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史事:欲叩遗书向杳冥 (第3/3页)
文人莫友芝感叹古籍的匮乏，写下的诗句，可见，唐本的珍稀。这些京城的官员和学者看到敦煌写本《老子化胡经》《尚书》等珍品后，“惊喜欲狂，如在梦寐”，始得知甘肃敦煌有重大发现。伯希和还告诉大家，敦煌石室尚留存以佛经为主的8000卷经卷。当听说藏经洞还有藏品的时候，中国学者是怎样的兴奋和焦虑已经难以描述了，但是他们立刻采取了行动。在保护和拯救剩余藏品的行动中，罗振玉是其中最积极努力的一位。罗振玉立即报告了学部左丞乔茂楠，并由罗代拟电报：“行陕甘总督，请饬查检齐千佛洞书籍、解部，并造像石碑，勿令外人购买。宣统元年已酉八月二十三日。”命护理陕甘总督毛庆蕃立即查封敦煌藏经洞，并将所余遗书悉数解运京师。清朝学部这时才清醒过来，决定收拾残余。而此时，距藏经洞发现已整整9年。
甘肃方面接到学部电报后，甘肃藩司、代理巡抚何彦升刚刚到任，他命令敦煌知县陈泽藩点查剩余经卷，解运京师。1910年，劫余敦煌遗书从敦煌启运。陈泽藩派傅宝书、武相臣（两人负责运卷大车的押运。藏经洞在被发现的第10年，中国政府终于完全接管了。这些藏品虽然是斯坦因、伯希和剩下的，但毕竟还有8000余件，数量还是可观的。但是，从敦煌到北京，敦煌遗书又经历一个苦难旅程。
运卷大车离开了藏经洞，藏经洞宝藏便成了公开的新闻，无人不知敦煌卷子价值连城。于是，一场以获得藏经洞卷子为目的的买卖、偷窃、私分行径由王道士看守藏经洞时的秘密流散转为公开的掠夺。事实证明，傅宝书、武相臣在押解途中，不尽心力，所经之地敦煌卷子任当地官员抽取、挑捡，并擅自出卖，又为掩人耳目，一卷撕开充作两卷。许承尧1944年在他原藏的敦煌经卷题跋中讲到卷子的来历时，对运卷大车途中分散卷子的情形说得十分清楚：“清学部乃遣人辇其经人都，号五千卷，然佳者寥寥，又皆割裂充数。其留于武威、张掖、皋兰者不少，皆精整。”许承尧1913年到兰州时，碰见市面上出售敦煌写经，购买多达200卷。1919—1921年任兰山道尹和甘肃省长的陈阎，自称在甘肃为官时，与朋友争购敦煌写经。民国初年任甘肃督军的张广建，竞以敦煌卷子为买官契，根据卷子多少换取官位大小。贾缵绪在民国六年之后的10年里，曾先后任甘肃烟酒总办、甘肃省教育厅长、安肃道尹，在任职期内购得敦煌卷子多达百余卷。此后，北京大学陈万里与美国福格博物馆第二次考察队途经兰州，以及向达等人西行敦煌，一路上还时时能看到开出大价钱的敦煌藏经。敦煌至北京，迢迢远途，其中沿途流失者又该有多少呢?
敦煌遗书一路颠沛流离，到达北京后，新一轮劫难又开始了。运卷大车不是直接开进学部的大院，而是开进了甘肃巡抚何彦升在京的儿子何震彝的家里。何震彝叫来他的岳父——藏书大家李盛铎，以及李的亲家刘廷深、方尔谦等人，在私家宅院进行了一次认真的挑选，选出的精品收人自家书房。当时，报官的敦煌卷子清单上只有卷数，没有卷名、行款等，所以，这些人在取走一些精品后，又将一卷撕成两份、三份，以符合上报清册的数量。之后，才移交学部，共18箱，编号计8679卷。
遗憾的是，这些卷子已不是自藏经洞解运之初的卷子原貌、原数。故此，民国年间敦煌写本收藏家周延元30年代末所著《周廷元敦煌写经守残留影》之《编日赘言》记载道：“而令北平图书馆所存的八千余写卷，是其糟粕残余者，言念及此，尤堪痛恨心碎矣。”那么，被何彦升之子何震彝等人私吞之卷子下落如何呢?《编目赘言》是这样记载的：“学部贻书甘肃，令购运来京，其菁华固已无多，时获甘督何彦升有子在都，故先落其手，佳者复为其所留。其妇翁李盛铎且分得唐人所写札注书经等，尤可宝贵，凡与何子相契者无不得之，有分至数百卷之多者，故厂肆出售不绝也。”
然而，这种分裂经卷以充件数的行径很快就暴露出来。当时，学部侍郎宝熙发现运送学部的卷子有问题，于是，他写了上告奏折，负责押运的傅宝书被扣留。只因辛亥革命起，清朝官人自顾不暇，不得已，将傅宝书放回了甘肃，此事也就不了了之。
敦煌国宝的流失，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指责外国的所谓探险家，他们使用了各种办法获取中国的文化遗产，不合法的手段显而易见。但是，我们从国人内部的严重盗窃行径中，看到了中国之所以饱受欺凌的原因。正如鲁迅先生所深刻剖析的那样：中国人对于国粹的态度，“内行就是偷光，外行就是糟蹋光”。在我们理直气壮地指责外国探险家的时候，我们的内心不免多了一份伤痛和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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