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史事:欲叩遗书向杳冥 (第2/3页)
敦煌写本收藏家周延元30年代末所著《周廷元敦煌写经守残留影》之《编目赘言》披露，这一时期，石室写卷为甘肃大吏所得者不下四五千卷，如：督军张广建、省长陈阎、政务厅长许承尧、榷运局长蒯寿枢、兰山道尹孔廷宪、高检厅长徐声金、教育厅长马邻翼、财政厅长雷多寿、实业厅长司徒颖、电报局长李幼根、省督学李苞等。据《甘肃文史资料选辑》中当事者的文章透露，当时，甘肃官场上盛行的送礼之物为“贺兰石、卓尼砚、敦煌卷”。很显然，在王道士向当局报告的过程中，官员们接过藏品时的兴奋表情告诉王道士，这些写卷是珍贵的。于是，王道士把真情一次次地隐瞒了起来，只是透露了部分实情。而所有的官员，没有一个人认真对待，没有一个人愿意亲自到藏经洞看个究竟。直到藏经洞的藏品纷纷被运往国外，造成敦煌遗书的大量外流，当局仍一无所知。而学者们得知实情后，埋怨当地政府不负责者有之，指责外国人者有之。叶昌炽更是悔恨交加，他后悔自己巡行了大半个甘肃府，只差敦煌没有涉足，留下终生遗恨。在外国人到达敦煌之前，中国曾有7年的时间可以妥善保护藏经洞写卷，但却一次又一次地失之交臂。
接着发生的就是众所周知的西方探险家对敦煌遗书的大肆劫掠。
著名史学家陈寅恪在《陈垣序》中说：“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燉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自发见以来，二十馀年间，东趄日本，西迄法英，诸国学人，各就其治学范围，先后咸有所贡献。吾国学者，其撰述得列于世界燉煌学著作主林者，仅三数人而已。”紧接着，有说道：“燉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
从陈寅恪先生的这段论述，可以看出敦煌遗书的重要，也能看到敦煌遗书的流散是个多么沉重的话题。事实上，莫高窟藏经洞中发现的各种文献资料2万多卷，如今散落在全世界22个国家，包括英国、法国、日本等国。
眼下，王国维在琉璃厂看到的敦煌卷子，就是王道士赠送给别人而流传出来的。而王道士的秘密也很少有人知道全部，包括孙元起——毕竟这些知识在课本上只出现了那么几行而已。那么刚刚好，孙元起知道了最重要的两点：一、敦煌遗书在莫高窟的藏经洞发现，具体地点王道士知道；二、敦煌遗书很珍贵，现在大多数人还不知道。
自从得知有敦煌卷子流出后，孙元起就有些急不可耐，准备往西北一行。因为他也不知道斯坦因、伯希和两个家伙什么时候到得敦煌，只希望他们现在还没到！
史实中，斯坦因在新疆探险期间，从敦煌逃到乌鲁木齐的维族商人那里约略得知敦煌藏经洞的消息，于是，带着他的中文秘书蒋孝婉于1907年3月12日直奔敦煌，“准备用最为妥善的办法获取这批写卷”。他仅用4块马蹄银（合200两银子）买通了王道士，携走了8000余卷写本和几箱绢画，从西北边境悄悄出境，开创了敦煌遗书大量流向境外的先例。1908年2月，伯希和接踵而来。他仿斯坦因之例付给王道士500两银子，便又将6600馀卷写本精品和38幅大型绘画捆载而去。虽然伯希和比斯坦因晚到藏经洞一年，但斯坦因并未能进入藏经洞内挑选，未能看到拿部藏品，而伯希和则不同，他不仅亲自进人洞窟翻检了所有藏品，而且他精通汉语，有着丰富的中国和中亚历史文献的知识，获取遗书的数量虽不如斯坦因，但几乎全是精品。
有时候，孙元起甚至想：其实敦煌遗书被斯坦因、伯希和得去，未必是坏事。毕竟现在他们掠走的经卷，现在保存在大英博物馆等处，成为全世界的瑰宝，中国人还可以见到。如果保存在中国人手里，经历国内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特殊时期，又能保存多少呢？只怕那些经卷逃得过千年的历史变迁，却逃不过一群无知者的破坏。
历史上，这些事就发生过。
伯希和将获取的卷子从天津以海路运往巴黎后，于1909年5月来到北京。得知清朝学部筹建京师图书馆，正在“物色各种古籍，以保存国粹”，不知他出于炫耀或别的什么心理，便以携带的正在研究的部分敦煌写本在北京六国饭店展示。当时，学部侍郎宝熙、京师大学常总监督刘廷琛、京师大学堂经科监督柯劭忘、翰林院侍读学士恽毓鼎、学部参事江瀚、京师大学堂教习兼学部编译局次长王仁俊、京师大学堂教习蒋斧、国子丞徐坊、知名学者罗振玉、董康等都前往参观。“插架森森多如笋，世人何曾见唐本。”这是清道光年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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