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 居香港遥控大陆 (第3/3页)
票定了吗？”
“定了。”
顾嘉棠一听，立刻拿起电话打到账房，关照再定一张与刘先生同一航班的机票。
“为什么再定一张？”刘航琛愕然。
“既然刘先生非要回去，我也只好奉陪了。”顾嘉棠说，“杜先生吩咐，我要一步不离地陪你回重庆，见过孔院长，办完事再陪你返回香港。”
听完顾嘉棠的话，刘航琛感动得不知说什么好。可是，这份情谊实在太深太重，顾嘉棠虽是杜月笙手下的弟兄，但以顾嘉棠在帮会中的地位和社会上的声望，可以说仅次于杜月笙。出这么一位方面大将，为刘航琛的随行保镖，让刘航琛实在过意不去。
“杜先生的情我领了，怎好总是劳动顾先生大驾？”刘航琛的言外之意，是随便换个小朋友就可以。
“刘先生不晓得，杜先生特地派我，是因为刘先生去得的地方，我顾嘉棠也进得去。”
言外之意，如约去见孔祥熙才是最危险的环节，王缵绪既是盯牢刘航琛，就必然晓得孔祥熙之约，履约相见才是最危险的环节。随便派一位小朋友，进不去官府，进不去孔府，岂不是敢冒风险？
刘航琛这才恍然大悟，不得不佩服杜月笙考虑问题详尽周到。
第二天，刘航琛向杜月笙道谢告辞，然后和顾嘉棠一道上了飞机。
回到重庆，刘航琛在顾嘉棠的陪同下，先去拜见孔祥熙。奇怪的是，孔祥熙见到顾嘉棠，打招呼之后，竟然没问为什么顾嘉棠会和刘航琛在一起。更奇怪的是，孔院长竟然不曾有什么要事商议，只是寒暄过后，关照刘航琛说：
“你暂时不要离开重庆，过几天我会有事找你商议。”
“好。”刘航琛答应后，还是忍不住要问，“孔院长今日没事商议吗？”
“哦，今日你先回去，尽可以好好休息几天。”
刘航琛只好告辞，和顾嘉棠出来后，两人面面相觑，深感不解。
如今刘航琛成了东道主，他效仿杜月笙，每天一桌全席招待顾嘉棠。时间一天天过去，王缵绪竟然什么动静都没有，既没搞什么暗杀之类，也没有再放什么厥词，在刘航琛和顾嘉棠看来，这有点莫名其妙，不可思议了。
在忐忑不安中度过了40天，时间到了1938年的9月下旬，重庆国府路范庄孔公馆来了电话：明日上年九时，请刘先生准时到范庄会客室，院长有要事就商。
还是由顾嘉棠陪同，两人一起到了范庄孔公馆，孔祥熙正在见客人，两人坐在外客厅等候。
不多时，内客厅传来脚步声，一位戎服上将和孔院长一前一后走出来，刘航琛、顾嘉棠都从沙发上站起来。岂料那位戎服上将走近，刘航琛却大吃一惊，此人正是王缵绪！
王缵绪也惊诧不已，定定地站在了刘航琛面前。
“哈，你们俩许久不见了吧？”孔祥熙笑着走上来，往两人中间一站，打着哈哈说，“怎么，惊喜得连招呼都忘记打了？”
王缵绪只好勉强笑笑，向刘航琛伸出手。
“你好！别来无恙？”
王缵绪这句临时脱口而出的客套话，正戳中刘航琛的痛处：漂泊逃亡，咋会无恙？但刘航琛未说出口，只是淡淡一笑，同时伸出手去，与王缵绪握手。
“你好！”
两人客套几句之后，再握手道别。
孔祥熙将王缵绪送到外客厅门口，回过身来邀请刘航琛、顾嘉棠进去谈。两人跟在孔祥熙身后进了内客厅，坐定之后等着孔祥熙开口。可是孔祥熙和刘航琛寒暄几句之后，却把注意力放在了顾嘉棠身上。
“月笙在香港还好吧？”
“好！好！”顾嘉棠连忙回答。
“上海方面情况怎么样？”
“只晓得开先兄已经回渝，进展不是很理想。”
孔祥熙听了微微一愣。
“庸公，你不是说有要事相商吗？”刘航琛终于忍不住了，插个空当赶紧问。
“是的。不过，”孔祥熙笑了，看着刘航琛说：“要事不是已经办完了吗？”
这倒轮到刘航琛发愣了，“庸公你还什么都没说呢？”
“看来你还是没弄明白。”孔祥熙呵呵笑起来，“王缵绪即将率部出川抗战，约好今日九时来向我辞行。我喊你来就是让你们二位在我的客厅里见一次面，问两声好，握两次手。就算王缵绪和你有天大恩怨，冲着我的面子，也该化解了吧！”
原来如此，刘航琛真是感激涕零，连连道谢。
随后，孔祥熙要刘航琛给杜月笙写一封信，约杜月笙来重庆，这次依旧是“有要事相商”。究竟什么“要事”，孔祥熙说信中不方便写，却不妨告知刘、顾二位。
原来中央迁川以后，查获一批完过税的烟土，销毁了自是可惜，准备交给杜月笙制成麻醉药品，销到外洋去。
刘航琛一想，这对杜月笙是一件天大的好事。杜月笙在香港开销奇大，接济那帮请到香港的人物，不晓得他自家垫付多少洋钿，是该给他找个赚钱的门路。他很佩服孔祥熙这种公私兼顾的做法，当即欣然答应，回去马上写信，请杜月笙尽快来渝。
五、力挺吴开先
杜月笙乘飞机抵达重庆后，下榻于交通银行楼上的招待所，由他的学生陆京士、于松乔、唐承宗三人轮流随侍，听候差遣。由于刘航琛危险解除，顾嘉棠也搬来和杜月笙同住。
杜月笙先去重庆国府路范庄孔公馆拜见孔祥熙，详细商量了那批烟土制成麻醉药品以及行销到外洋的具体事宜。
回到招待所，又喊来刘航琛，与顾嘉棠几个人一起商量了这批土生意的运作细节，然后交给顾嘉棠具体负责。
这是赴渝的第一桩事体，另一桩就是上海统一委员会的事体。吴开先得知杜月笙到渝，当天便赶过来会晤。吴开先对杜月笙抱怨说：
“我们商议的意见，已经向中央和有关方面分别提过。可直到今日还没有答复。”
“既然这样，不妨我直接去说。”杜月笙说，“你先别急着回上海，等这桩事体定下来再走不迟。”
杜月笙不在党不在政，但运作此类事体却是效率奇高，远非吴开先此等政府官员可比。果然不几天，“上海统一委员会”正式宣告成立，设常务委员五人：杜月笙、吴开先、戴笠、蒋伯诚、吴绍澍。委员则有钱新之、潘公展、陆京士、俞鸿钧、冯有真、吴任沧、童行白等。
蒋介石深知杜月笙在上海潜伏了一批门徒，而杜月笙在金融工商界仍然有很大影响，当然还有杜月笙在上海的帮会势力，因此，特地任命杜月笙为统一委员会主任委员，由常务委员吴开先兼任书记长。
杜月笙得了这个“主任委员”的任命后，曾问蒋伯诚这是个什么级别的官。
“要论级别么，”蒋伯诚笑称，“这个级别是见官高一级，因为主任委员是委员的头头。要说这个官有多大么，比上海市长还大，因为上海市长管不了当地的党、团、协会。要讲派头么，比行政院各部部长派头要大，因为部长都怕特工，而你是领导特工首脑的。”
杜月笙一听哈哈大笑，自家戏谑说：
“如今我倒得了个无冕之王。”
话虽如此，杜月笙心里还是非常得意的。而事实上，这个委员会也是他可以随意捭阖，玩弄于鼓掌之中的。因为五位常务中的其他四位，都与他自家有着特殊的关系。戴笠是杜月笙的把兄弟，蒋伯诚是杜月笙的玩场知己，吴绍澍是杜月笙的学生，吴开先是杜月笙极为要好的朋友。
同时，这个统一委员会还相当于一个上海的地下政府。在国民党内部，军统、中统互相倾轧，除蒋介石本人以外，还没有一个人统一领导过这两个机构。如今杜月笙这个党外人士居然能驾乎二者之上，尽管只是在表面上，但也是空前的，因此有人称杜月笙为“统统”。
统一委员会成立的时候，蒋伯诚与吴绍澍尚在上海，杜月笙、吴开先都在重庆，戴笠建议就此召开第一次常务委员会议。
常务委员会议制定了一个初步“统一”方案——中央各机关驻沪各单位，分别设为双重领导，一个领导部门是各自的主管单位，另一个领导部门是“上海统一委员会”。各单位在沪负责人，每月必须举行一次汇报会，汇报各自工作进展情况，相互协调，相互商洽。并随时交换情报，提供信息；一切有关大局的问题，均应提交汇报会讨论，在沪各单位除一体出席外，尤须接受指示负责召集。
第一次常务委员会召开之后，吴开先与杜月笙飞赴香港，两人就吴开先二度入沪再做详细商议。
“还有一个问题，”吴开先提出，“我们五个常委分处三地，戴先生在重庆，杜先生你在香港，我们三人在上海，联络上多有不便。”
“这个问题我已经考虑到。”杜月笙说，“我决定建立一个沪、港、渝三角无线电通信网。现在上海和重庆之间的秘密电台已经设好，香港和重庆也不生问题，就只差上海和香港两处的通信联络了。你放心，我会设法在香港另设一个专用秘密电台。”
杜月笙又把他在沪的主要联络人员介绍给吴开先，其中包括徐采丞。徐采丞负责杜月笙的对外联络。所谓对外联络，是指与上海抗敌后援会的各界领导人、各党派在沪负责人、租界当局以及各国（包括日本）在沪外交人员的联络。对内联络是万墨林，包括与军统、各游杂部队驻沪人员、帮会弟兄、恒社弟子等的联系。
杜月笙建议，把他们二人吸收为“统一委员会”工作人员。并随后派人去上海，关照徐采丞和万墨林，要积极配合吴开先的工作。同时转告法国哈瓦斯通讯社上海分社社长张季先支持吴开先的工作。张季先是杜公馆的清客，与法国驻沪总领事私交甚好。
后来吴开先到了上海，与蒋伯诚、吴绍澍商量后，召集徐采丞、万墨林等人，传达了“上海统一委员会”的成立过程，正式任命了一批工作人员，其中，万墨林为总交通员。
数天后，徐采丞在辣斐德路十八层楼姚玉兰夫人的香阁为吴开先接风洗尘，在座的多数人都是各界头面人物。宴席中，徐采丞首先发言：
“国民党中央决定成立一个统一领导机构，负责上海的反汪抗日工作。这个机构有杜先生负责，因为杜先生在香港，所以有我代表他邀请各位来这里开碰头会……”
徐采丞在发言中，特别强调杜月笙的领导地位。这不仅因为他是杜氏门人，更重要的是杜月笙的金字招牌具有号召作用。
随后，吴开先、蒋伯诚也都先后讲话，强调“委员长特别请杜先生来领导，还要我们来上海和大家共同工作……在蒋委员长的指挥下共同抗日……”
从这天开始，上海统一委员会正式开张。
在杜公馆的留守人员中，万墨林是替“统委”工作最为卖力的一个。他不仅将恒社弟子通讯录交给吴开先，让他随意差遣杜门各路能人，“统委”每个月的例会，以及临时会议，都由他物色新的地点，由他通知、联络。而“统委”通常一个月不止开一次会，万墨林便把他所能够找得到的安全地点，逐一轮流使用。在华格臬路接连开过几次会，便发现杜公馆四周有了可疑人的行踪，万墨林立刻改换地点，又打开辣斐德路姚氏夫人的十八层楼，不久再改到南阳桥金廷荪的公馆，江一平、朱文德、虞如品、俞林筠和赵培鑫等人的家里，也都先后成为秘密会议场所。
徐采丞更是一个不可或缺的人物，他被重庆方面任命为“直属通讯员”，在他的寓所里便设有秘密电台，可以和重庆有关方面直接通话。尤其当重庆方面有人落入日伪手中，他都能通过和日本人的关系，将这些人保释出来。
“统委”在上海做了无数工作，其中成就最大的，就是与汪伪争夺上海金融工商巨子，劝导他们离沪赴港，充实抗战力量。至于那些无法离开上海的，也要通过做工作，使他们拒绝与汪伪合作，因而使上海沦陷区的金融工商，尚能配合中央政府的各项政策。其中劝导虞洽卿，却是费了一番周折。
上海沦陷，虞洽卿滞留上海。东洋人为了诱他投降，特地从日本搬来一个与虞洽卿有旧交情的80余岁老翁，对虞洽卿进行攻心术，劝其与日汪合作。虞洽卿怕落下“汉奸”的名声，轻易不敢答应，但他与日汪的往来从未间断。周佛海写了一本《不堪回首话当年》的小册子，交给一些动摇分子，其中包括虞洽卿。虞洽卿看过小册后，称赞周佛海“会写文章”，并随后与汪精卫、周佛海、陈公博、丁默邨等人先后见面。
吴开先闻知此讯，焦急万分。虞洽卿不仅是金融工商界相当有影响的人物，而且与蒋介石关系密切。他一旦落水，将把蒋介石推向一个十分尴尬的位置，同时公众舆论对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也将更为不利。怎样才能赶在日汪前面，将虞洽卿拉出上海，一时成为“统委”的头等大事。
“这好办，”万墨林对吴开先和蒋伯诚说，“只要你们一句话，我马上告诉戴老板手下的人，很容易动手。”
万墨林之所以出此计策，自然是为杜月笙着想。虞洽卿为了和杜月笙争夺上海地盘，长期明争暗斗。虞洽卿出道早，杜月笙后来居上，势头强劲，两人表面上嘻嘻哈哈，内心里却刀锋相向。
“使不得！”蒋伯诚立刻表示反对，“没有委员长的命令，哪个都不敢动虞洽卿。”
“是的，事体远没到那一步。”吴开先也赶紧附和，然后说，“不如以吴铁城的名义拟一封电报，告诉他立刻去重庆，否则会有性命之虞。然后再派几个人去吓他一下，我想他大概就会开溜了。”
当下，众人表示赞成，随后连骗带吓，迫使虞洽卿一路逃到香港。杜月笙以“上海统一委员会”的名义为虞洽卿“压惊”，不久，虞洽卿由香港去了重庆。
在“统委”的运作下，无论日方如何逼迫汪伪政府，无论汪伪政府如何威胁利诱，直至汪精卫抑郁而死，以至抗战胜利，始终没拉到一个上海金融工商界的知名之士。相反的是，当1941年重庆发行美金胜利公债，上海银行钱庄两业、工商机构，甚至平民百姓，却能在“统委”的号召下，募得巨大数额资金。
事后，吴开先曾说：“统一工作委员会在沪正式成立后，第一项工作即尽力劝导工商金钱界及知识分子离沪赴港，转入大后方。”“终汪逆之世，上海所有金钱业较知名人士，无一敢冒不韪而参加敌伪之金融组织者。此事第一由于孔庸之部长运用得力；第二应归功于杜月笙先生之鼓励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