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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张特制的进餐椅，跟母亲亲手设计的短裙一起，陪伴姐姐一直走到她十岁。

    准确地说，是姐姐十岁生日那天。

    我知道没人相信这样的奇迹，连我自己都不敢相信。那时街上还没有蛋糕店，只有一种类似煎饼的薄薄的面包，装在透明塑料袋里，在货架上一摆就是几个星期。母亲却不知从哪里弄来了一只蛋糕，金黄的蛋糕底子，上面堆着雪山似的厚厚奶油，红绿两色奶油笔精心绘制出三朵玫瑰——母亲告诉我们，那就是我们从没见过的玫瑰，长乐坪瘠薄的土壤无法种植的玫瑰，生日快乐四个字是英文的，斜斜地飞在玫瑰的上方。

    这样的蛋糕完全把我们震住了，我们三个（父亲恰好不在家）静静地望着十根飘摇的生日蜡烛，谁也没有吭声。我在想，我一定要把这个蛋糕看仔细，看清楚，明天到校，才有吹牛的资本，我相信他们谁都没有吃过蛋糕。蜡烛融化，滑进奶油，母亲轻声说：“不要紧，这是可以食用的蜡烛。”母亲真了不起，什么都懂，有了她，我和姐姐才能吃上长乐坪从未出现过的生日蛋糕，姐姐才能当上长乐坪唯一一个在冬天穿裙子的女孩，并且从一个小矮人一跃而成“美丽的长乐坪小公主”，我们一个老师就是这么叫她的，她是我们的自然常识兼音乐老师，她上音乐课的时候，喜欢把姐姐叫到风琴旁边，一边弹奏一边指点姐姐给全班领唱。

    蛋糕的美味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母亲刚刚吃下一小块，就被单位里的人叫走了，她身上有一串重要的钥匙，任何时候都有可能被叫走。母亲一走，我和姐姐就饿狼似的扑向蛋糕，很快，桌上就只剩了几把吮得跟洗过一样的勺子。

    我们是晚上七点整开始吃蛋糕的，姐姐的第一阵不适在八点半发作，肚子疼，头疼，喉咙疼，也许她疼糊涂了，她说手指也疼，还伴随着惊天动地的间歇性呕吐，蛋糕和奶油的混合体像浅黄色的稀泥巴，从她嘴里倾泻而出，一阵赶一阵，远远比她吃进去的要多得多。到了十点，她呕出来的东西变成墨绿，我想去叫母亲，可姐姐拉住我不放，求我不要丢下她一个人。母亲终于回到家时，姐姐已经光有呕吐的动作，再也吐不出任何东西了。见到母亲，趴在地上的姐姐猛地向上一蹿，两眼一翻，昏死过去。

    醒来过后还是吐，我觉得呕吐的姐姐像一种软体虫子，头一下一下有节奏地往前伸，腿随之往后蹬。尽管两只手都挂着液体，医生还是诊断不出姐姐的病症，但他肯定，绝不是食物中毒。天亮之前，姐姐莫名的呕吐终于止住了，她像刚刚从死亡线上爬过来的小战士，蓬首垢面杂乱无章地躺着，沉进深深的睡眠。将近中午，姐姐悠悠醒来，她睁开异常清亮的眼睛，让我看看她的脚尖，她说那里很不舒服。

    直到今天，我仍然无法相信我当时看到的情景。姐姐的脚趾挤破鞋帮，像破壳而出的小鸡，活灵活现地挤了出来。往上一看，齐膝小裙子突然短了一截，大腿赫然露在外面。再往上看，原来搭在肩头的小辫子，晃悠悠地吊在耳后，她连脖子都长了一截。

    母亲闻讯赶了过来，她不出声地看了姐姐一阵，猛地将姐姐从床上拉起来，她要姐姐走路给她看，走过来，走过去，她要她不停地走，不停地跑，问她这里疼不疼，那里疼不疼，让她弯腰，转身，让她跳起来，去够墙上某一点。姐姐都按她说的做了。母亲再也想不出别的考验她的花样，就盯着她看，看来看去，一把将她搂进怀里。“好了，好了，我们正常了。”

    可是母亲又错了，姐姐的正常只持续了不到一年，又朝不正常的方向发展过去，姐姐的个头像一列刹不住的火车，轰隆隆不顾一切地向前冲，她长得实在是太快了，有时，似乎是一夜之间，她的手腕脚腕就从刚刚添制的新衣服里钻了出来，一副捉襟见肘窘迫不安的模样。姐姐很快就从一个穿短裙的小不点，变成了四肢细长的钓鱼杆。

    母亲合掌祈祷：“够了够了，我可不希望她将来去打篮球。”父亲手拿铅笔和直尺，把姐姐拉到门框边，一边叹气一边划下姐姐的最新高度，不到半年，他在门框上划下的刻度密密匝匝，像另一根没有尽头的直尺。

    最终不得不像几年前一样，在黄昏时分匆匆走上街头。献福路，解放路，珍珠路，左拐，进入两臂宽的漆家巷，到了尽头，再向右拐，侧身进入另一条更小的巷子。路还是那条路，心情却变了，母亲新添了坏脾气，她走在前面，不时回头瞪一眼姐姐。“走快点，你就不能叫人少操点心？”姐姐低着头辩解：“长得高又不犯法。”我却在想，这才叫一成不变的生活，街道，食物，病情，一切都还是原来的样子。

    “原来恨不得往上扯起长，现在恨不得往下拽起长，看来我的水还是有效嘛。”听到黑暗中传来这样的欢迎词，母亲羞愧地低下头。这一次，除了在昏暗中捏着鼻子喝下一杯，她没有多余的水给母亲带回家，原因是母亲以前曾经对人说，“没有效，一点效都没有，害得我白白在那里又是磕头又是烧香。”母亲没想到，她虽然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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