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章 女科神医 (第3/3页)
笔记。三十卷，又有补遗四卷。沈德符撰。德符字景倩，明浙江秀水（今嘉兴）人，万历四十六年（1618）举人。家世仕宦，随父寓於京邸。同当时士大夫及故家遗老、中官勋戚多有交往。近搜博览，博洽多闻，尤明於时事和朝章典故。功名不就回到家乡秀水以后，将故所见闻，仿欧阳修《归田录》之体例，随笔记录。万历三十四至三十五年间撰成该书，三十卷，书名寓“野之所获”之意，四十七年又编成《续编》十二卷。德符留心史事，颇具特识。该书记述起於明初，迄於万历末年，内容包括明代典章制度、人物事件，典故遗闻、阶级斗争、统治阶级内部纷争、民族关系、对外关系、山川风物、经史子集、工艺技术、释道宗教、神仙鬼怪等诸多方面，尤详於明朝典章制度和典故遗闻。所记大都博求本末，收其是而芟其伪，常者固加详，而异者不加略，内容翔实，在明代笔记中堪称上乘之作。为研究有明一代历史的重要史料。
该书著成后，未即刊刻。后有明末刻大字本，流传甚罕。
明朝的儒臣文士们之所以如此，其中有两个原因是：一个是他们自小所受的教育就是“忠君保国”，哪怕是一个混账白痴坐在龙椅上，一肚子诗文的臣子们也要向他跪拜叩头的。
孟子说：“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告诫信奉他的学说的人忠君固然重要，但假若弄得民不聊生，则可能无君可忠了，提醒他们多少要体恤一点民情，让百姓们活得下去。
可惜，在明朝，书生们读到的《孟子》一书却是钦定的删节本，那些保民恤民的话都被删削掉了，剩下的只有忠主卖命。科举也是标准答案标准版本，把宋朝时“格物”出来的新儒学——理学奉为独尊之位。明永乐年间饶州儒士朱季友给“周、程、张、朱之学”提了一点不同意见，算是学术上的商榷，明成祖知道后龙颜大怒，下旨“命有司声罪杖遣，悉焚其著书，曰：‘无误后人。’”朱棣的这一句话便开了明清两朝以程朱理学禁黜异端的先河，从此理学成了唯一的学问，其他都成为异端邪说而受到查禁（《禁书•文字狱》，王彬著，中国工人出版社）。而明朝的科举“考试大纲”规定得更是严格，必须从朱熹所编定的“四书”中出题，对其理解和运用也必须遵循程朱的注疏。“考试大纲”看起来无关紧要，但那可是一根有力的指挥棒，它指挥和规范着儒生们的脑子，进而控制社会思想和观念。
再一个原因便是屠刀下的威服。明朝定国之后不久，朱元璋便大开杀戒，忌惮功臣们功高盖主，担心自己死后子孙们压服不住他们，便在他当政的二十余年间，把与他一起打天下的功臣们大多杀掉了，且用的都是满门抄斩的法子，连门生故交都不放过。
一面杀功臣，一面则是杀儒生。写诗作文章，凡是触犯了朱元璋忌讳的“光、贼、则”等字眼的，一律杀掉，其他就更不用说了。
他的四儿子朱棣从侄子手中夺过天下后，又接着杀了一阵，其中仅“读书种子”方孝孺一案，就杀了八百余人。在开国之后的几十年间，父子们一路杀下来，砍掉的人头不可胜计，其中多数是儒生文士。
面对这样的现实，谁还愿意拿自己的脑袋和皇帝开玩笑？结果是，血淋淋的人头，威服了二百余年的书生胆。
另外明朝中后期宦官专权，朋党执政，有骨气的读书人难能幸进，所以大多数编书自遣，而言政是有政治风险的，比如历史上的王余佑，高梦箕等都因为上书言政而被排斥流谴，于是政治上的失意变成生活上的颓废，像王余佑这样有骨头饱经挫折打击仍然铁骨铮铮棱角分明的汉子就是珍稀罕有濒临灭绝的物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