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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八大家-欧阳修6 (第1/3页)
在宋仁宗皇佑四年,公元1052年,范仲淹去世了,一颗巨星陨落了。
我们知道范仲淹和欧阳修的关系那是非同寻常,范仲淹对欧阳修有奖掖提携之恩,两个人也是同道的好友,友谊非常深厚。
范仲淹去世了以后,他的儿子范纯仁也是当时一个很著名的文人,就邀请当时他们一起推行改革运动的另一位重臣叫富弼,为他的父亲撰写墓志铭。
邀请欧阳修为他的父亲撰写神道碑。解释一下,墓志铭是埋在坟里头的,写好了以后刻好了以后就在坟里头了,将来多少年以后把这个坟刨开了,要了解墓主的生平,就看这墓志铭。
神道碑是立在墓道上的,就是,是在外边别人能看见的。就这么个区别。
一个是在暗里的,一个是在明里的。这个任务交给他,他不能不写啊,于情于理于公于私他都应该写,可是对欧阳修来讲这太为难了,为什么呢?
因为要评价范仲淹就意味着要评价过去几十年的政治史,对不对,我们都知道范仲淹跟他一样在政治上也是起起落落,他可能没有一个私人的敌人,但是他可能拥有很多政治上的对立面,那你现在评价范仲淹,那些对立面的势力还都存在着,所以欧阳修就说什么呢?
说我写这个神道碑,对上不能有损国体,因为范仲淹生前担任的职务那是跟国体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现在我对他的评价不能有损国体。
第二,也要躲开那些对立面的明枪暗箭,我不能把这个神道碑一写出来,结果招致一大帮人的群起而攻之。
所以他说写这个神道碑首先要有一个原则就是要稳当,稳当的内涵就是要公道、要公平。
我只要立住了公平,谁也说不了我什么。所以他说
“须先自执道义也”,我自己先把道理拿定了,把立场立定了,我自己的说法确定了,我的原则确定了,我对范仲淹的评价就好办了。
就写了,富弼的墓志铭写得很快,写完了之后就埋到墓里边去。欧阳修的神道碑写了15个月,你想欧阳修这样的散文大家、政治家,溜溜地写了15个月,交稿交得特慢,这才写出来,写出来他还不放心,专门交给当年与范仲淹在宰相府里共事的韩琦,让他过目。
韩琦给他提了一些意见,他进行了修改之后,然后才拿了出来。嘿,我跟你说啊,他是千小心万小心,你看他们原来同一阵营里边的韩琦他是最有发言权的,他没有意见了。
最侥幸的是他们的对立面们没有任何声音,这就说明他做得公道不公道呢?
公道。稳当不稳当呢?稳当。才是的,有一个人不高兴,就是写墓志铭的富弼,富弼看了以后没有明确地讲不满,但他讲一段话,这话是大有深意的,他怎么说呢,他说我这个人写文章求的就是善恶分明,我要写善就是为了劝诫后来。
我要写恶,就是为了惩治那些败类。我写的文章从来都不模棱两可,怎么叫不模棱两可呢,就是褒贬分明,让善人能长生,让恶人下地狱。
如果写文章前怕狼后怕虎,左右都害怕,我不高兴这样做,我写墓志铭就坚持的这个原则。
而且他说什么呢,我明确说,我在给范仲淹写的这个墓志铭里边,我就是激烈地抨击了当年的那些对立面,我知道他们那些对立面的后人现在还活着,我不怕。
我把这话讲出来,他们肯定会群起而攻之,但我就是不惧怕,我活人就活个有原则,原则分明。
大家都能听得出来,是吧,要是没意见他平白怎么说这番话呢?欧阳修啊,对这段话有一个明确的回应,他怎么说?
他明确地告诉富弼,如果你们觉得不合适,请人另写,哥哥我不干了,我还真不惹这个,你们觉得不合适你们另请高明。
画外音:欧阳修与范仲淹不仅是政治上的同道者,更有着深厚的私人友谊。
以欧阳修的绝世文才,为范仲淹书写的神道碑文肯定如花团锦簇一般,然而令人奇怪的是,文章写成后反对的声音却并没有出自政敌的阵营,而是来自身边的好友,这是为什么呢?
大家知道,范仲淹当年推行革新的时候画了一幅《百官图》,所谓《百官图》相之间仇没解开,你们同在一个屋檐下,父子俩怎么就差得这么远呢?
我告诉你,这是欧阳修的原话,说什么,你说你父亲说没解仇就没解仇了?
你那会儿才多大?这是我亲眼所见、亲耳所闻,
“公等少年,何从知之?”你小兔崽子你懂什么?你知道为什么欧阳修在这问题上非常地鲜明?
因为评价范仲淹关系国之大体,就是对范仲淹的评价如果出现偏差的话,那就对整个这一段的历史,对这一段的北宋国家的形象有重大影响。
他要是个一般的县令那就算了,对不对,你爱说怎么怎么,只要你高兴。
这是什么?你的父亲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边主持朝政,代表着国家的朝政的形象,我能为你这小子的这两句话就改吗?
我是证人,我听见了,我见到了。那大家可能就说别激动,别激动,我们就想知道到底怎么回事?
你现在说欧阳修这么说,我们说对。那他儿子人家肯定回家跟他爸爸也说过这事,他也这么说,富弼也是当事人呢,他为什么意见跟你也不一样呢?
这就得再看第三者的记载,司马光,大史学家,在他的著作里边对这个事情有原原本本的记载,他记载的这段话非常重要,他说什么呢?
范仲淹回到朝廷之后对吕夷简说,我呀,以前对您多有冒犯,我真的没想到,您能提名提拔我,我没有想到您能这么做。
吕夷简怎么说呢?说
“夷简岂敢负于旧事为念耶?”——宋·司马光《涑水纪闻》在国家大事面前,我怎么能以我们过去的过节萦怀于心呢?
我们都是干什么事情的人,我们都是为国家做大事的人,不能以个人的私人的小过节为念,这是一个证据。
后来的苏辙也曾经记录过一个事实,范仲淹临到前线去之前,专门给吕夷简写了一封信,向他承认当年所犯的一些不得体的错误。
当然有的人解释说,他要走了,他担心在后院捣乱,可能有这个因素。
但不管怎样讲,这个人愿意这样做,为的是什么呢,为的是自己能够全力地在前线组织作战。
那大家说,这你又都说的是第三者,问题我就想问范仲淹到底写没写这封信,我告诉你,还真写了,这封信的名字就叫《上吕相公疏》,现在依然能够在宋代人吕祖谦所编的《皇朝文鉴》113卷里边找到这篇全文,但是你到了南宋朱熹的时候,翻开范仲淹的全集已经见不到这篇文章。
很显然这文章被谁删了?被范纯仁删掉了。在这篇文章里头,在这封信里边范仲淹是怎么写的,他感谢吕夷简说:“褒许之意,重于金石。不任荣惧,不任荣惧”——范仲淹《上吕相公疏》你对我的奖掖之恩,对我的褒奖之意,真是重若金石。
我真是诚惶诚恐、诚惶诚恐。
“情既龃龉,词乃睽戾,至有忤天子大臣之威”——范仲淹《上吕相公疏》我自己很惭愧,当年我的一些说法、我的一些行为不但对皇上不敬,对您这样的国之大臣也不够尊尊。
是一种善意的释放,就是一种想要和解的一种善意。最重要的是范仲淹在这封信里头还举了一个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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