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 居香港遥控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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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章居香港遥控大陆

    一、香港拜了码头

    初到香港，杜月笙与钱新之一道，暂时住在九龙半岛饭店。

    既是有备而来，杜月笙有心开展两项工作，第一项是结交官府。但他晓得，自道光二十一年（公元1841）香港便沦为了英国人的天下，自总督以至差馆警察，他是一点关系也拉不上。这一项怕是无法开展起来。

    第二项便是拜码头。广东、香港都是洪门的势力范围圈，青帮在香港不但没有立根，连露脸的人物也不曾有一个。好在自古青洪两帮不分家，帮会人物都晓得“但见金盆开花，不闻青洪分家”的道理。但是，大队人马未到，杜月笙孤家寡人，又苦于没有门路，只能干着急没办法，一点工作也没法开展，更莫说打开局面。

    这期间，杜月笙便多少吃了一些苦头。

    杜月笙过惯了大佬的生活，一个人住饭店自然有了许多不便。按照以往的习惯，他每晚都要有人捶腿捶背才能安然入睡，一直捶到他睡着才能歇手。如今身边一个下人都没有，每晚入睡就成了困难。其次，还有一个毛病，那就是夜里一个人睡不着觉，房里没有夫人，也要有个男伴，否则一有风吹草动，必定疑神疑鬼，吓得辗转反侧，难以入眠。两项原因加在一起，杜月笙的睡眠便成了大事体。

    本来人换了地方有些不习惯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但香港人欺生，饭店茶房添油加醋向外传播，一时间便成为了茶楼酒肆的谈资笑料。杜月笙何曾如此被人耍笑？顿时生出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时难的感慨，急不可待地要改变这种状况。

    他先是发电报，让留在上海的学生门人把家小护送到香港。岂料他一旦离沪，家里人便一个个有了主张。正房夫人沈月英自不必说，杜月笙与她已经分居多年，而且沈月仙阿芙蓉癖已深，压根就没考虑要她来香港。二太太陈帼英是计划要出来的，岂料山中没老虎，猴子称大王，如今竟自作主张说要看看风色。三太太孙佩豪的两个儿子维屏、维新留学英国，她陪读去了英国。杜月笙望眼欲穿，等了许多天，姗姗而来的只有四太太姚玉兰，外加长子杜维藩、长女杜美如，以及几个小儿女。

    按照事先约定，“小八股党”的头脑顾嘉棠、芮庆荣和叶焯山率先来到香港。接着杜公馆秘书翁左青，后来加上徐采丞介绍的胡叙五，以及杜月笙要好的朋友张骥先，跟北洋中人交情很深的吴家元，先后来到。

    杜月笙给众人分配工作，派翁左青管理文电和账房，胡叙五专任记室。

    杜月笙又招来几个能办事的学生子，其中包括沈楚宝、林啸谷、朱学范、郭兰馨，还有一个最要紧的人物张子廉。

    江湖上讲究“强龙不压地头蛇”、“唯有行客拜坐客”。而杜月笙迟迟没有拜码头，江湖上便传出许多流言飞语，还有人编成故事，写成文章。说杜月笙刚到香港不久，某日的午后，柯士甸道公馆里突然来了一名壮汉，拿出手枪对准杜太太，命令她将手腕上的金镯退下。杜太太（按时间推算当然是姚玉兰）恐惧之中，只好照办，退下金镯交给壮汉。壮汉临行之前，向杜太太说：

    “一只金镯没啥稀罕的，我拿去只是做个标志。你家先生是赫赫有名的上海大亨，彼此原属同道，到了香港却不拜码头。莫说按帮规要认识”前人“论平常交游也须行客拜坐客，你家先生未免太托大了。请你转告你家先生，让他自己瞧着办。”

    杜月笙闻讯，自知理亏，访得当时香港在帮的以年近七旬的谢老头子辈分最高，便赶紧备了全名红帖，专程登门拜访。谢老头子原本也是义薄云天的人物，两人一见，惺惺相惜。几日后便有人来柯士甸道杜公馆归还了金镯，从此杜月笙算拜了码头，同当地帮会搭上了关系。

    这则故事越传越广，以至于传到了杜氏门人的耳中，有人便特地去问姚玉兰。姚玉兰听了咯咯直笑，用她特有的京片子口音说：

    “那是绝不可能的事，因为我们姐妹几人都不曾喜欢戴金镯子。”

    尽管此故事为坊间杜撰，但杜月笙初来乍到，急于与洪帮弟兄结交却是事实。这便是他急于召来张子廉的原因。

    张子廉在上海办过三星棉织厂，在工商界有一定的影响。他既是杜月笙的学生子，又是洪门中人，而且在洪帮中影响颇大。

    早在1923年，张子廉便联络其他洪门大哥向松坡，明德，梅光培与朱卓文，五人在香港共开一座五圣山，五圣山的五位大爷里面，张子廉来自浙江，向松坡籍隶湖北，明德是河南旱道上的人物，梅光培旅港多年，在警察、海员和渔民中，掌握住不少洪帮弟兄。五位大爷拼一山后，共为山主，以梅光培为五圣山的主峰。

    按照洪门规矩，开山就要立堂，堂名用“仁义礼智信”五字，再加上各人名字中一字而成。梅光培的堂名为“仁培堂”，朱卓文为“义文堂”，明德为“礼德堂”，向松坡为“智松堂”，张子廉为“信廉堂”。

    梅光培是国父的外甥，民国初年，担任过粤军南路司令；朱卓文也曾是粤军将领，却又受过香港政府的贿买，在1925年8月20日轰动一时的军官学校党代表廖仲凯被刺案中担任主凶。这两人旅港多年，在香港警察、海员、渔民中有不少弟兄，建立了一定的势力。

    张子廉一到香港，便找他早年的老弟兄梅光培、朱卓文，为杜月笙引见，与香港帮会势力建立起联系。

    香港帮会中人也想借助杜月笙的“声名”，扩大影响。当年帮会中有一位风头正劲的人物杨庆山，因独开两山，被称为“双山头大爷”，是洪门中空前绝后开过双山的洪帮大亨。杨庆山的左右手刘联珂写了一本《帮会三百年革命史》，特请杜月笙题字。舞文弄墨之事杜月笙不敢答应，于是转请曾任复旦公学教员和国民党政府监察院秘书的杨千里代笔题字。

    为了掬诚交好，尽管杜月笙客居香港手头“拮据”，但还是一掷千金，赠5000元港币给刘联珂，要他将《帮会三百年革命史》印刷10万册，广为发行。

    二、得了两块招牌

    人马一拨一拨地来，住旅馆终究不是长久之计，于是，杜月笙在香港九龙柯士甸道一一三号到一一五号，租得一幢双开间门面的三层楼房，楼主是素有“澳门杜月笙”之称的澳门烟赌大亨高可宁。

    于是，杜月笙的所有家人、朋友、门生弟子一道搬入九龙柯士甸道，杜月笙和家人住在二楼，其他人住在一楼和三楼。起先顾嘉棠、芮庆荣、叶焯山、吴家元、张骥先等人和大家住在一起，后来各人的家眷陆续到达香港，顾嘉棠、芮庆荣便搬出去自立门户，住在柯士甸道附近的德乘街上。往后陆续从上海来的朋友、弟兄或门人，大都住在柯士甸道前后左右，亦即德承街上一些公寓房屋，四面围绕，把杜月笙簇拥在正中间。

    尽管有了香港的杜公馆，有了众多人马，拜了洪帮的码头，但杜月笙在香港仍然有诸多的不自在。这是因为英国殖民当局为了保持社会秩序稳定，对黑社会活动给予一定的约束与限制。杜月笙到港后，英国殖民当局便对他多有防范，曾先后几次派警察登门查询，令杜月笙十分恼火。可与当局搭不上关系，自家又没有一个公开的社会身份，正在无计可施之时，蒋介石远驻日大使许世英给他送来了一个公开的身份。

    蒋介石给杜月笙送官，特别是送一个有实际意义的官，这还是第一次。当时南京沦落不久，国民党政府的中心迁往武汉。东洋人的对华侵略受到中国人民的坚决抵抗，这使他们感到单纯使用军事手段无法征服中国，因而抓紧推行“以华制华”的政策，企图通过扶植傀儡政权，达到统治中国的目的。为此，日本侵略者四处活动，到处拉人。

    为了阻止一些受到东洋人青睐的人物投奔到“膏药旗”下，落水当汉奸，蒋介石便想到了杜月笙的可资利用。杜月笙亦官亦民，又有广泛的社会联系，便于开展这项工作，于是，决定派许世英前往香港落实这件事。

    1938年1月20日，国民党驻日大使许世英奉命降旗归国，特地绕道香港，前往九龙柯士甸道杜公馆，与杜月笙面谈此事。

    “我即日赴汉口，准备以后专任赈济委员会的工作，普救百劫余生的天下灾黎。”许世英对杜月笙说，“杜先生，我希望你能帮我的忙。”

    杜月笙听罢，十分爽快地回答：

    “静老，这不成问题！”

    许世英字静仁，他年长于杜月笙10余岁，因而杜月笙尊称他为“静老”。

    “有什么事体需要我帮忙，静老只需言语一声，我一准会尽力而为。”杜月笙补充说。

    “我这一次的帮忙与以往不同。”许世英笑着摇摇头说，“我是要你到赈济委员会来，担任一个实际的职务，做一份实际的工作。”

    “静老是要我做官？”杜月笙愣一下问。

    “这个……未必就算是做官。”许世英斟字酌句地说，“一来全民抗战，人人有责。再则赈济工作多少带点慈善事业的性质，和你在上海地方协会、上海抗敌后援会任职是一个道理，都是为社会服务。只不过它是政府的一个机构。”

    许世英之所以如此说，是担心杜月笙误会。他晓得杜月笙曾私下对他的亲密朋友说过：“你们不要看许多大佬们，都跟我称兄道弟，要好得很，就此以为我想做官是很容易的了。殊不知，他们是拿我当夜壶。用过之后，就要火速藏到床底下去。”

    这一番话并不代表杜月笙不想做官，而是那些大佬并不是真正想给他官做，不过是利用他而已。所以许世英特地强调“赈济委员会”是服务于社会的，与杜月笙曾经发起与参加的那些社会组织性质相同。

    “好，既然如此，全凭静老安排。”

    此时杜月笙正急需一个公开的社会身份，无论这个身份是官是民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只要能掩盖那个黑社会身份，能拿来抵挡英国当局的“关注”也就可以了，何况“赈济委员会”是官府的一个职能部门，这就更加有了说服力。至于是不是被别人拿来当夜壶，如今也顾不得那么多了。

    许世英回到汉口后，向蒋介石报告了杜月笙的态度。不久，蒋介石便下令扩大中央赈济委员会，任命杜月笙为“中央赈济委员会”常务委员，兼港澳救济区特派员，分管第九救济区事务。第九救济区包括：广东、广西、福建三省。

    接此任命后，杜月笙在香港成立了“赈济委员会第九区赈济事务所”，办公地点就设在杜公馆。杜月笙自任事务所主任，派他的得意门生林啸谷负责主持日常行政事务。林啸谷在一楼要了一个房间，每天过来办公。

    同时，杜月笙又亮出他原有的“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的招牌，由于会长王正廷正在驻美大使任上，杜月笙便把“红十字总会办事处”也设到了香港杜公馆。红十字总会的一应业务，杜月笙交给他的另一名得意门生——“红十字会”秘书郭兰馨负责。郭兰馨的办公室便设在杜公馆三楼的一个房间，他本人住在三楼的另一个房间，可谓常驻办公。

    顾嘉棠和芮庆荣相继搬出去自立门户后，吴家元和叶焯山分别住在一楼和“赈济委员会”对面的两个房间，叶焯山在当时算打光杆，这位百发百中的神枪将，一直在杜公馆一楼替杜月笙把头一道关。顾嘉棠跟芮庆荣虽然住在外头，但每天中午以前，一定会照早年的老规矩，准时到杜公馆报到，机密大事还是要和几位老兄弟共同商议。

    后来许世英来到香港，寻到房子以前，也住在杜公馆三楼，与老革命党张骥先的房间遥遥相对。此间，他临了八大幅王右军的圣教序，送给杜月笙。杜月笙很高兴，悬在客厅的两壁。

    往后江南名士杨千里也被杜月笙接到香港，倘有重要文稿，题词题字，难免要借重他的大手笔。杨千里曾集杜句，为杜月笙题了一副对联：

    三顾频烦天下计，

    一生好做名山游。

    杜月笙如获至宝，喜滋滋地挂在客厅中间。

    此间，杨志雄和杨管北两位智囊不断往来穿梭于港沪之间。由于上海方面事务尚多，总是杨志雄在香港的时候，杨管北留在上海。杨管北要来香港了，杨志雄便会在上海。秦待时、江倬云、庞京周、毛和源，一帮老朋友也都接受了杜月笙的邀请，相继避难香江，这帮人也成为杜公馆的常客，唯独相聚时赌兴大减。

    无意间仿效了曾国藩的会食制度，杜公馆每日中午开一桌饭，人多时临时再加。除了杜月笙的太太女儿在二楼用餐外，住在公馆的人与住在外间的顾嘉棠等人以及临时来的朋友，便统统在一楼聚餐，家人父子、亲威朋友、老弟兄、师爷秘书、门人弟子，边吃边谈，交换消息，商议事体，全部在这一餐饭间进行。

    这一餐菜色不多，但每一样都是精品。由于港沪之间轮船飞机往来方便，香港市场买不到的江南菜肴，便川流不息地送到杜公馆来，使这帮流浪客餐餐吃得大快朵颐，莼鲈之思便渐渐随风而去。

    三、“复活”了段内阁

    有了“赈济委员会第九区赈济事务所”与“中国红十字总会”两块招牌，又有了可资指派的各类角色，杜月笙在香港总算打开了局面，虽说不上像上海一般呼风唤雨，但也有了得心应手、运转自如的感觉。

    红十字会的事务，所有海外侨胞捐献的款项物资，都由杜月笙以副会长的名义和常务理事王晓籁、林康侯处理。如此一来，身处香港的杜月笙实际成为了蒋介石和上海以及其他沦陷区之间的接转枢纽，杜月笙在其中担当了中介与策应工作。

    “赈济委员会”挂牌之后，杜月笙接受的第一项任务便是瓦解东洋人在中国建立傀儡政权，“解救”日本人选定的傀儡政权人选。

    当时戴笠已升任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副局长，实际则主持局务。他拨给杜月笙一笔经费，请他派人将日方圈定的“汉奸对象”，自1926年段祺瑞垮台即分布于平津京沪一带做了寓公的皖系人物，亦即所谓安福派人，统统接到香港以及其他自由地区。

    完成这个任务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因为无论皖系、安福系，段祺瑞手底下的人物大多数亲日。1920年爆发的直皖之战，吴佩孚在短短四天之内把段祺瑞的皖系大军打得土崩瓦解，那帮安福要人被困北京，无论进东交民巷还是住六国饭店，英美法等各国领事均拒绝接纳和庇护，唯有日本使馆加以收容，并随后协助他们潜逃而脱险。这一帮人官瘾相当大，自段祺瑞1926年最后一次下台已经被闲置了将近12年，如今好不容易得了做官的机会，就算出钱出力接他们南下，他们自家心中是否愿意也未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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