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四章 返回上海屡受挫 (第2/3页)
进攻。
戴笠肩负的是肃清全国汉奸的重大责任，肃奸重点当然是在上海。他几乎每天都有事情亲赴顾嘉棠家中与杜月笙扃室密谈，商量订立制度，拟定具体调查、逮捕、逆产清管等种种办法。在随后的逆产清管中，吴绍澍贪贿舞弊一案渐渐浮出水面。
在上海的所有汉奸中，最有铜钿的两人，一个是担任敌伪统税局长多年的邵式军，一个是协助盛宣怀的侄子盛文颐假宏济善堂名义在上海公开买卖鸦片烟的罗洪义。
抗战胜利之后，吴绍澍率先进入上海接收敌伪产业。而在他的眼皮底下，邵式军从爱棠路那幢华屋里神秘失踪，后来据说逃到苏北投奔了共产党。爱棠路那幢美轮美奂豪华无比的邵式军大厦，随之便成为了“中国国民党上海市特别执行委员会”的办公处所，国民党上海执委会的主任委员，便是吴绍澍。
成为国民党上海执委会的主任委员办公处并无物议之争，但此案的疑点在于，邵式军为什么能得以顺利脱逃，并能逃过封锁逃到新四军的地盘？其次，邵式军弃家仓皇出逃，他的亿万家财绝不可能随身携带，邵氏庞大财产究竟到哪里去了？
杜月笙首先提出自家的疑问，戴笠表示赞同，立刻派出军统特务秘密侦查。果然如杜月笙所料，邵式军在爱棠路的那幢华宅，正是吴绍澍亲自接收的。费尽周折，终于找到邵式军的发妻，问起邵家财产，邵太太心有余悸，怕讲出来会受到生命威胁。军统特务亮出身份，作出担保后，邵太太才说出原委。
“家里的古董字画、名贵家具、奇珍异玩和皮毛衣饰全部是吴绍澍先生一手接收的，这些暂且不算，光装满金银财宝和各种钞票的巨型保险箱便有4只，也都悉数被吴绍澍先生接收了。”
“你记不记得4只保险箱里装的品类和数目？”军统的人按戴笠的策划提问。
“记得，自家的东西怎会不记得？”邵太太说，“请给我纸和笔，我可以立时开出各保险箱里的明细清单。”
纸和笔送过来后，邵太太不假思索，很快开出一张“家财”清单。
第一只保险箱：黄金若干条……
第二只保险箱：美钞数百万……
第三只保险箱：钻石珠宝各若干，价值数亿……
第四只保险箱：日本老头票及为数极巨的日本国家债券。
拿到清单，办案人员再问邵太太一个问题：
“邵式军是如何逃到新四军那边去的？”
“这个……”邵太太担心危及邵式军的安全。
“人都已经逃走了，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办案人员的话里软中带硬，“而你们家人的安全，我们也会负责到底。”
邵太太自然晓得军统的厉害，只好如实交代。
“吴绍澍和我家先生讲好条件，送我家先生到安全的地方，家里财产全部由他接收，不得泄露。”
戴笠获报后立即行动，当夜便派出大批忠义救国军封锁爱棠路80号，命令他的得力干将毛森等人进入邵式军的大宅，彻底搜查上海特别市执行委员会。果然搜出4只巨型保险箱，但其中已有3只已被破坏，里面大批的金条、美钞、钻石珠宝全部不翼而飞。第4只保险箱箱门紧锁，看样子不曾被破坏。
毛森命人接通电流，炸开第四只保险箱的箱门，取出内中一迭迭的日本老头票和日本国家债券，一一清点，与邵太太开出的清单上的数额分文不差。而这些东西如今已成为废纸一堆，吴绍澍自然不会费力打开这只保险箱。
由此可见，前3只巨型保险箱里的亿万资财，全部被吴绍澍悉数拿走，据为己有。
这天夜里，吴绍澍便睡在这幢豪华宅邸的一间美轮美奂的卧房里。当他被楼上的动静惊醒时，连声招呼他的保镖侍卫，却没有任何人回答。但他分明听到走廊里有脚步声。他壮着胆子爬起来从窗户里向楼下看去，顿时吓的魂飞魄散——楼下暗影里，尽是持枪走来走去的人。他这才明白是军统特务进了这桩豪宅，好在戴笠还没想要他的脑袋，否则他早已在睡梦中成了军统的刀下鬼了。
他吓出一身冷汗，躲在墙角里再也不敢出声。他已经晓得军统为何而来，被戴笠抓住把柄，哪还会有他的好日子过。
仿佛一个跟头从云端里栽下来，吴绍澍被摔醒了，这才不得不承认，杜月笙不是好惹的。在此前，当他集中全力攻击杜月笙，迫使杜月笙蛰居不出，免生是非的时候，以为杜月笙的势力在黄浦滩上已经销声匿迹，自以为得计，岂料，杜月笙却让他饱尝了他的群众力量的厉害。
首先出招的是杜月笙的爱徒陆京士。吴绍澍曾抵制陆京士担任社会局副局长，但陆京士以社会部沪宁特派员的身份，仿照军统忠义救国军的名称，吸收大量工人骨干，拉起了一支“工人忠义救国军”，随后又拉起一支“护工队”，其成员遍布全市各工厂，使吴绍澍派去担任市总工会筹备委员会的几个人无法开展工作。陆京士还组织大批失业工人和要求涨工资的工人，成群结队川流不息地到国民党市党部社会局请愿，给吴绍澍制造麻烦，施加压力。上海市工商金融界的许多老板，也在杜月笙及其门生弟子的授意下，拒绝与吴绍澍合作。
在此情况下，吴绍澍的工作处处受阻，难以打开局面，一开始的万丈气焰渐渐被熄灭，到1946年元月，几乎很少再到社会局上班了，一应事体全部交给副局长葛克信处理。为摆脱困境，他曾专程飞往重庆拜见朱家骅和蒋经国，并要求晋见蒋介石，但没有达到目的。
如今又落到戴笠手里，他岂能不惊慌失措。他的保险汽车不再绕杜美路而过，而是天天降尊纡贵，到杜美路求见戴笠。戴笠则对他置之不理，不屑一见。杜美路70号不晓得跑了多少次，闭门羹不晓得吃了多少回，吴绍澍见戴笠是铁了心不见他了，便扬言去重庆走关系。戴笠这才放出话来，允许他进杜美路70号杜氏大厦一见。
吴绍澍一听，立刻驱车前往，换上一脸的谄笑，奴颜屈膝地走进戴笠的大会客厅。
戴笠早已摆开阵势，喊来众多军统局重要人员助威。吴绍澍哀哀求情，请“戴先生”网开一面，免予究办。戴笠则沉下脸说：
“像你这种贪赃枉法、欺师灭祖之人，留着你继续害人么？”
“既然这样，请戴先生允许我飞重庆，向上峰自行请罪。”
吴绍澍又生一计。但若果真如此，他也不晓得有没有作用，毕竟他不是蒋介石的嫡系。
“只怕你已经出不了上海市。”戴笠冷笑着说，“恐怕没有航空公司会卖给你机票。”
吴绍澍自知再求告也没有用，只好告辞而归，等着重庆方面的处理。
戴笠关于吴绍澍侵吞邵式军巨额家财的报告打上去后，又经孔祥熙“敲边鼓”声援，不久，国民党政府免去吴绍澍上海市副市长和社会局长的职务，后又相继免去其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主任委员、三青团上海支团部主任等职务，吴绍澍就此垮台，其所有职务全部由吴开先接任。至此杜月笙大大地出了一口恶气。
吴绍澍下台后，陆京士主办的《立报》立刻对吴绍澍展开全面攻击，趁机痛打落水狗。杜氏门徒也大搞暗杀，企图置吴绍澍于死地。军统怕事体闹大，杜月笙才指示门徒作罢。
三、杜门汉奸，多踏两只船
抗战期间，杜月笙的很多门人弟子下水当了汉奸，但这些人投敌后，一方面给日汪效劳，一方面与杜月笙保持联系，为杜月笙、戴笠以及吴开先等人在上海开展工作提供方便。抗战胜利后，这些人纷纷找到杜月笙寻求庇护。在这些人中最富有的一个，也是上海所有汉奸中除了邵式军外最富有的一人，便是罗洪义。
罗洪义是杜月笙的拜门弟子，上海沦陷后，先是在官僚买办盛宣怀的侄子主办的贩毒机构“宏济善堂”从事烟土贩卖，继而在汪伪政权禁烟总监部担任要职，大肆贩卖烟土，帮助东洋人推行以鸦片烟摧残中国人的抗战意志的阴谋。抗战八年，他在上海专卖鸦片七年多，可谓财源广进。
杜月笙到重庆之初，既要创办事业，又要接济朋友，尤须支付上海方面的巨额开销，用度上常常捉襟见肘。罗洪义便开始拨款接济。一方面作为他敬献老头子的孝心，一方面也请杜月笙代他买进黄金、美钞储蓄券，以备不时之需。尤其杜月笙这一条路是他通往重庆的康庄大道，为了给自家留条后路，他便源源不断地把钱拨到重庆。他前后拨给杜月笙的钱，除去在上海为杜月笙垫付的各种开支不计，尚有七八百万元之巨。
抗战胜利后，罗洪义自知法网难逃，杜月笙一到上海，罗洪义便在第一时间住进爱文义路顾公馆，寸步不离，跟牢杜月笙。杜月笙对外扬言：
“我收留罗洪义，一是因为顾念师生情分；二是抗战期间上海的地下工作，只要我有事体交代，他从不推辞，也算出了力的；这第三，上海的地下工作经费常常断档，这是众所周知的，罗洪义多有接济，也应该算为抗战出了点力吧。”
尽管杜月笙为罗洪义开脱罪责，但上海肃奸，跑了一个顶有钱的邵式军，已经给军统及戴笠造成很大压力，这个第二号富豪汉奸若是再逍遥法外，戴笠也不好交代。杜月笙的面子戴笠自然要给，而罗洪义也不得不办，于是，为了摆平舆论，也为了不至于给罗洪义定罪太重，两人从长计议，合演了一场大义灭亲的双簧。
戴笠把忠义救国军以及军统局在上海的重要干部全部请到杜美路杜氏大厦的大会议室，当众对军统局上海区长王新衡说：
“罗洪义在敌伪时期贩卖鸦片，坐收渔利，这个人不能不办！”
“可是……”王新衡犹豫地说，“罗洪义也做过支持抗战的事体。”
“我晓得，但他毕竟有罪，不得不抓！”
“可是，罗洪义住在顾公馆，跟牢了杜先生……”
“我现在就是要你去见杜先生。你请杜先生立刻把罗洪义交给你，接受审判。”
“这个……”王新衡感到十分为难。
“你不用为难。”戴笠说得斩钉截铁，“你只管告诉杜先生，如果他还顾及我戴某人这个兄弟，请他交出罗洪义。倘若他非要保牢罗洪义，那么我可以放罗洪义一马，但是从今以后，我不再有杜先生这个兄弟。”
王新衡更加为难。
“此案不能不了，你只管去说。杜先生要怪也只有怪我戴某人不够交情，和你不生关系。”
王新衡只好去了爱文义路顾公馆，把照戴笠的话对杜月笙讲清楚。原以为杜月笙会很为难，没想到杜月笙听完以后，矍然而起，言下颇有憾意地说：
“我晓得罗洪义做得是贩卖鸦片的生意，可总以为他不曾做过伪政府的官。如今他既已被定为汉奸，戴先生指明要他这个人，莫说他就住在我这里，即便他逃到天涯海角，我也要把他捉回来，交给戴先生归案。”
杜月笙说完，马上拨对讲电话，喊罗洪义进来。
“洪义，莫怪我不讲师生情分，你自家做的这个事体已经超出了我的能力范围。戴先生要捉你归案，你暂且去吧，往后用得着，为师会如实给你作证。”
“谢谢先生！谢谢先生！”罗洪义说罢，给杜月笙连鞠三个躬，转身跟王新衡等人走了。
后来罗洪义一案开庭，杜月笙出庭作证，罗洪义被象征性地判刑坐了几年牢。1949年全国解放时出狱，追随杜月笙去了香港。在杜月笙后来的日子里随侍师门，按日到杜公馆报到侍疾，直至杜月笙告别人世。
杜月笙的高足汪曼云也在抗战初期“下水”，当了汪伪社会部次长。若论为杜月笙做事，他比罗洪义的贡献要大，他一面给汪伪卖力，一面听从远在香港或重庆的杜月笙指挥，在营救吴开先、万墨林时他确实利用他和汪伪的关系做了些工作。在徐彩丞的民华公司开业后，为支持这个公司也出了不少力。对这样的弟子，杜月笙更是加倍庇护，亲自出庭作证，以求从轻处罚。
汪伪政权的第三号人物大汉奸头子之一周佛海，在南京汪伪政权开始第二年便开始与重庆“眉来眼去”，“暗度陈仓”，杜月笙为营救万墨林、吴开先等人，都得到过他的帮助。杜月笙在上海的民华公司也得到过他的暗中保护。抗战后期，周佛海通过军统，恢复了与蒋介石的关系。蒋介石为此给周佛海写了一封亲笔信，信云：
“顷闻君有意回头，不胜欣慰，望君暂留敌营，戴罪立功。至于君今后政治前途，余绝对予以保证，望物过虑为要。”
但这封信蒋介石没有署名，只落下“知名不具”四个字。周佛海收到蒋介石的密信后，又接受了蒋介石的秘密任命——上海行动总队总指挥。抗战胜利后与戴、杜的“浙江行动委员会”秘密配合，成功抢占了大上海。但由于周佛海罪孽深重，国民党政府很难公开庇护，戴笠便特地派飞机将周佛海送到重庆戴公馆，名义上为软禁，实际是避风头。但后来迫于舆论压力，又将周佛海解到南京交法庭审判。
后来周佛海一案开庭，周的妻子杨淑慧为周佛海聘请了三位著名律师，即章士钊、王善祥、杨家麟，又多方搜集对周佛海有利的证据。给周佛海提供有利证据的人包括杜月笙、顾况同、陈果夫、陈立夫、蒋伯诚、吴开先、吴绍澍等。陈果夫、陈立夫在写给蒋介石的信中说：
“周胜利前一年所表演者，全能按照第三战区之预定计划，例如派罗君强为上海市秘书长，丁默邨为浙江省政府主席，在京沪一带暗中布置军师颇周密，胜利后使江浙两省不致陷于*之手，国府得以顺利还都，运兵至华北各地，不无微功……”
杜月笙也写了大致相同的证明材料。
1947年3月26日，蒋介石下了特赦令，周佛海由死刑被改判为无期徒刑，于1948年2月28日病死狱中。
在“肃奸”期间，戴笠作为杀人不眨眼的军统特务头子，威名赫赫，几乎没有人敢向他求情。唯独杜月笙不同。因此，除了直接下水的汉奸找到杜月笙寻求庇护外，不少与东洋人做过生意的工商金融界富商大贾，也纷纷求告到杜月笙门下。
上海工商界“下水”人员名单是由万墨林提供的，戴笠据此作出处罚决定。许多资本家唯恐被处罚，更担心被没收财产，纷纷讨好杜月笙，有的送黄金，有的送美钞。糖业巨头黄增诗一次便给杜月笙送去400两美国大金砖。与吴四宝勾结的汉奸钟可成，由于给杜月笙送了厚礼而免遭逮捕。还有许多工商企业老板干脆送干股，让杜月笙做股东，做后台老板。
杜月笙的四太太姚玉兰抗战前搬进徐懋棠在蒲石路的十八层楼大厦，抗战胜利后返回上海，依旧住在这里。杜月笙回来后住进顾嘉棠的公馆，徐懋棠便三天两头往顾公馆跑，非要把杜月笙请回十八层楼大厦。徐懋棠是杜月笙的门生，他这次不是要杜月笙住在那里，而是直接把第十八层楼孝敬了老头子杜月笙。
杜月笙见徐懋棠一片孝心，只得告别顾公馆，起驾回了四太太姚玉兰的香阁。
在杜月笙的保护下，不少汉奸重罪轻判，轻罪化无。而杜月笙在大捞钱财的同时，更扩充了自家的势力。
四、戴笠坠机，杜月笙塌天
尽管杜月笙初回上海受尽吴绍澍的打击，但吴绍澍却无法阻挡杜月笙参与对敌伪资产的“劫收”。
日军侵华期间，曾向内地大肆搜刮各种军用及民用物资，囤积在上海大小数百座仓库里。据统计，这些物资总价值达1万亿元以上。抗战胜利，各种势力都盯上了这大宗的物资。除此之外，汪伪大小汉奸的财产均在没收之列，而这些财产实际数量无从调查，这便给接收人员带来了“劫收”的可乘之机。
日本投降伊始，在上海“劫”得最早“收”得最快的所谓“地下部队”和“行动部队”皆为杜月笙与戴笠的手下徒众。杜月笙的心腹管家万墨林在沦陷区八年，对上海的情势十分熟悉，成为接受中的总向导。
万墨林根据杜月笙的“旨意”，在杜美路26号杜月笙的一幢空闲住宅里设了一个机构，专门指挥杜门徒众进行“劫收”。仅劫收的中央商场一个仓库的无账物资，价值便在600亿元。没收的一个姓邓的家产，仅太阳牌啤酒便整车整车地运了半天。杜月笙的亲信叶焯山、万墨林以及杜月笙的长子杜维藩等人的汽车，王新衡在圣保罗公寓的房子，胡叙五在太阳公寓的房子皆为劫收而来。罗洪义被抓捕后，他的全部不动产，便由杜月笙交给徐彩丞支配。陆京士则以社会部京沪特派员的身份接收了一批工厂，陆本人也抢占了不少房产和物资。
此时范绍增正在上海，他见杜月笙与戴笠的手下徒众大发其财，也想从中大捞一把，于是急急忙忙跑到十八层楼大厦，找到杜月笙。
“月笙哥，我听说中央正在上海拍卖接收的敌伪物资，可以整个仓库卖出。只要找到门路，顶到一个仓库，就能发横财。”
“是有这么个事体。”杜月笙问，“怎么，你想做一票？”
“发财的事哪个不想做？”范绍增说，“你知道的，这物价飞涨，我那点钱缩水缩得所剩无几了。”
“你要真想做一票，这个事体倒是不难。”杜月笙沉思片刻，说，“这样吧，明天晚上你请刘攻芸吃饭，我出面说个人情，一准事能办成。”
“好，一言为定！”范绍增高高兴兴地走了。
杜月笙所说的刘攻芸，是当时敌伪物资管理局局长。
第二天晚上，范绍曾在中国饭店宴请刘攻芸，杜月笙作陪。席间，三人杯觥交错，喝得十分开心。乘着酒兴，范绍增说：
“刘局长，眼下弟兄手头有些紧，能不能顶座仓库，弄两个钱花花？”
刘攻芸怔了一下，还没来得及回答，杜月笙把话接了过去。
“小事一桩嘛！”杜月笙打着哈哈说。“这些东西都抓在刘局长手上，只要他点下头，那还有什么话好说？”
杜月笙这个边鼓一敲响，刘攻芸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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