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介入工运言语一句 (第3/3页)
五、调停水电车工运
吴同根一案圆满解决后，“清党”中已经解散的法商电气电车自来水工会，受到杜月笙赢得胜利的鼓舞，迅速调整恢复，并于1928年10月27日发表告全国各界同胞书，指控法商电气电车自来水公司无故拘押工会执行委员徐宝生，并开除工友10余人。此前的10月8日，他们曾向公司提出改善待遇要求16条，但事隔19天公司仍不予理睬，为此，他们请求各界给予正义支持。
告全国同胞书发表后，在全国范围内引起强烈反响，上海市政府农工商局召集劳资双方到场调解。法商公司却置之不理，既不到场也不解释。
于是，1200多名电气、电车、自来水公司工人，一怒之下，于12月3日开始了大罢工。
法国人早有防范，工人罢工后，电灯自来水照常供应，但电车全面瘫痪。
罢工当天，法捕房政治部派出代表，到工会请求工人复工。工会严辞拒绝后，开始发动为罢工工人募捐。12月5日，上海市各工会纷纷组织工界后援会，援助罢工工友。
法商电水公司眼看事态扩大，复工无望，迫于无奈，只好请杜月笙充当资方代表，与工会谈判。
此时，上海各工会已经组织了特别委员会，声明全力支持罢工工友。
而官方党政军各机关在12月8日成立了“处理法商电水工会罢工委员会”，委员会成员都是当时响当当的重要人物。如军方的冷欣、刘云，市政府方面的张廷灏，淞沪警备总司令部的贾伯涛等。
杜月笙第一次代表资方调解工人罢工事件，由于对对方估计不足，一上来便吃了个烧鸡大窝脖。
他首先派一名够身价的学生子，专诚邀请“处理法商电水工会罢工委员会”的那几位委员到杜公馆磋商。不料，那几位委员摆着官方的架子根本不买他的账。
“杜月笙算老几？他有什么资格喊我们到他家里去？”其中一位勃然大怒，拍着桌子大声斥责，“要谈公事，叫他到办公室来！”
这个学生子吃了气，回去向杜月笙汇报，他以为杜月笙也会拍桌子，大光其火。没想到，杜月笙听完他的话，不但没发火，反而略一沉吟，当即做出决定：
“好，我明早就去他们办公室。”
“先生，看他们这种态度，你何必要管这桩闲事？”
这位学生子以为，那几个委员太狂傲，居然连威震黄浦滩的杜先生都不放在眼里，他们要杜先生去办公室杜先生就去，岂不太折身价？
“这不是闲事，再不复工，电灯、自来水都要断了。”杜月笙很会给自家找台阶下，他说，“官场自然有官场的规矩，人家说谈公事到办公室，自然是有他的道理的。跟官场的人打交道，还是遵守他们的规矩吧，这没什么塌台的。”
翌日，杜月笙便来到该委员会办公室，他果然是能屈能伸，在这些委员面前，他谦恭自抑，坦诚相见，使对方心服口服，很快达成共识，拟定草约，议定12月11日正式复工，15日劳资双方在社会局正式在条约上签字。
消息传到法商公司，资方头脑惊喜交集，没想到复工问题解决得如此之快。但一看草约，一个个目瞪口呆——杜月笙自作主张答应劳方的条件完全不是法商公司的意思，法商公司的本意并不是要给工人让步，而是借杜月笙的声望和威信，迫使工人复工。他们以为，杜月笙发迹、崛起于法租界，本应与法国头脑站在一起；而杜月笙一向与法国头脑交好，自然也是巴结和互为利用的结果。他们哪里晓得，杜月笙早已不是昔日吴下之阿蒙，他早已看到大势所趋，看到了工人中那股可以利用的强大力量，所以他要改头换面、另谋发展，此时的杜月笙自然要借这个机会讨得工会以及工人大众的信任。
但是，人是他们请出来的，是代表他们去和劳方谈判的，如今草约拟定，他们也无话可说。何况杜月笙也不是可以得罪的。他们只好装聋作哑，暗地里做手脚。
到了11日复工那天下午，1200多名工人工友到公共体育场举行复工大会，然后整队向公司进发。当他们抵达辣斐德路华法两界的接壤处时，法租界巡捕看见一下子来了这么多人，以为又在罢工游行，因而竭力拦阻。工人们一怒之下，放弃复工，解散回家了。
工没复成，杜月笙再次出面调停，一方面与法租界巡捕沟通，达成共识。他压根没想到法租界巡捕的行为并非偶然。另一方面他向工人慨然承诺：前日所签订的草约，他负责敦促法商水电公司通过，实现草约上的全部条款，否则一切后果他愿自行承担。——他希望12日下午复工。
有杜月笙这句话，12下午两点，1200多名工人从四面八方，向法商电水工会集中，然后整队出发回厂复工。工人们进入工厂大门的时候，争先恐后地和守候在大门内的一位瘦削颀长的中年绅士打招呼——“杜先生，你好！”
“杜先生好！”
“杜先生，你怎么来了？”
这时候的杜月笙，已经有了一大批最基本的工人群众。杜月笙微笑着回答工人们的问候：
“各位放心工作，草约的事我负责和公司谈。”
杜月笙在工人面前打了保票，却完全没想到法商公司不买账。多年在法租界说一不二的他，被法商电水公司开了个大玩笑——1200多名工人复工后，公司不但不履行草约条款改善工人待遇，反而开工之初无故开除工人十多名。15日是劳资双方签约的日子，双方应同时到社会局履行签约手续，法商电水公司却根本不曾前往。
杜月笙对工人的承诺没有兑现，这个台塌得够大。
工会见法商电水公司毫无诚意，复工4天后，于12月16日1200多名工人再度罢工。
此时的杜月笙，公开站在劳方一方，以他所主持的“华人纳税会”和“商界总联合会”，致函资方，给予忠告：
请勿徒恃意气争端，酿成无谓恶感，目前的僵局长此相持下去，对于每天好几万位电车乘客，你们将何以交代？
法商公司收到这封信，非常生气：不要说杜月笙是他们请出的谈判代表，就是“华人纳税会”和“商界联合会”，杜月笙也是借了法国头脑的支持才得以主持的，如今杜月笙却巧妙的运用两个华人团体名义，致函法商公司，而法商公司却不敢开罪这两大团体。他们深知杜月笙言而有信，信而必征，绝不会发封信虚声恐吓一下就此罢休的。
杜月笙的信发出之后，迟迟不见法商公司的回音。杜月笙的朋友和手下都开始劝他退出，头一个劝他的就是陈群。
“你该做的都做了，工人方面自然也知晓了你的好意。法商公司不买账，这个不是你能左右的。”陈群说。
“是这么个理，法商公司不买账，先生正好歇歇了。让那些工人去跟他们去闹，终究他们要让步的。”苏嘉善也劝杜月笙退出。
“歇是一定要歇一歇的，不信走着瞧，不等我自家要歇，就有人要我歇了。”
杜月笙哈哈笑着说，看上去似乎满不在乎，但心底下难免苦恼，一旦自家的“资方代表”资格被取消，自家对工人的承诺就成了一句空话，杜月笙岂不成了言而无信之人？
果然，法商公司对杜月笙的信不予理睬，另外找了一位资方代表，开始与“处理法商电水工会罢工委员会”交涉谈判。杜月笙的消息何等灵通，早有工会方面的人把这个消息递给了杜月笙，并表示愤愤不平：
“杜先生，为什么法商公司换了新代表？”
“杜先生，是你自家辞掉代表的吗？”
杜月笙哭笑不得，只好婉言安慰：
“无论谁做代表，只要达成的合约公平合理，不损害工人的利益就好。”
杜月笙身边的朋友也不明就里，纷纷过问此事：
“你的代表资格，是法商公司取消的，还是你自家辞掉的？”
“以你杜先生的风格，不达目的是不会退出的。莫不是法商公司自作主张另找的代表？”
杜月笙仍然笑而不答，而是顾左右而言它：
“这件事我了然于心，无论派谁做代表，法商公司不让步是解决不掉的。不信走着瞧，这桩事体迟早要到我家里来解决掉。”
果然如杜月笙所言，从12月16日到19日，整整三天，新聘的资方代表和劳方代表的谈判南辕北辙，各走极端，根本无法达成共识。到了19日下午，法商公司的新代表和农工商局的官员，只好双双移驾华格臬路杜公馆，问计于杜月笙。这时候，杜月笙哪方代表都不是，反而成为了双方的调停人。
从这一天开始，杜月笙作为双方调停人介入谈判。谈判进行了10天，资方在巨大的压力下，终于答应了劳方的条件：应允了增加赏金、普遍加薪、减少工作时间、增添人手、因公受伤工资照发，另商其他改良办法等八项优惠条件。
至此，法商公司除却电车罢工24天营业损失不计外，其结果是越拖形势越不利，越拖给予劳方让步越多，法商公司痛定思痛，大有悔不当初之感。
杜月笙在这次罢工调解中，于谈笑之中纵横捭阖，处理类似事件越来越轻松自如，越来手法越高明。
六、新锐力量入杜门
在插手工运，“调解”工潮的过程中，杜月笙与工人、工会人士频繁接触，交游面更为广阔，目光也更加敏锐。他注意到黄浦滩头的工人队伍中，一大批新锐工人领袖正在脱颖而出，迅速获得工人大众的信赖与拥戴。这批人年轻、有朝气、有胆有识、积极向上、敢作敢为，他开始关注这股与白相人地界迥然不同的新生力量。
在这股新生力量中，最先引起他注意的，也使他最感兴趣的是邮务工会的那几个年轻人。在上海七大工会中，邮务工会在“清党”以后，以后来居上之势，突飞猛进，令沪上政界人士对他们刮目相看。跟定南京政府的杜月笙自然也不例外，在他注意到这股新锐力量之后，便无时无刻不在关注着他们工会的动向，以及几个负责人如陆京士、于松乔、张克昌等人的行踪，他甚至指派专人去调查搜集陆京士的背景资料。
陆京士来自江苏太仓，毕业于上海法学院，1924年考入上海邮局，1925年加入国民党，后被推选为邮务工会主席。陆京士刚从大学毕业就投身工运，担任要职，是上海七大黄色工会中很出风头的一人，可谓年轻有为。1927年陆京士参加国民党领导的工人纠察队，3月21日响应北伐，竟然手持枪械，跑到南市和闸北，凭血气之勇，同直鲁军精锐部队毕庶澄部作战。战斗中与他同队出发的信差杨龄不幸中弹身亡……
在陈群为杜月笙谋划进军工商业第二步的具体实施条款中，其中之一便是虚心接纳工人中的新锐领袖。陈群对杜月笙强调说：
“如今方向转变，人力资源必须调整。以往的大小八股党、帮会徒众，作为基层力量。维持便可。未来开创局面，要结纳新锐力量。大到党政军领袖，小到金融界、工商界、文化界的头头脑脑，包括知识分子、专业人员。要尽量多招纳一些有群众基础的青年朋友做学生子。”
杜月笙深表赞同，但是，他有自己的苦衷，在陈群面前他没有必要隐瞒，他说：
“我也看到不少可以结纳的新锐力量，可是，那些高高在上的人，很多把我看做地方恶势力的代表，认为我是革命的障碍。他们怎么会拜到我的门下来？”
听了这话，陈群不由得一愣。他平时见杜月笙对市党部那帮朋友一视同仁，没有亲疏。没想到别人对他的看法他却心知肚明。他太有自知之明，也太能识人。
“市党部那帮新锐人物中，的确有人持此种看法。”既然杜月笙把市党部中人对他的看法说穿了，陈群也就不再避讳，他分析说，“但是，月笙哥，你在黄浦滩头所拥有的深厚力量，也正是市党部中人需要倚重的。遇到具体问题，他们自然会拜到你的门下。眼下，你不妨与他们在见解和作风上保持一致，然后设法找机会争取他们的理解和友谊。”
“嗯，好，好。”杜月笙频频点头。
“月笙哥，你有啥可担心的，你化敌为友的本领天生无人可比。”陈群见杜月笙一副认真而又专心致志的样子，半开玩笑说，“任何人只要和你共过事，便会拜到你的门下，你还有什么可担心的？”
“老八，我哪有那么神？”杜月笙嘴上如此说，心里却很受用。
“你说说看，你看中的新锐人物有哪几位？”陈群问。
“我看邮政局那一帮青年朋友很了不起！”
“我也有同感。”陈群又问，“具体哪几位？”
“陆京士……”杜月笙报上了一长串名单，头一个就是陆京士。
“好，我来安排。”
陈群并没有直接出面去找陆京士，而是把一个口风轻轻吹了过去。于是，几天后，在陆京士工作的工会办公室里，有人给陆京士递话说：
“杜先生想见见京士兄。”
“杜先生？”陆京士一愣，大为踌躇，“我与杜先生素无往来，杜先生见我有什么事？”
“去了不就晓得了。”递话的人说。
“去吧，一定要去！”在场的陆京士的同事劝说道，“就算杜先生不请你，你也最好是登门拜访，结识了杜先生，对我们的工作大有裨益。”
“是啊，京士兄，一定要去！”其他同事也都一致附和。
“好，我下午去。”陆京士明确告诉递话人。
下午，陆京士第一次走进华格臬路杜公馆，当门房报上陆京士姓名的时候，一直在一楼会客室里恭候的杜月笙倒屐相迎，令陆京士颇为感动。
陆京士久仰杜月笙大名，也晓得杜月笙的能量，但自知不是同道，没想过会和杜月笙走到一起。在他的印象中，像杜月笙这样帮会起家的大亨，从穿着到行为举止，自然都是一副流氓白相人的做派。岂料一见面，杜月笙却是一副文质彬彬的形象，中等瘦削的身材，看上去手无缚鸡之力。清癯的脸上带着谦和的笑容，一双硕大的招风耳煞是引人注目。陆京士看着面前的杜月笙，分明就是一个举止文雅的中年绅士啊！
双方在会客室坐定，早有下人奉上茗茶。陆京士一边品茗，一边等着杜月笙的下文，他倒要看看杜月笙把他找来究竟有何事情。倘若仅仅是想与他结交，那么总该有双方感兴趣的话题。
杜月笙主动结识的人不计其数，从高层政要，到社会文化名流，诸如“一身傲骨，目空四海”的章士钊、“生平愿为帝王师”的杨度、朴学大师古文泰斗章太炎等，尽管对方的学识车载斗量，而与目不识丁的杜月笙在一起，照样相谈甚欢，或议论时政，或谈古论今，或共叙师友之情，何况面前这个20多岁涉世未深的大学毕业生？
令陆京士完全没有想到的是，杜月笙一开口，竟然谈吐清新脱俗，国民党刚带来的新名词，他不假思索，便能脱口而出，运用得十分恰当。谈起黄浦滩头此起彼伏的工运，以及黄浦滩的未来，他都颇有见地。这个40出头的大亨的思想思维，竟然完全与20多岁的新锐人物的思想思维合拍，所谈话题完全是陆京士感兴趣的跟潮流的时事话题，因而不知不觉中，陆京士有一种获得一位蔼然长者、知心朋友的欢欣和喜悦。
晚餐时分，一桌精品菜肴送进了会客室，两人边吃边谈，似乎有说不尽地话题，一直谈到深夜，陆京士才恋恋不舍地离去。离开之前便约好了次日的见面时间。
接下来，陆京士成了杜公馆的常客，每星期总要光顾杜公馆两三次，不曾约晤的日子，两人便通过电话互致问候。
不久，陆京士加入杜门，拜杜月笙为师，成为杜月笙在新锐力量中的第一个学生子，并成为杜月笙智囊团中不可或缺的人物。从此两股力量合流，无论两人中哪个出面处理工潮，对方都会给予支持与援助。从此若干年间，杜月笙和上海市党部领导的工运渐趋一体化，无不得益于此时杜月笙与陆京士的结合。
此后，陆京士联络了自己的一帮兄弟友好11人，一同拜杜月笙为“老头子”，这就是所谓的工会“十一股党”。不久，陆京士又拉来一帮39人，一起拜杜月笙的弟兄顾嘉棠、金廷荪等人为“老头子”，这是“三十九股党”，他们50人组成了控制上海工会的一股最大势力。
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杜月笙谦恭下士，广纳各界新锐学生子，上海劳工界领导人物、工人领袖，不分华界租界，不论各行各业，莫不纷纷投入杜门，杜月笙的学生子遍布市政府、市党部、工会、警备司令部、警察局、以及租界巡捕房等。有了这样广泛的关系网，杜月笙调解工潮确实易如反掌。
20世纪30年代以前，杜月笙调解工潮多限于英法租界，30年代以后不仅调解工潮次数增多，而且面积遍及整个上海滩。特别是帮会首领人物朱学范出任上海市总工会负责人以后。当时市党部和社会局往往对市总工会施加压力，要求工人不要和资本家对抗，朱学范便请杜月笙出来撑腰。市政府、市党部等机关里都有杜月笙的门生，陆京士已到市党部工运担任要职并任警备司令部军法处长，市长吴铁城手下管地方政治问题的王绍斋也是杜氏门生，因而杜月笙一出面，大家都要给面子，毕竟都是“杜氏大家庭”的兄弟。朱学范等人手下的罢工积极分子一旦被警察逮捕，通常是工人从前门铐进警察局，朱学范打着杜月笙的旗号，随后便从后门将这些人保出来。
杜月笙在1931年杜氏宗祠开祠以后，声势如日中天，和他经常出面调解工潮有关，因为朱学范等人每次请杜月笙出面摆平工潮后，总要号召各大单位在各大报上刊登鸣谢杜月笙调解的启事，杜月笙觉得很有面子，更是乐于出面排忧解难。
从一次次处理工潮、调停劳资纠纷的经历中，杜月笙逐步确定了他的始终奉行不懈的三点原则：
一、必须照顾到双方的利益。
二、宁可贴钱吃亏，但凡问题到了自己手上，就下定决心，非解决不可。
三、决不羼入私欲，而且，抱定宗旨，功成不居。
本着这三点原则，在30年代黄浦滩头罢工工潮风起云涌、盛极一时的时候，杜月笙几乎包揽了黄浦滩头所有劳资纠纷的调停。许多社会闻人、工会领袖、党政军机关、英法两租界当局解决不了的罢工事件与劳资纠纷，只要杜月笙“言语一句”，一切问题迎刃而解。杜月笙的金字招牌也越叫越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