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八大家-欧阳修6 (第2/3页)
常好的例子，他说什么呢，他说当年唐朝的郭子仪和李光弼两人不对付，不说话，后来等到安禄山起兵反唐的时候，两个人执手立志，共戮国贼。
您就是当朝的郭子仪，我肯定没有李光弼那能力，我担心有负国家的期望，也有负您的期望，范仲淹是这么讲的。
所以我们说既有范仲淹本人的这封书信，又有司马光、苏辙等人的记录，同时不管怎么讲毕竟欧阳修是与范仲淹共事过的，这样的事情遮是遮不住的，应该说，这应该就是事实的真相。
就是在这个问题的评价上、写法上、态度上，富弼跟欧阳修有分歧，范纯仁更是无法容忍。
画外音：为尊者讳，为长者讳，是中国自古以来的文化传统，对范仲淹的家人来说，吕夷简既然是范仲淹生前的政治对头和夙敌，那么两个人的过往又怎能以这样的形式出现在神道碑上呢？
而作为欧阳修来说，他又为何非要一意孤行，甚至不惜得罪范仲淹的家属，去做这费力不讨好的事情呢？
当文章写成后，范仲淹的家人们又该拿它怎么办呢？结果很不愉快，范纯仁让人从碑上把
“至此、以至”那的二十多个字全部都删掉，全部磨掉。就是凡是涉及到说我爸爸跟吕夷简和解的那些话全数删去。
欧阳修的做法是拒绝接受被删掉以后递给他的拓片。他明确告诉大家，以后你们要想看我写的给范仲淹的神道碑，甭去看那块碑，那不是我写的。
要看得看我家传的集子。就是我自己将来，我百年以后我自己传世的集子，您看我那个。
你要看那碑，告诉你，那人不是我，那上刻的是欧阳修，那人我不认识，你得看我自己的。
在原则问题上我们知道欧阳修是绝对不会含糊的。大家可能就说了，这个欧阳修就不犯错啊？
他那个神道碑就写得那么精准？也有错。欧阳修他是一个立场鲜明的人、坚持原则的人，但不是一个固执的人，不是一个犟人。
他有错，什么错呢？他在里头写呀，说宋仁宗曾经想率领文武百官给他母亲磕头，上朝的时候，范仲淹说这事不妥呀，力谏止之，就是拼命地劝他，把这事给劝下来了，没发生。
后来苏洵在编这个朝廷的文件的时候，就发现没有劝住，还是发生了这件事。
就告诉了欧阳修，欧阳修就改过来了。还有包括他在写这个神道碑的时候牵扯到范仲淹的履历，哪个年龄做的什么官，哪个年龄做的什么官，别人看了以后也告诉他说你这个不对，前后顺序都是乱的。
欧阳修明确表示我写神道碑不是给他填履历表，我的这个排列是按照我自己行文的意思来排的，我特别做了注明。
你们如果要了解范仲淹的履历，千万别看我这块碑，你们可以看什么呢，看墓志铭，墓志铭里边会详细地按照时间的顺序来排列他任官的先后。
他不是一个固执的人，是可以改的。那么大家就说了，那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巨大的分歧呢？
甚至不惜得罪人家家属，本来这是个好事，是不是，他跟范仲淹这么好的关系、这么好的朋友、同道者，人家属让你写一个盖棺定论的神道碑，你就写成这种结果，两厢都不愉快。
为什么呀？这里边有一个非常深刻的原因。大家要知道，像唐代的
“牛李党争”那争的是什么呢？争的是权力，争的是政治利益。宋代的时候，在范仲淹、吕夷简等人所发生的争论从最开始的时候叫做
“君子之争”，争的是什么呢？政见不同，绝对不是争的权力。就是说对于朝政有不同的看法可以发生争论，但是君子动口不动手，我们可以进行辩论，真理愈辩愈明，谁对的我们就服从谁。
所以君子之谏、君子之争，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为什么欧阳修等人拼命地给皇上说，我们是朋党，但我们是君子之朋，这是一个根本的不同。
可是大家要知道，争着争着就容易意气用事，争着争着，原来本来是为了国家的利益，争政见的不同，最后就变成了派性的斗争。
只要是你说对的我就说是错，只要你说错的我就说对，这样一来就把派性的利益放在了国家利益之上，这是很糟糕的。
我告诉你革新派们早就意识到这个问题，大家还记得原来欧阳修、范仲淹被贬之后，蔡襄写过一首诗叫《四贤一不肖》，这四贤说的是谁呀，四贤说的是范仲淹、余靖、尹洙、欧阳修，那不肖是高若讷，就那倒霉的谏官。
欧阳修不是写篇文章骂他吗，最后骂完了欧阳修也被贬了。这《四贤一不肖》这个诗写出来的时候它就很有分寸，因为当时的人明确地了解到蔡襄写的是事实，这几个被贬的人确实很冤枉，而高若讷作为一个谏官在当时的表现确实让人不齿，所以《四贤一不肖》这个诗写出来，虽然写的是政治事件和政治人物，但是大家基本是认同的。
有人攻击蔡襄，革新派的人就为他说话。可是到了后来，我说过一个人叫石介，石介写了一篇《庆历圣德颂》歌颂庆历新政，但是却诋毁反对派，这就很麻烦，我说过，范仲淹看了这首诗都说此等怪人一定坏了我等大事，韩琦看了也说，国家大事岂可以此言之？
我们国家的大事怎么能这样子意气用事呢？他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在这首诗里边，石介对那些对立面和反对派极尽人身之攻击，一吐心中之愤懑。
鲁迅说过辱骂和恐吓绝不是战斗，你可以讲道理但不要骂人，你越骂你越没有道理，所以石介写了这首诗在革新派阵营内部却引起了比较反感的回声，这就说明什么，说明你这样做就是派性斗争，就不再是
“君子之争”了。所以这样一种情形之下，像欧阳修他是很清醒的，他就要反省，这冤冤相报何时了啊？
大家要知道这些派性的斗争会让政治空转。有人曾经评价过这个事件，说什么呢，说最开始的时候是君子之争，君子之争是为了反对小人，但是斗来斗去、斗来斗去就偏离了方向，小人没斗倒，老百姓吃亏了，国家利益受到损害了，派性的利益一旦站在了国家的公共利益之上，他会以国家的利益、国家的名义来实行派性的利益，而且最糟糕的是这些所谓的君子、所谓的革新派，当他们要斗这些反对派的时候，他们用的手段跟那些反对派用在他们身上的手段是一模一样的。
换句话说，这些君子用了小人的恐怖手段来对付小人，这样一来君子何以自明？
你们是代表理想的，你们是代表革新的，你们是代表民众的希望的，但是你们所使用的手段跟小人一样，你们最后所争的利益也跟小人一样，你怎么说自己是君子之朋？
所以你注意啊，这种争端欧阳修看得是清清楚楚，他要反省不是他个人反省，他要替整个他们这个革新集团反省。
再说深刻一点，他为整个国家而反省。所以我们说，欧阳修写这个神道碑看上去是一个很小的事件，对不对，那你要说这有多大的事，你给他爸爸写了一个神道碑，人不同意。
说就在这么个小事上，当时俩人就是没有相约共力戮贼，没有，那是出于对国家的考虑，但是绝对没有跟吕夷简互相相约如何如何，更没有给他写什么信承认错误，没有的事，看上去是个人的意气之争，但是因为吕夷简和范仲淹都是国之重臣，他们俩的私人之争那就会损伤国体。
所以为什么欧阳修说一开始写这个神道碑他就要坚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