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二章 指挥抢救驻沪大员 (第2/3页)
人情，将来打起交道，自是近了一层。”
冈田听了金鼎勋的话，深以为然，他随即指使日本军方：“皇军如需彻底统治上海，杜月笙有无法估计之利用价值，汪政府特工羁押其亲戚暨亲信万墨林，实为极其不智之举。”
在“兴亚院”和日本军方的重大压力之下，关节打通，万墨林终于获得开释。
万墨林出狱之后，蒋介石、朱家骅分别送了他5000元和2000元的“慰问金”。杜月笙总算松了一口气，接连给万墨林发去三封电报，称赞他“你对得起我”、“劳苦功高”。
三、制止银行血案
1940年4月，汪伪政权组织了一个“中央储备银行筹备委员会”，准备统一管理沦陷区的金融，发行伪钞，抵制和取代国民党政府在沦陷区流动的法币。1940年底，重庆方面探知汪伪不久将成立“中央储备银行”，发行新币，便几次三番申令上海的四大银行和上海银行业钱业同业公会拒收伪币，否则以汉奸论处。
1941年1月4日，汪伪政府“中央储备银行”在南京成立，由伪中央财政部部长周佛海兼任中储银行总裁。“中央储备银行”开始发行“中央储备券”。“中储券”又称“宁钞”，是汪伪政权试图在沦陷区发行的货币。
元月20日，设在上海外滩华俄道胜利银行旧址的伪中央储备银行上海分行开张，但无人光顾。上海市民对“中储券”持蔑视态度，上海银行钱业公会一致决议，坚决不与“中储券”往来。全市大小商店拒绝使用“中储券”，汪伪集团甚为尴尬。
在南京的周佛海闻讯，立即密令汪伪上海特工总部主任李士群，派出大批特务手持“中储券”，到全市各大公司、商店购物，持枪逼迫对方接收“中储券”。一旦对方拒绝接收，立刻拔枪相向。这些公司、商店只好忍气吞声。汪伪特工总部还给上海较大的银行、钱庄发送恐吓信，扬言若不接受“中储券”，将会受到最严厉的惩罚。汪伪政府依靠这些特工的流氓手段，使“中储券”在上海市面逐渐开始流通。
与此同时，为保持法币在沦陷区的地位，重庆方面紧急密谋对策，密令军统局上海行动小组严厉打击“中储行”，阻止“中储券”的发行和流通。上海军统特务上海行动小组立刻行动起来，在忠义救国军潜伏人员的配合下，从制裁“中央储备银行”工作人员开始，以求达到恐吓，使对方知难而退的目的。于是，针对“中储行”的一系列暗杀活动在上海展开，一时间，上海滩狼烟骤起，血雨腥风，弥漫了整个黄浦滩头。
1941年1月30日上午，军统特务首先拿伪中储上海分行专员兼驻沪推销主任季翔卿开刀，两名特务事先隐藏在法租界凯自尔路芝兰坊7号寓所旁边，乘季翔卿吃完早饭准备登上自家汽车外出时，对准季翔卿连开数枪。季翔卿连中两枪，当场倒地身亡，成为银行血案的第一个牺牲品。
接着，军统特务又在2月20日上午袭击了伪中储上海分行。三名军统特务着便衣先后进入“中储行”上海分行，分别从一楼、二楼同时向屋内抛掷手榴弹，并在撤离时开枪打死一名迎面相遇的保镖，三人随后趁乱逃走。当大批日本宪兵和租界巡捕赶到时，看到的只有尸横满地的现场。
一个月后的3月21日，又有伪中储上海分行设计科长楼侗被枪杀。随后，又有“中储行”上海分行职员王汉臣、庶务科长潘旭东、帮办总会计卢杰、财政部科员冯德培、稽核课主任厉鼎模等人先后被暗杀。
这一系列的铁血行动，死亡制裁，吓得“中储行”上海分行的职员宁可丢掉饭碗，也不肯去上班，使本来就业务不佳的“中储行”濒于关门打烊的危险。
周佛海闻讯，气得七窍生烟，立刻以汪伪特务委员会主任委员的名义，命令上海汪伪特工总部立刻实施报复，以牙还牙。
他们要报复的自然不是军统特务，而是国民党政府所属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大国家银行以及其他发行法币的银行职员。就在楼侗被杀的当天晚上和次日凌晨，“七十六号”在上海制造了两起骇人听闻的血案。
3月21日深夜，“七十六号”大批特务携带手提机关枪，分乘两部汽车，来到霞飞路1411号弄堂口，将汽车横梗在路口，架起机枪。然后冲进该弄10号江苏农民银行上海分行宿舍门口，狂摇电铃，茶房以为是租界巡捕，便拉开铁门。特务们一拥而入，用盒子枪逼迫茶房引路，将宿舍楼上正在熟睡的11名银行职员拉出房门，强迫他们在二楼前外走廊排好队，有三名特务用机关枪对准他们扫射。顿时鲜血四溅，11名银行职员霎时倒地殒命。然后，特务们爬上汽车，扬长而去。
次日凌晨，吴四宝、杨杰、万里浪等人带领大批特务分乘两辆汽车来到极斯菲尔路96号上海中国银行职员宿舍，先将宿舍包围，然后破门而入，将睡梦中的128名银行职员从床上拖起来，每两人合锁一副手铐，押上汽车，开往“七十六号”。
同一天，汪伪政府发表讲话，声称：此举系因重庆分子杀害“中储行”职员以及政府官员而起，往后若再有此类事件发生，重庆方面在沪所有银行职员都将受到同样处罚。
第二天，“七十六号”又在极斯菲尔路绑架了中国、交通、农民银行数人。后来，上海各界名人出面斡旋，中国等银行花了不少钱，费了很大周折才将所有被抓人员保释出来。
制造数起大案之后，“七十六号”犹嫌不够，又于3月24日袭击了中央银行留沪机构。上海沦陷后，中央银行分两处设立了办事处。一处设在法租界亚尔培路逸园跑狗场，一处设在公共租界白克路一家汽车行里。银行负责人见上述灾难均发生在公共租界以外的地方，便将法租界办事处的人员调到位于公共租界的办事处，银行业务也全部并到此处，原处只留少数人员照料留存物品、转存邮件。
不料，4月24日这天，两处都收到一个肥皂箱大小的邮件，上面均盖有香港邮戳。法租界的办事处收到邮包后，即放在收发处。待“邮差”走后不久，邮包爆炸，“轰”一声巨响，当场炸死8人。送到公共租界的办事处的邮包，银行人员当时便觉得可疑，立刻将邮包拿到厅堂之外，同时打电话通知巡捕房来查验。不料，巡捕房人员赶来正在查验时，邮包突然爆炸，当场炸死1人，重伤8人，轻伤30多人。
原来，“七十六号”奉了李士群之命，将两个特制的烈性定时炸弹装进邮包，由两名特务分别送到中央银行的两个办事处，同时制造了两起爆炸案。
周佛海听说中央银行被炸，非常高兴，当即给“七十六号”发赏银3万元。岂料李士群并不买账，对手下抱怨说：“区区三万块钱，还不够我两颗定时炸弹的成本费呢！”
面对“七十六号”连下毒手，军统反戈一击。他们侦知伪“中储行”上海分行的会计科主任张永纲正在大华医院接受治疗，随即派出三名特务，携带利斧混入大华医院，将张永纲一斧劈死。
“七十六号”闻讯后，再次进入中国银行职员宿舍，抓走一些高级职员，李士群下令从中挑出三人枪毙，以“一命抵三命”进行报复。
蒋、汪特务围绕“中储券”展开的这一场厮杀，杀得难解难分，杀得双方银行纷纷关门。“七十六号”的残酷报复，惹恼了军统特务杜门弟兄陈默和于松乔。两人改变方针，擒贼擒王，抛开银行职员，专杀日本军官和汪伪情报人员。为此接连殒命的有：
日军大佐森贞一郎、伪行动队中队长王荣；
伪工运执行委员胡兆麟；
伪上海情报处长兼日海军司令部情报主任朱建功；
伪上海印花税局长卢志印；
日本交易所经理谢克昌；
上海日军军部情报队长周鸿业；
伪上海青年团长周宝大、团副余清廷；
日特务部情报员尾村及其助手许富荣；
日新编第四旅团少将旅团长福本；
万里浪的助手徐国权。
尤其当时令“七十六号”胆战心惊的是，其督察长华刚被刺殒命的第9天，继任督察长秦人杰又被枪毙于白利南路同一出事地点。
陈默、于松乔杀敌锄奸，雷厉风行，“七十六号”李士群、吴四宝望犹不及，仍以“中中交农”四行职员为报复对象，手段更趋残酷。
火并到后来，伪“中储行”固然门可罗雀，连职员都不敢上班，而中国、中央、交通、农业四行又何尝不是如此？这样的后果，绝非有关当局所愿见。一团混战，杀得难分难解，必须有个了结。尤其“七十六号”有日本人做靠山，战场又是在沦陷了的上海，他们尽可明火执仗地干，而军统只能在暗中冒险出动，再斗下去，唯恐重庆方面的银行也难以在沪立足。因此，戴笠当机立断，决定结束这场争斗。
但是，双方的争斗并不是一方决定休战就可以休战的。好在，天大的事体压给杜月笙，他无论如何都要做好，特别是事关重庆政府的利益，困难再大他都只有想办法克服。
杜月笙接此请托后，自是煞费踌躇，因为他既要完成使命，又要不失自家面子。而需要交涉的对象，偏偏是个上不得台面的小角色吴四宝。抗战前吴四宝连杜公馆大门都进不去，如今要杜月笙跟他“讲斤头”，岂不大跌身价？
吴四宝南人北相，是足有200斤重的大块头。他不识字，从未读书。抗战以前，他的履历只是给杜月笙的“小八股党”之一高鑫宝开过汽车，后来成为青帮“通”字辈大亨季云卿的司机。
吴四宝的太太佘爱珍，是富商佘铭三的千金，启秀女中毕业，因曾遇人不淑，后嫁吴四宝。吴四宝不识字，佘爱珍能读能写，口才又好，且手持双枪，敢于冲锋杀人，成为吴四宝的得力助手。吴四宝给季云卿开车的时候，她便喊季云卿的夫人为“娘”，甜言蜜语哄得季夫人团团转。季夫人便吹枕边风，让季云卿收吴四宝为徒，自此吴四宝成为了青帮“悟”字辈弟子。
李士群也是季云卿的弟子，凭着同参弟兄的关系，李士群把吴四宝拉进了“七十六号”。吴四宝手下有一批学生子，这帮人抗战开始时都参加了忠义救国军，人人手里有枪，个个都是狠角色。吴四宝一进“七十六号”，这帮人立刻跟进，成为“七十六号”警卫大队的主力。
但若与吴四宝“讲斤斗”，不仅杜月笙心里大觉塌台，就连顾嘉棠、芮庆荣、高鑫宝等杜月笙的老弟兄，也是个个持反对意见，大家担心一个弄不好，会使老杜塌台，徒使吴四宝竖子成名。
杜月笙左思右想除此之外无计可施，为顾全大局只好冒险一试。他发了一封电报到上海，请来了他的一位狠角色门徒“花会大王”高兰生。让高兰生给吴四宝带话，希望吴四宝能从中斡旋使双方休战。
事情却出乎意料的顺利，当高兰生找到吴四宝，如此这般一说，吴四宝受宠若惊，顿觉身价百倍，立刻派一名高级代表专程赴港，登门拜访杜月笙。
“吴四宝对杜先生的吩咐焉敢不遵！结果如何，请杜先生拭目以待。倘若吴四宝不能奉行杜先生的使命，宁可退出七十六号。”吴四宝的高级代表转达了吴四宝的原话。
吴四宝一是崇拜杜月笙，二是不敢把事情做绝，再说争斗下去自是两败俱伤的事体，乐得做个顺水人情。而李士群自然也有打算，他看到日汪的命运并不像他自家希望的那样美妙，也愿意与重庆方面重修旧好，给自家留条后路，吴四宝一说，也就顺水推舟接受了杜月笙的“调停”。
于是，双方停火，一场以银行职员为靶子的恶战宣告结束。
双方停战之后，吴四宝派出的高级代表声言他任务已了，不想再回上海，尤其想借此因缘拜杜月笙为师。杜月笙一时高兴，便收了这位弟子。又特地转请重庆派他为上海中央银行副理，前往上海赴任。
四、驻沪大员被抓
在重庆派驻上海的各大员中，杜月笙最担心的是吴开先。这主要是因为吴开先肩负的责任最为重要。
万墨林被抓期间，他担心万墨林扛不住重刑泄密，如此将会导致重庆驻沪大员被汪伪集团一网打尽。万墨林平安出狱后，杜月笙总算松了一口气。随后吴开先赴渝述职，休养一个月，1941年秋再度赴沪，形势已更趋严峻，上海英法租界慑于日本人的气焰，已无法保障重庆驻沪人员的安全，杜月笙为此约在港的“上海统一工作委员会”委员俞鸿钧、钱新之、王新衡等诸位，与吴开先一起共同商议驻沪人员的诸项工作的开展与安全问题。
当时日汪已在香港设立特务机关，专门监视国民党政府及其他方面来往于沪港的人。为确保吴开先安全抵沪，杜月笙劝吴开先绕道菲律宾，由菲律宾乘船赴沪。为此，杜月笙致电给在菲律宾交通银行任职的王正廷，国民党驻菲律宾总领事杨光甡、副总领事朱少屏，要他们安排好吴开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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