上海。”
“这些我都晓得。开先兄，你尽管放心，我一准会离开上海。”杜月笙深深颔首。
吴开先所提醒杜月笙的，是1927年“四一二”事变前一天晚上，杜月笙指使顾嘉棠、芮庆荣、叶焯山、高鑫宝“四大金刚”将共产党上海总工会负责人汪寿华，杀死于沪西枫林桥一道密林中一事。此刻想起那一幕，杜月笙觉得恍如隔世，感到自己有难以逃脱的罪责。
即便如此，杜月笙仍然没有放弃留沪的希望。在上海解放的前一个月某一天，他把家里的门卫、保镖、娘姨、茶房统统放了假，只留下亲信总账房黄国栋，负责在十八层楼上摆一桌宴席。从下午五点半以后，陆续来的赴宴者有钱新之、黄炎培、章士钊、盛丕华、沙千里、史良，最重要的一位客人是由徐彩丞搀扶进来的，全国解放后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的张澜。一桌九人在餐室里关着门密谈了一个晚上，直到9点多才结束。
散席后，杜月笙亲自搀扶张澜下楼，在底层又将张澜扶上汽车。
但是，蒋介石决不允许自己的亲信、走卒“变节投敌”。正在外间风传杜月笙与共产党方面的人暗中来往时，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和上海市长吴国桢一起来到十八层楼。此时国民党正在叫嚷“保卫大上海”，蒋介石为此从浙江奉化溪口老家秘密飞到上海，亲自布置防务。而汤、吴前来，就是要杜月笙出面组织“上海市城防工事建筑委员会”，并担任该委员会主席。
他们的用意可谓一箭双雕，既要借杜月笙的牌子筹募城防工事款项，在灭亡前再做一次搜刮；同时也是给杜月笙一次为党国尽忠的机会。
但是杜月笙心里清楚，南京虎踞龙盘，长江号称天堑，尚且守不住，黄浦滩一片平地，一洼芦花荡，连座城墙都没有，怎能抵挡得住人民解放军的进攻呢！特别是如今募捐已不同往昔，有铜钿的朋友走的走，飞的飞，大家都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哪里还捐得出200亿元的城防款。在这个时候还倡导募捐，实在是不合时宜。
尽管如此，由于外间传闻对杜月笙的处境极为不利，虽然病魔缠身，无法起床，出于明哲保身的目的，也只好强打精神，想尽办法来摊派捐款，务使筹募的目标得以顺利完成。如此一来，杜月笙可能投靠共产党的传言便不攻而自破了。
1949年4月10日，蒋介石在上海召见杜月笙，先对杜月笙在前段时间“领导”上海绅商各界搞“国际化”、“自救救国运动”表示赞扬，并为此举未能得到国际支持而失败感到惋惜。又对逮捕杜维屏一事作了一番解释。
“去年经国扣了你的孩子，我当时正在前线，一点也不知情。否则，我怎么会让他们那样胡闹！叫至亲好友丢脸的事，我能干吗？”
杜月笙晓得蒋介石又在演戏，但听了这番话之后，心里的闷气多少还是消了一些。
蒋介石又乘机提起杜月笙组织的共进会在“四一二”大屠杀中发挥的作用，特别提起杀害汪寿华一事。
“在适当的时机去台湾吧！”
杜月笙看的出，蒋介石是真心实意拉他去台湾。但他已经看透了这个不讲情面的退位总统，企图拉一帮人去给他做陪葬。
杜月笙回到十八层楼后，几经权衡，还是决定不在一棵树上吊死为妙。即不去台湾，也不留上海，而是去香港。对国共双方都不即不离，若即若离。
他给蒋介石方面不去台湾的理由是：台湾天气比较热，比较潮湿，对他的气喘病不利。而真正的原因有二：其一，他看透了蒋介石，追随蒋介石到台湾，他已经没有了任何利用价值，他的日子定然不会好过。其二，他在作着两手准备，到香港避过风头之后，或许会回有机会返回故土。
他曾经对心腹账房黄国栋透露说：“我现在对你直说，因为蒋介石叫我去谈了话，我不得不走。我到香港住一段时间，就要回上海来的，共产党方面的朋友向我谈到，解放后要我参加新政协。所以你在上海不会有什么问题。”
杜月笙还交给黄国栋三封信，吩咐他在上海解放后，将这三封信分别交给廖承志、盛丕华和潘汉年。杜月笙是否真想弃暗投明，不得而知。但在此间，杜月笙已经托朋友在香港坚尼台路18号顶下一幢房子，作好了逃亡香港的一切准备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