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 杜门弟子铁血锄奸

    第二十一章 杜门弟子铁血锄奸 (第1/3页)

第二十一章杜门弟子铁血锄奸

    一、援一手高陶反正

    抗战时期，杜月笙为蒋介石立的最大一功，莫过于协助高、陶反正。

    1939年10月的一天下午，杜月笙在告罗士打705号房间与翁左青、胡叙五商议事情，无意间一抬头，看到徐采丞站到了面前。

    “你不是刚回去吗？”徐采丞刚刚回沪两天，这么快又返回来，令杜月笙不由得吃了一惊，“出了什么大事体？”

    “是一桩天大的事体。”徐采丞说着，拿出一张字条，交给杜月笙。

    杜月笙接过字条一看，上面只有八个字：高决反正，速向渝洽。

    “高，是否高宗武？”

    “是的，是高宗武和陶希圣两人。”

    “哦？这两人怎么回事，从头细说。”

    高宗武，浙江永嘉人，早年留学日本，回国后因发表有关中日关系的文章，被时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的汪精卫所赏识，同时受到蒋介石器重。抗战初期任外交部亚洲司司长。由于他与日本前首相大养毅的儿子大养健是日本帝大时代的同学，大养健在日本情报“梅”机关非常活跃，因此种种缘故，高宗武成为了汪精卫与日本人之间穿针引线的人物。后来跟随汪精卫到了上海，一直都是负责办交涉的重要人物。

    陶希圣是湖北黄冈人，北伐战争时任武汉军事政治学校政治教官，后去北平任北京大学教授。抗战初期两人都是“低调俱乐部”成员。1938年11月，两人追随汪精卫、周佛海叛国投敌。

    但追随汪精卫投靠日本人后，他们的境况并没有预期得那么好。一方面东洋人颐指气使，使他们难以忍受；另一方面，汪伪内部互相倾轧，在权力分配上，两人似乎也不占优势。

    不久前高宗武奉命赴东京办交涉，日本首相开出的《和约》条件着实令他震惊，东洋人这个所谓的《和约》比《二十一条》还要狠。他们把中国划分为“满洲国”、“蒙疆自治政府”、“华北”、“华中”和“华南”5种地带，把海南岛和台湾列为日本的军事基地。5大地带不曾包括外蒙、新疆、西南和西北，以及西藏，那些地方是留给苏联的。假使签订了这项《和约》，即后来的《日汪密约》，整个国家民族的命运都将被断送，他们这伙人也将因为卖国留下千古罪名。

    高宗武彷徨苦闷，便跑到长崎晓滨村，找到他的同乡父执黄群，向他讨教。

    黄群，字溯初，早年留学日本。民初时任南京临时参议院议员，参加过黎元洪、梁启超、汤化龙等人组织的进步党，在国会内与国民党对抗。袁世凯称帝时，曾追随梁启超参加讨袁活动。后赴日本从事语源研究。

    黄群了解内情后，支持高宗武反正。但他本人曾与国民党对立，不便出面，便决定找他的同乡好友徐寄庼代为斡旋。高宗武回沪不久他也到了上海，亲自登门找到徐寄庼，将一应内幕全部详细告知徐寄庼，然后商议如何安排高宗武反正，既要使他平安逃出上海，又要保证重庆方面既往不咎，允许他将功折罪。

    徐寄庼听完之后，当即说道：“要达到这个目的，唯有一个人可以办到。”

    “哪一个人？”

    “杜月笙。”徐寄庼说，“此人行侠仗义，一言九鼎。他若能答应承揽这桩事体，我等便尽可放心了。”

    “喔。你和他说得上话？”

    “不，我和他不熟。”徐寄庼说，“但我和他的手下是朋友。”

    “好极了！”黄群一听大为欢喜，“那就马上联络。”

    当即，徐寄庼写了这张字条：“高决反正，速向渝洽。”随后交给了刚从香港返回上海的徐采丞。

    说起高宗武，杜月笙与他也曾有过交往。抗战初期，高宗武往来于港沪之间，香港《华侨日报》察知他在从事秘密谋和活动，登出消息进行披露。高宗武看了大不开心，扬言要告《华侨日报》。《华侨日报》方面请杜月笙出面调解，杜月笙派人去跟高宗武说和，高宗武顺坡下驴，表示：“看杜先生的面子，今日就放他们一马。”

    “这位朋友很落槛。”杜月笙对徐采丞说，“但有一桩事体很重要。”

    “哪一桩？”

    “他能否把《日汪密约》带出来公诸于世？”

    “那当然没有问题！”徐采丞说，“他要反正，就是计划带出这个《日汪密约》交给重庆的。”

    “好！”杜月笙双手一拍，高兴地对徐采丞说，“你不妨在这里住两天，我立刻飞重庆，当面向蒋委员长报告。”

    1939年11月5日，杜月笙自香港直飞重庆，由张群负责联络，陪同晋谒蒋委员长。

    当时，汪精卫以国民党副总裁的身份投降日本，同时带走一批国民党高级官员，令蒋介石大为恼火。而日本方面预先拟定在汪伪争取之列的还有一大批国民党军政界要人，如果这些人都被拉走，将进一步削弱国民党政府的力量。蒋介石一直想寻找机会给汪精卫集团以严厉打击。

    因此，听完杜月笙的报告，蒋介石大为兴奋，立刻指示杜月笙约黄群面谈。

    杜月笙得到蒋介石的指示后，当下十分振奋，立刻搭中国航空公司的飞机，从速返港。

    岂料就在这次返港途中，受了一场惊吓，虽死里逃生，却落下终生难以治愈的毛病——哮喘病。

    他当天搭乘的飞机，半路上遇日本军机扫射追逐，飞机拼命盘旋攀高，以逃脱敌机的轰击。当时民航机没有空调，也缺少安全设备，乘客坐在飞机上，身子随着飞机的翻腾猛烈地摇来晃去，时下时上。杜月笙原本体质瘦弱，经此一番折腾，几乎昏厥。最后飞机升到8000米高度的时候，杜月笙已经呼吸艰难，几度窒息。

    好在敌机见民航机驾驶员技术高超，晓得再追下去也是徒劳，最终放弃目标飞走了。一飞机的人得救了，但杜月笙已经喘息不止，躺在了飞机上。

    在香港启德机场，杜月笙的家人亲友门生弟子一大干人都在等着杜月笙的归来。忽然有人发现情况不对。

    “辰光已过，怎么飞机还没有到呢？”

    众人明白过来，赶紧到航空公司去问。航空公司已经得到客机遭日本军机攻击的消息，但他们必须保密。

    时间越过越久，接机的人当中有与航空公司熟悉的，客机受到敌机袭击的消息便透露出来，好在有惊无险，人们总算松了一口气。

    正在庆幸之际，就见航空公司的一位职员匆匆走来，高声问：

    “有没有杜月笙先生的家人？”

    这一声问话把所有人都问得惊恐万分。

    “有！”回答的却是一群人，整整一个方阵。

    “杜月笙先生在高空体力不支，需要准备担架。”

    众人闻讯，在担忧与焦急中找到机场医护室，寻了担架与抬担架的工友。飞机一到，抢先冲上飞机。

    这时的杜月笙已经面色铁青，气喘吁吁，连话都说不出了。众人立刻将他抬下飞机。

    回到九龙柯士甸道杜公馆，杜月笙的私人医生庞京周赶紧实施紧急救治，亲友弟子忙得团团乱转。好不容易喘过来一口气，杜月笙终于可以说话了。

    “你们都出去，请采丞兄留下来。”

    连庞京周都撵出去，亲友们担心他身体发生情况。他挥挥手，表示无大碍，庞京周只好退出，屋里只剩下了杜月笙和徐采丞。

    “你立刻回上海，办两件事：第一，请黄群先生火速来港，我要和他面谈。第二，转告万墨林，作好解救高宗武、陶希圣的准备，包括把他们的家眷安全送到香港。”

    徐采丞回到上海后，不到十天，黄群果然如约而来。为了安全起见，杜月笙请黄群下榻杜公馆。

    杜月笙大病初愈，当晚便与黄群密谈至深夜，又由黄群写出一份材料，将高宗武三度赴日的种种经过，《日汪密约》的要点，详尽列出。杜月笙拿到文字材料，第二天再度赴渝。临行前，四太太姚玉兰担心他的身体吃不消，又不晓得他为何事体如此忙碌，一再苦苦相劝：

    “你气喘病还没好，又要坐飞机，太危险了。这一回您就走河内、昆明，好不好？”

    “不好！”杜月笙早已心急如焚，“你哪晓得事体有多要紧，乘飞机都嫌慢。”

    这一次，杜月笙带了私家医生庞京周同行，却是一路顺利到重庆。蒋介石即刻传见，看了黄群写的报告后，蒋介石亲自给高宗武写了一封信，要杜月笙转交高宗武。

    杜月笙第二天便飞回香港，将蒋介石的亲笔信交给可靠之人，秘密携往上海，同时用专用电台联络万墨林，询问护送两位“重要人物”离沪赴港的准备情况。

    接下来，杜月笙与黄群便开始等待高宗武与陶希圣的平安到来。黄群见多识广，风趣健谈，杜公馆上下人等除了杜月笙谁都不晓得他的身份，但人人对他既尊重又亲近，大家都喜欢听他聊天，听他畅谈天下大事。

    二、造一起惊天大案

    《日汪密约》已进入紧张的谈判阶段。汪精卫与日方为防止机密泄露，采取了严格的保密措施。日方由矢荻负责收藏文件，汪方由梅思平负责收藏文件，任何小纸片都不得带出会场。高宗武等将每日谈判结果记在脑子里，离开会场后再一条一条地写下来，整理成文，由高宗武的内弟沈稚泰拍成底片，冲成两份，再交由高宗武夫人秘密收藏，以便带到香港。

    1939年12月29日，《日汪密约》——《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谈判已宣告结束，12月31日举行了签字仪式。

    此间，陶希圣为拒绝在《日汪密约》上签字，称病不出，暗中与高宗武策划如何出走。

    陶希圣原住愚园路1138弄内，由于与汪精卫等人在一起不自由，同时为了掩盖去意。已于半月前派他的学生远赴香港将妻子与5个儿女接来，借机搬到法租界环龙路居住。

    陶希圣的态度已引起汪精卫、周佛海等人的怀疑。1940年元旦前后，便有好友秘密通知陶希圣，说汪伪特务机关《七十六号》正在秘密策划对他的暗杀。陶希圣没有料到事情来的这么快，这时他已晓得，如果不能逃出上海，只有死路一条。自家死了倒也罢了，妻子儿女怎么办？

    正在走投无路之际，1940年元月1日，高宗武登门探病，飘然而来。

    “他们正在对你密谋行刺，你打算怎样？”

    “还能怎样？”陶希圣说，“想办法走，不能坐以待毙。”

    “好！”高宗武说，“你既然主意已定，我们近日便可离开。你不要出门，到时会有人与你接洽。”

    随后，由万墨林购买的1月4日美国轮船“胡佛总统号”船票分别送到了高、陶手中，并安排好逃离与登船方式。

    到了4日上午，高宗武按照预定安排登上了美国轮船“胡佛总统号”。陶希圣从法租界环龙路的住所，乘车到南京路国泰饭店前门，让汽车停在门口，做出等候的样子。他本人进入大厦，绕到后门，换乘出租汽车直奔黄浦滩码头，顺利登船。

    元月5日下午，美国轮船“胡佛总统号”抵达香港，高宗武、陶希圣随即被杜月笙派去的人接往九龙柯士甸道路杜公馆。杜月笙、黄群一看两位平安抵达，悬在半空中的心总算落了下来。

    但是，《日汪密约》虽已带到，却不能公诸于世。这是因为陶希圣的家眷，陶夫人和五个孩子还留在上海。倘若此时密约公布，他们的处境将会十分危险。

    为了保证家眷的安全，陶希圣出发前给汪精卫等人分别写了好几封信，嘱托其夫人冰如第二天叫人送到愚园路。汪精卫、陈璧君夫妇，及周佛海、陈公博等都住在愚园路，他们看到陶希圣的信，得知陶希圣离沪赴港，大为惊骇，立刻派便衣将陶家控制起来。

    为此，陶希圣的夫人8日一早打电话请求面见汪精卫的夫人陈璧君。得到允许后，只身前往到愚园路1136号。见到陈璧君，陶夫人首先声明陶希圣原本没有赴香港的打算，否则就不会把家眷从香港接来上海了。言外之意，陶希圣是被逼走的。被谁逼走的，愚园路的人心里都很明白，更明白冰如指的是特务对陶希圣的行刺计划。

    冰如先发制人，将陈璧君等人先将一军，然后提出赴港的要求。

    “香港乃是非之地，万一他发表一篇文字，事情就不好收拾了。”冰如看看陈璧君的脸色，不紧不慢地说，“是否让我去一趟香港，把他劝回来？”

    “你也想走？”陈璧君乜斜着眼看着陶夫人，担心她有去无回，自然不会放行。

    “我既是特地来说明，就是想速去速回。”为了让陈璧君放行，陶夫人说，“我会把三个大孩子留在这里上学，只带2个小的孩子。”

    听说陶夫人要留3个孩子在上海，陈璧君便去找汪精卫商量。开始时汪精卫并不同意，偏偏这时候有人送进来一封信，汪精卫看了之后面色大变。

    那封信正是陶希圣从香港寄给汪精卫的，信中大意是请他们保障其家属安全，否则的话，他将采取极端措施。所谓极端措施，无外乎将《日汪密约》内容公诸于众。毫无疑问，这对汪伪集团是致命打击。在这种情况下，汪精卫与陈璧君答应了陶夫人的请求，并表示，只要陶希圣回上海，什么条件都可以答应。

    陶夫人带着2个小的孩子到香港后，先打电报给陈璧君，电报曰：“希圣即可偕返上海。”

    稳住了汪、陈的同时，杜月笙立即密令万墨林，设法救出陶希圣的3个孩子。随后又派杜门得力干将曾资生到上海，配合万墨林将3个孩子接到香港。

    上海沦陷后，万墨林从华格臬路杜公馆搬到杜美路新公馆。新公馆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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