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二章 指挥抢救驻沪大员 (第3/3页)
的中转事宜。
临行时，杜月笙已预感凶多吉少，反复叮嘱吴开先：“此一去风险极大，而日伪更是嚣张。但愿吉人天相。如有缓急当尽力帮助，赴沪请与徐采丞先生多多接洽。”
此番叮咛，犹显得与以往不同，充满了沉重与担忧，仿佛有了些生离死别的味道。两人分手之际，不禁黯然泪下。
果然不出所料，几个月后，惊天噩耗一个跟着一个，当时，重庆派驻上海的三员大将，分别是中央常务委员蒋伯诚，组织部副部长吴开先，三青团代表吴绍澍，其中吴开先是三人之中最重要的一个。而最先被抓的就是吴开先，紧接着蒋伯诚被抓、吴绍澍落网，驻沪三大员整个被一窝端！
但出乎意料的是，万墨林竟然第二次落入日伪掌心，连蒋伯诚的另一位联络员王先青，也一同被抓走。
一个接一个的坏消息打得杜月笙晕头转向。当时香港沦陷，杜月笙已迁居重庆。他一次次和戴笠以及上海统一委员会的其他成员紧急磋商，不惜一切代价予以营救。
本来，吴开先第二次赴沪已经十分谨慎。杜月笙吩咐他与徐采丞联络，也是出于安全的考虑。一方面万墨林已经暴露，怕有敌伪特务跟踪。另一方面，由徐采丞照料吴开先，一应事体，应该比万墨林要周详一些。
此次吴开先只身再入虎穴，风险自是比以往要大得很。船到吴淞口，仍是由万墨林秘密接走，然后由万墨林陪他去找徐采丞。
吴开先与徐采丞系第一次见面，寒暄过后，不待吴开先开口，徐采丞便开门见山接洽这桩事体。
“我已经接到杜先生的密函，杜先生叫我协助吴先生，我一准照办。不过，眼下上海的情形跟前些时大不相同，吴先生必须格外谨慎，要改变工作方式，不能再像以前那么冒险。”
“好，我会注意。”吴开先当场表示赞同他的意见。
“如今国际形势瞬息万变，依我看来，日本、美国迟早会付之一战。到那时，日本一定会占领租界，重庆驻沪人员如不紧急撤退，风险极大。租界的地盘有多大，就算挨家挨户查一遍，会用多少个时辰？”
“对的！”徐采丞的话吴开先深表赞同，但又说，“只是，越到这个时候，上海这边需要做得工作越多，不到万不得已，可能不会考虑撤退。”
“好，安全的事体我会尽全力安排。”
真挚诚恳，审察周详，吴开先对徐采丞的第一印象极好。
接下来，吴开先和他的工作人员见过之后，旋即决定了当前的工作重心，即分访上海金融工商界人士，劝他们从速离开上海投奔到重庆。他们这项工作做得很有成就，抗战胜利后出任上海市议会第一任议长的徐寄庼，便是首先听从吴开先的劝告，邀集了一群朋友，经香港而由杜月笙接待安排，赶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前抵达重庆的。
至于吴开先他们自己，经全体工作人员讨论一致决定：局势虽然危险，但是非到无能为力的时候，驻沪人员一律不撤退。
情势紧急，吴开先他们的工作却开展得有声有色，他们在抢时间。而吴开先新的办公地点、机构设置，以及他本人的住所，全部由徐采丞张罗办理。徐采丞费尽周折觅得一处较为隐蔽的房子，然后从杜月笙在杜美路的住宅中搬来一应家具器皿。这满堂家具用品一概是先前新置办的，尤其名贵精美，所费不赀，但杜月笙却是看都不曾看到过。
这幢新装点好的房子，便成为了吴开先的办事机构与个人住所。后来吴开先被捕，办事机构被日本人查封，里面的全套精美家具器皿全部被日本人搬去用了。
几个月后的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侵略军随即占领了上海租界，原以租界为根据地的重庆地下人员，从此失去了保护屏障。而吴开先的被发现，却是因为为他管理杂务的沈守良。沈守良抗战前曾在上海市党部做门卫，吴开先对他甚为信任。
1942年春节，吴开先为手下亲信干部每个人发了一笔钱。春节期间天气寒冷，大家便凑在吴开先处开庄掷骰。在座的除吴开先的手下亲信外，还有国民党中央通讯社上海分社主任锋有真、中统负责人徐恩曾的驻沪代表陆鸿勋，以及蒋伯诚夫妇，万墨林等人。抽头所得的钱，由吴开先手下几个亲信分了花用，沈守良分得最多。
手里有了钱，沈守良便乘闲暇之机到外面吃喝玩乐，寻花问柳，很快被汪伪特务发现并逮捕。
沈守良失踪，吴开先已有所警觉，但行动慢了一步，在他与徐采丞联络新的办公场所与个人住所的时候，3月18日，“七十六号”特务闯进他的秘密住所，将他抓走。
徐采丞得到这个消息是在第二天。徐采丞的儿子徐振华，一向奉乃父之命为吴开先跑腿，吴开先被抓的第二天，徐采丞叫他去吴开先寓所传话，结果被埋伏的日军抓走，吃了一场冤枉官司。当时徐采丞见儿子迟迟不归，私下一打听，方晓得出了事体，赶紧与远在重庆的杜月笙联系。
杜月笙得此噩耗，当即头嗡的一声涨大。吴开先是他最为牵肠挂肚的一个人，在所有驻沪人员中，他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吴开先出事！这不仅由于吴开先责任重大，更由于他与吴开先向来配合默契。
杜月笙当即复电徐采丞：“不惜一切代价，务尽全力营救。”
随即，同样的电报拍给了万墨林。
五、耗资百万救援
万墨林接到杜月笙的电报，这才晓得吴开先出事了，一时惊慌错愕，赶紧怀揣密电去找徐采丞。一见到徐采丞，便忙不迭地拿出电报。徐采丞摇摇手，叫他不必掏出电报给他看了，因为他晓得电报的内容。
“徐先生，你看这件事情怎么办呢？”万墨林焦急地问。
“就照杜先生的嘱咐办，不惜一切代价，务尽全力营救。”徐采丞满是镇静地说，“敌伪那边，我要上上下下的打点，从牢头狱卒以至审案法官，再往上去可能会到相关的军政大员，我要用钞票掼倒他们。我们要达到的目的分三步走，第一不能让吴先生在里面吃苦头，第二保全他性命，第三设法营救。”
“对对对！”万墨林连连点头称赞，“徐先生你真是有办法，你这样做，一定可以把吴先生救出来。”
“说起来是简单，做起来就晓得难度大了。”徐采丞一声苦笑，语意深长地说。“墨林哥，你要尽快关照蒋伯老和吴绍澍兄，如今不比以往，租界成了日本人的天下，叫他们务必当心一点。进去一位吴先生，事体已经够大，要是东洋人再接再厉，纵然有三头六臂是也无能为力了！”
“好，好，我马上去知会他们。”万墨林连连答应。
“墨林哥，”徐采丞笑着连连摇头说，“别忘了还有你自家。”
“哦？”万墨林略略一惊，然后嘿嘿一笑说，“我会小心。不过，你晓得我有护身符呢！”
“就你那护身符？”万墨林不说还好，这一说，徐采丞大叫起来，“你快别抱那幻想吧！没事便罢，出了事体那就是一张废纸片！”
原来，万墨林被释放以后，按说已经暴露，不便再担任重庆方面地下人员的交通员。但他掌握着杜月笙在上海的所有关系，离开他，杜月笙对上海的指挥和控制便有些失灵。所以“爷叔”离不开他，他便继续干下去了。为安全起见，也为了摆脱敌伪特务的纠缠与盯梢，他花了一大笔钱，从日本陆军总部买到一张“特别通行卡”。他以为这张“特别通行卡”便是护身符，自此可以顺利无阻，到处通行，所以就坦然若无其事地照旧接受重庆驻沪三大员的指挥和派遣，毫无避讳，一切活动如故。
徐采丞如此一说，倒是点醒了万墨林，当下万墨林便加了小心。
蒋伯诚当时住在福履理路曲园内，是风声紧后万墨林特地给他找的秘密住所。自从搬进去后，蒋伯诚极少外出，除了万墨林有事联络外，专门有一位联络员也是杜月笙的弟子王先青与他联系，倒也风平浪静。
但是蒋伯诚的妻子杜丽云却耐不住寂寞。杜丽云曾是评剧演员，爱凑热闹，喜欢出风头。没过多久便再也受不了这种与世隔绝的生活，开始会朋友，外出买东西，甚至去戏院影院，乃至在其他公共场合露面。
由于杜丽云曾登台演出，熟悉她的人很多，没多久便被汪伪特务跟踪，找到蒋伯诚的住所。当时蒋伯诚53岁，吴开先被捕后，他一着急患了中风瘫在床上。汪伪特务便将蒋伯诚的住所秘密监视起来，准备钓几条大鱼。
一日蒋伯诚的联络员王先青前往蒋宅，刚刚进屋，汪伪特务便跟进来将王先青抓捕。蒋伯诚因为瘫痪生活不能自理，从此被软禁在住所内。
蒋伯诚病卧在床，万墨林为他四处奔走，延请医生，不时出入福履理路蒋伯诚寓所，因此再次进入汪伪特务的视线。
当时万墨林住在蒲石路十八层楼早先姚氏夫人的住处，一天夜里，东洋人搜查到万墨林的住所，万墨林和夫人匆匆起床，接受检查。万墨林拿出那张“特别通行卡”，以为可以蒙混过关。正如徐采丞所言，那不过是一张废纸片，东洋宪兵的小头目接过那张纸片，嘿嘿一声冷笑，三把两把的便撕成了碎片。随后，万墨林和太太一起被带到贝当路日本宪兵队。
与此同时，吴绍澍也在住所被捕。亦如徐采丞所言，“租界的地盘有多大，就算挨家挨户查一遍，会用多少个时辰？”何况线索总会有的。
重庆驻上海的地下工作者头脑被东洋人一网打尽，杜月笙在重庆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幸好徐采丞没受到牵连，否则那真叫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了。如今他在上海可信托倚重之人，唯有徐采丞了，因此把千斤重担放到了徐采丞的肩上。
徐采丞早已有言在先：“要是东洋人再接再厉，纵然有三头六臂也是无能为力了！”如今东洋人果真再接再厉，而他自家也生不出三头六臂，但事体总归要解决，他只得倾力奔走，自普通狱卒看守到承审人员，以致日方军政要人，大把大把的洋钿往里掼，杜月笙因此耗资在100万元以上。
这一仗打下来，首先徐采丞的洋钿掼得到位，其次是形势变化出奇地快，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日本为了从中国战场抽身，加紧了对国民党政府的诱降，对于重庆方面的大员采取了诱惑拉拢的手段。因此，五个重庆分子竟然没有吃苦头。
而万墨林由于当时身上有伤，不久被送到大华医院疗养，由他的太太陪伴，除了有日本宪兵看守，行动十分自由。此间，日本宪兵队特高科主任花田时常携带礼物到医院探视，万墨林的亲朋好友也带着各种礼物常来常往。
后来由于来往客人太多太频繁，万墨林的病房俨然成了他的大会客室，花田害怕出乱子，又把万墨林转移到日本管辖的宏思医院特等病房。但特等病房费用太大，万墨林借口自家坐牢调不开头寸，要求搬到西蒲石路郑子嘉家疗养。
花田哪里相信万墨林调不开头寸，光徐采丞掼到他这里大洋便十分可观。但只要不出事体，他自然会成全。万墨林搬到郑子嘉家后，为了方便照顾蒋伯诚，提出让蒋伯诚搬来一起住，花田也表示同意，随后命人将蒋伯诚抬了来，他的夫人杜丽云也跟着一起搬了过来。
蒋伯诚搬过来以后，请医生看病方便了许多，生活上也得到了很好的照顾，所有费用一概由万墨林支付。两对夫妇住到这里以后，除了有日本宪兵看守，一切行动自由。白天的时候，万墨林还可以由宪兵陪着外出活动活动。
到了1942年5月，日本在太平洋战场上由攻势转为守势，紧接着战局急转直下，在8月与美军争夺瓜达耳卡纳耳岛的战役中，日军几乎损失了所有能够调去的陆海空军兵力，从此丧失了作战的主动权。在这种形势下，日本侵略者再次提出“对重庆进行政治工作”，再次加强了对蒋介石集团的诱和活动。
形势的变化，为杜月笙营救吴开先等人提供了方便。徐采丞又请出一位重要人物——曾以北洋政府国务总理之职代行过总统职权、后出任过国民党政府驻英、苏大使的颜惠庆，颜惠庆交游广阔，与日本军政界许多重要官员有联系。经颜惠庆奔走斡旋之后，吴开先在被关押近7个月的时候，于1942年10月11日率先出狱。紧接着，蒋伯诚、吴绍澍、万墨林、王先青等，相继恢复自由。
吴开先在《抗战期中我所见的杜月笙先生》一文中，回忆了杜月笙对他的营救：
“三十一年三月十八日晚间，予突被捕，直至十月十一日经徐采丞先生之多方设法，始得恢复自由。徐采丞先生处已电积尺余，均为月笙先生探询情形，拨款营救，并嘱接济家属之电。采丞先生奉命唯诺，为予奔走（后来又加上了吴绍澍、蒋伯诚与万墨林），达数月之久。一面请颜惠庆先生出面说情，一面向日方军政人员致送厚礼，并对看守狱卒以至承审人员，予以厚赂，闻月笙先生个人耗费在百万元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