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杜月笙绝不下水 (第2/3页)
“那中汇银行怎么办？”吴开先问。
“中汇银行缓缓用不生关系。”
杜月笙说完，便拿起电话打到中汇银行，正要吩咐拆电话时，一个人满头大汗地跑回来，进门便大发牢骚：
“好不容易寻到一部电话总机，结果已经有人定了。”
“在哪里找到的？”杜月笙急忙问。
“西门子洋行。”
一听西门子洋行，杜月笙马上改拨杨志雄的电话。
“杨老雄，你做过西门子的总顾问，我现在有桩事体拜托你……”杜月笙对着电话，讲了这部总机的重要性，然后扣下电话等消息。
取消别人定货谈何容易，好在杨志雄面子极够，订货方听说是支援前方军队，总算答应下来。电话送到“后援会”已是晚上10点多，一应物品齐聚，连夜运往真茹前线。货物运发，杜月笙才松了一口气，和吴开先一起，各自回家。
右翼军总司令张发奎抵达浦东督战，杜月笙一时抽不出身，先派代表去慰劳，同时也带话给张发奎。
“请问张总司令这边有何所需？”
“我的部队，一切军需齐备。”张发奎直率地答道，“只要多来几位朋友，给弟兄们打打气就好。”
杜月笙听代表如此一说，深感抱憾。张发奎的第八集团军和张治中的第九集团军是上海战场的主力部队，“后援会”一点表示没有哪行？他又去和吴开先商量。
“张发奎总司令只欢迎我们多去几个人鼓励士气，可我们跑去几个人，空口说白话，什么慰劳品都不带，似乎说不过去。总归要带些慰劳品过去，只是张总司令不开口，我们不晓得送什么东西好。”
“既然这样，不如就把后援会里的毛巾、香烟、罐头、食品多运一些过去。让张总司令部下的官兵，一人分到一件，大家欢喜欢喜。这些是消费品，他们部队缺不缺都不生关系。”吴开先建议说。
“光送这些，还是显得不够庄重。”杜月笙沉思一下说，“我晓得张总司令指挥作战，经常出入第一线，他的安全最要紧，因此我想买一部装甲保险汽车送给他，坐在装甲汽车里出入第一线，那样就保险多了。”
“这个办法当然好！不过，”吴开先慎重地说，“装甲汽车是市面缺货，买一部至少要花一万多吧？后援会账号上虽钱很多，可车子是送给张总司令个人的，就怕引起物议。”
“这个我自然晓得。”杜月笙朗声笑道，“开先兄，我只不过问你赞不赞成，你若赞成，买装甲汽车的铜钿我会自家出。我出铜钿买下来，再用后援会的名义送给张总司令。”
既然杜月笙坚持个人出钱买，吴开先也不好再说什么。但他不愿意杜月笙再为此破费，因此还是向后援会常委会提出此项议案，由后援会拨款买车。但杜月笙还是坚持自家开销，不等后援会的议案通过，一辆簇新的装甲保险汽车买到了。
汽车开到后援会后，杜月笙邀请钱新之、吴开先、潘公展、陆京士、陈小蝶等人，带上新车，外加吴开先说的“一人一件”的大批慰劳品，由外滩渡江，送到浦东张发奎的总部。
这部装甲保险汽车，张发奎一直用到抗战末期。6年多后，张发奎时任第四战区司令长官，驻防桂林。有一次吴开先赴桂林公干，张发奎为尽地主之谊，热情接待。他和吴开先一道坐在那部车上。
“吴先生还记得这部车子吗？”张发奎说，“这就是1937年你们上海抗敌后援会送给我的那部车子啊！”
“这部车子是抗敌后援会送的不假，”吴开先不无感慨地说，“但实际是杜先生自掏腰包买下来的。”
直到这时，张发奎才明白真相，对杜月笙充满敬佩与感激。
“八一三”淞沪之战爆发后，在杜月笙积极支援前线抗战的同时，八路军驻沪代表潘汉年曾致函杜月笙，函曰：
“八路军开入晋北，血战经月，防毒装备缺乏……渴望后方同胞捐助防毒面具。”
杜月笙接到此信后，立刻在杜公馆召开抗敌后援会主席团会议，讨论此项捐助事宜。但对支援八路军，有人持反对意见。
“既然是共同抗日，就应该不分彼此，总不能说八路军打死的小日本就不作数吧？”
杜月笙力排众议，坚持支援八路军抗战，终使此项议案获得通过。随后，从抗敌后援会募集的北上慰劳金里拨出1.6万元，购买了1000具从荷兰进口的防毒面具，然后回函潘汉年：
“兹由本会勉力购赠荷兰新到防毒面具1000只，请即劳驾慰劳委员会接洽运输手续，以便早日送达贵军前方将士备用。”
于是，有潘汉年接洽，此1000只防毒面具顺利运抵八路军抗战前线。
四、弟子尽入别动队
就在杜月笙为抗敌后援会以及劝募“救国公债”等诸事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有天晚上，难得早回的他终于在晚饭前料理好诸项事体，提早赶回华格臬路杜公馆。晚饭后，刚刚到二楼后厢房陈氏夫人的卧室小憩，一张名刺递了进来。杜月笙一看：戴雨农！
杜月笙一跃而起，快步奔出，一路小跑下了二楼。
戴笠已经笑容可掬地站在一楼大厅里。
戴笠，小名春风，字雨农。浙江江山人。家庭务农，父亲入过县学，他6岁丧父，7岁入私塾，17岁进浙江省立第一中学肄业，19岁结婚，同年便投笔从戎，投身潘国纲的浙军第一师。其后曾一度返乡，当保安乡学务委员，又兴办自卫团，自任团长，由于经费无着，维持了一段时期，便告解散。1922年左右，戴笠来打上海，混迹于黄浦滩头。几年后，与杜月笙偶然相遇。而这个偶然相遇，改变了戴笠一生的命运。
起因是戴笠在杜月笙的赌场里掷骰子，由于技艺超群，让赌场出血不少。这让看场子的很不痛快，决定给他点颜色瞧瞧。
“赤佬，晓得这只赌台是哪个开得吗？”
“咋不晓得？”戴笠豪不示弱。
“晓得你还这样大摇大摆地往外走？”
“我要去见杜先生！”戴笠理直气壮地说。
“呵呵，杜先生也是你可以随便见的？”看场的用睥睨的眼神打量着他说。
“不信，你给通报一声看！”
“口气不小！”看场子的也较上了劲，“我倒要看看杜先生见不见你！”
当时杜月笙刚刚搬到新居华格臬路杜公馆一年多，赌场一散，看场子的就直奔杜公馆，把这桩事体报告给杜月笙。杜月笙一听这人不但赌技绝佳，而且智慧非同一般，极会揣摩人的心理。
“马上把他请到这里！”
杜月笙爽快的态度让看场子的颇为费解，他跟了杜月笙多年竟然还不如一个陌生人更了解杜月笙，真是自叹弗如，只好乖乖把戴笠请到了杜公馆。
杜月笙一贯敬重人才，当然包括烟赌两道上的“人才”，当初吴家元赌场失风，他宽宏大量放过吴家元就是鲜明例证。何况吴家元是玩老千，而戴笠凭的是真本事。
戴笠一到，杜月笙马上把他请进会客室表演绝技。一看之下，果然不同凡响，对戴笠这一手随心所欲的掷骰子绝技赞不绝口，认为此人心思手腕这么灵活，非常人可比，值得倾心结纳。随即问了些戴笠在上海的情况，晓得戴笠刚来上海不久，尚无事情可做。再看看戴笠的衣着打扮，不消说，一准是落魄得很。随即喊来万墨林，到账房取来50块大洋交给戴笠。戴笠也不客气，说声“谢谢”，便接了过去。
“你先拿去置办几套像样的行头，用完了再来找我。”
“谢谢杜先生。”
戴笠以为杜月笙欣赏他的赌技，一准会在赌场给他派个差事，回去以后便赶紧置办行头，准备在赌场大干一场，可是等了几天什么动静都没有，便再次来到杜公馆。
“戴先生你来的正好，我正要差人去喊你呢！”杜月笙一见到戴笠，满心欢喜。
戴笠一听，晓得赌台的事体安排好了。岂料，杜月笙却给他递过来一张船票。
“明天上午10点，你直接去码头，我会派人去送你。”
“杜先生要我走？”戴笠大吃一惊。
“是的。”
“我想留在上海。”戴笠有些着急了，“你晓得我的赌技，为什么不在赌台给我派个差事？”
“赌台？”杜月笙一听哈哈大笑，“你的目光就看那么远吗？”
杜月笙的话让戴笠犯了糊涂。
“如果我没看错的话，戴先生你是干大事的人，赌台那种地方不适合你。”杜月笙说完，拿出一个信封递给戴笠。
戴笠接过一看，信封上用毛笔小楷写的收信人竟然是蒋中正！
“打开看看。”杜月笙催促说。
戴笠打开信一看，立时两眼放光。原来这是一封推荐信，是杜月笙请黄金荣写给黄埔军校校长蒋中正的，被推荐人便是戴雨农。
“杜先生要我报考黄埔军校？”
“对的。”杜月笙呵呵笑着说，“不过，这封推荐信完全抵得上一张录取通知书。”
戴笠早已晓得黄金荣的大名，也晓得蒋介石曾拜黄金荣做老师，当年蒋介石去广州投靠孙中山，便是黄金荣资助的，黄金荣同时给蒋介石了断了他在上海欠下的一大笔债务。毫无疑问，这封信是他的入学保证书。
杜月笙当下喊过万墨林，再从账房取来50块大洋，给戴笠做盘缠。第二天，又派人将戴笠送上了船。
杜月笙果然没看错人，戴笠南下广州后，考取了黄埔军校第六期骑兵科，同时宣誓加入国民党。北伐时，戴笠被编入国民革命军第一军骑兵营一连。四一二政变中，因揭发并一举“肃清”骑兵营20余名共产党员，得到蒋介石、胡宗南等人的赏识，选为骑兵营国民党党部执行委员，开始从事情报工作。
北伐军打到上海的时候，戴笠已经成为北伐军中一个不大不小的角色了。他回到上海第一件事就是去拜见杜月笙，然后拜见黄老板，感谢当年的帮助与提携。这次戴笠与杜月笙相见，两人惺惺相惜，情同手足，于是义结拜金兰。
杜月笙晓得戴笠是大忙人，又值此淞沪大战爆发之际，戴笠夜晚登门，必有大事相商。果然，戴笠一落座便开门见山。
“我想以别动队的名义在上海建立一支武装力量，需要月笙哥帮忙。”
“怎么个帮法，尽管说。”一听戴笠要建立武装力量，杜月笙来了精神。
“半个月前，我已经在天津搞过一个试点。”戴笠介绍说。
原来，戴笠见各界民众激于民族危机的深重，奋不顾身地投入抗日救亡运动之中，便想趁此机会扩大军统控制的武装力量。他首先以天津为试点，命军统天津站站长组织“便衣队”。不曾想，几日之间便拉起一支2000多人的队伍。这使戴笠大为兴奋，想在上海如法炮制。
恰在此时，上海的青洪帮头目，由向海潜领衔，通电“请缨”，说有数十万弟兄愿意听命点编指挥。戴笠信以为真，心想，别说数十万，就是一万也行，立刻向蒋介石建议，组织“军事委员会江浙行动委员会”，由这个委员会出面组织一支“江浙别动队”，协助军统执行任务。蒋介石觉得可行，当即批准。岂料，来到上海找到向海潜，向海潜一通忙活，和他的众多弟兄一再发动群众，最后仅落实几百人。等这几百人的队伍拉出来一看，整个令戴笠翻倒！
“咋的了？”杜月笙饶有兴趣地问。
“整个一支烟枪别动队！”戴笠哭笑不得，“而且，全都是些骨瘦如柴的‘老枪’！”
“你事先应该先问问我，青洪帮的头目哪个我不晓得。”杜月笙说，“向海潜是很热心的一个人，就是牛皮吹得大了些。”
“是想问来着，见你整天忙的四脚朝天。”戴笠一笑说，“眼下也只有你可以帮忙了，最低限度拉出1万人，咋样？”
“1万，照说不多。”杜月笙坦率地说，“但你晓得，如果是呐喊助威，聚众滋事，我手下工商两界的群众力量就足够，加上白相人地界的弟兄，莫说万把人，十万八万也是闲话一句。但你老弟是要编组军队，这个要求就不同寻常了。首先，这些人要有个军人的样子，能拉的上战场；其次，黄浦滩头是纸醉金迷的地界，让吃着山珍海味的少年儿郎别妻离子，不经训练就拉上火线，在日本人的飞机大炮下去打仗，这就不是个简单的事体了。”
“嗯……”戴笠听着杜月笙的分析，心情也不免有些沉重，但仍然坚定地说，“无论怎样，天津能拉起两千，上海，无论如何要拉起1万。”
“好！”见戴笠信心十足，杜月笙唯有全力支持，“我们多找些朋友，大家分头行动，争取完成这个任务。”
有杜月笙这个话，戴笠就放心了。他晓得杜月笙做事一向留有余地，办成之前绝不夸口，更不会说大话。只要他答应做，事情便成功了八九分。
“实话跟你说，我离开南京之前，已经请示过蒋委员长，委员长表示支持，答应所有番号、军械、弹药、粮饷，都可以由中央颁发。你老兄要是不支持，我都没法向委员长交代！”
一听蒋委员长，杜月笙便眼睛一亮。既然蒋委员长明确表态，那么，无论有多大困难，也只能成功，不能失败，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呢？
当下，两个人便商量先成立一个筹备委员会，接着拟定了委员会成员名单，除开戴笠、杜月笙外，其他人也都是政界、军警界、工商金融界大佬。包括时任上海市市长的俞鸿钧，新任广东省主席吴铁城，国民党上海军警两界负责人吉章简、蔡劲军，金融工商界的贝祖贻、钱新之，还有一位杜月笙的老朋友刘军长刘志陆。
筹备会的地点设在法租界辣斐德路三极无线电学校，离杜月笙的四太太姚玉兰的住处不远，杜月笙往来非常方便。
筹备委员会经过协商讨论，制定行动方案，然后大家分头行动，一个月之后，一支10800人的别动队迅速组成。别动队下设五个支队，一个特务大队。第一支队约2000人，均为青洪两帮弟子，队长何行健是杜月笙的学生。第二、三支队近7000人，来自各业工人，队长分别为杜月笙的爱徒陆京士与朱学范。第四支队是戴笠在京沪一带负责情报和行动工作的人员，由军统干部张业任支队长。第五支队来自戴笠此前已组织的正在接受训练的高中以上学生以及军训总队的全体官长学生，由戴笠旧部陶一珊任支队长。
别动队人员聚齐，1937年9月上旬，蒋介石先后两次发来电令，颁给“苏浙行动委员会”和“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番号。
“苏浙行动委员会”设委员15人，分别为：杜月笙、戴笠、刘志陆、宋子文、俞鸿钧、吴铁城、贝祖贻、钱新之、虞洽卿、吉章简、蔡劲军、张啸林，以及时任京沪警备司令官的张治中等人。
其中，张啸林是杜月笙硬加进去的一员。张啸林并没有明确答复愿意加入，而其他参选人员耐于杜月笙的面子，也不好表示反对。张啸林在抗战一开始便不断发出颓废悲观的论调，而且任何抗战活动都不曾参加，便一个人跑到莫干山避暑去了。杜月笙为防患于未然，先把他的名字列入委员名单，免得他果真落水当了汉奸。
“苏浙行动委员会”书记长由戴笠亲自担任，“别动队”的总指挥，则由曾任军长的刘志陆担任。
“别动队”正式成立后，戴笠立即组织训练，分别在青浦和佘山成立技术训练班和教导团，又在松江设立特训班。分期分批对1万多名别动队员进行短期军师训练。除了常规的作战训练，还有从事游击战所必须的侦探、破坏、突击和暗杀等特种技能训练。
“别动队”的装备，蒋介石答应过由国民党政府供给，但实际上，武器弹药当地驻军只拨给一部分，数量远远不够；被服装具则一律自备。杜月笙只好发动大家想办法，武器方面，以各保卫团的捐献为最多，同时征用民间所存的各种武器弹药，不足部分以及被服装具等，均由上海金融工商界捐款购买。
“别动队”一经成立，便按照戴笠的部署投入到抗战之中。
五、日本人重金利诱
就在杜月笙为抗战忙得寝食难安的时候，日本人却在为他大动脑筋。
淞沪之战爆发后，日本人急于考虑在上海建立傀儡政权，以贯彻“以华治华”的方针。杜月笙便是他们建立傀儡政权首选的最重要人物之一。
当时上海的日本总领事馆、日本陆军部、海军部的特务机关，每月都会拨出专项经费用于对杜月笙的跟踪调查，以不断向有关方面提供杜月笙的准确情报，有关方面再根据这些情报，作出拉拢策反的行动方案。
早在“八一三”淞沪之战爆发前，便有第一个日本人走进华格臬路杜公馆，对杜月笙进行拉拢利诱，这个人就是日本海军军令部长永野修身。当时永野修身从日内瓦回日本途经上海，特地由翻译官和日本驻沪总领事陪同，登门拜访杜月笙。
永野修身和日本驻沪总领事的名刺递进来之后，杜月笙简直惊呆了。杜月笙自知与日本这位海军大将及日本驻沪总领事素无往来，这些日本的头面人物到杜公馆所为何事呢？
更令杜月笙吃惊的是，这位海军司令是专程前来与他谈生意的。一行人在会客室落座后，永野修身通过翻译，先是把杜月笙在金融工商业方面的才能吹捧一番，然后说：
“以杜先生的声望和才具，应该放手做一番大买卖！”
“过奖了。”杜月笙谦逊地说，“一来我杜某眼高手低，小来来尚可，做不了大事体。二来做大买卖需要大本钱，我晓得自家没有那么大实力。”
岂料这后一句话正中永野修身下怀，赶紧通过翻译告诉杜月笙：
“日本海军准备投资3000万日元，在上海开一爿‘中日建设银公司’，请问杜先生可否愿意合作，出任公司董事长？”
投资3000万日元开一爿建设银公司，这个诱惑太大了！可是，杜月笙晓得，上海有一家“中国建设银公司”，是宋子文创办的，日本人要办一爿“中日建设银公司”，岂不是和“中国建设银公司”相对抗？
“办这个‘中日建设银公司’，就是为了和上海的‘中国建设银公司’一争高低。”永野修身坦率地说，“以我们雄厚的资本，以杜先生的能力，这场竞争我们必胜无疑。”
商业竞争本无可厚非，倘若在日本侵华之前，要杜月笙与日本人合作发财，杜月笙不会有任何顾虑。可眼下，日本人已进犯中国，这就等于人家打你，你还在给人家加油。这种事体杜月笙做不来。
永野修身描绘的那幅商业远景却是充满诱惑的——上海有日本海军的机关，驻军也是海军陆战队，而且日本陆军在东北、华北、华中、华南的势力均属于日本海军，以日本海军舰只与陆战队，加上受他们指挥的侨商和浪人，配合杜月笙在上海的雄厚人力资源，莫说“中国建设银”不足为惧，甚至整个华中、华南的资源和贸易，都可以运作自如。以发财而论，这绝对是一个举世无双的好机会。
毫无疑问，永野修身的描绘会令任何致力于金融工商的人士，以及所有想发大财的人怦然心动，杜月笙也不例外。何况杜月笙原本黑道出身，也不是什么规规矩矩的商人。但杜月笙有自己做人的底线，那就是不能落水当汉奸。
“承蒙永野先生看得起我，不过……”在永野修身的催促下，杜月笙委婉地回答，“以我一个普通老百姓的身份，去跟外国政府机关合资办公司，这恐怕有点不合体制吧？”
“既然杜先生这样想，我们可以换一种方案。”永野修身又拿出了第二套方案，“由杜先生个人出面组建一爿规模宏大的银公司，所用资金，全部由日本海军提供，银公司的经营运作，由日本海军背后助力，尤其悉照前议。”
“这样一桩大事体，容我考虑一下。”杜月笙只好来一个缓兵之计。
待永野修身返回日本后，杜月笙派人往见日本海军驻沪武官，请之转陈永野修身：
“前次所谈，极感盛意，唯碍于国家民族之义，未敢从命，歉仄之处，伏祈鉴谅。”
继永野修身之后，即“八一三”沪战爆发之后，又有两位日本人先后走进华格臬路杜公馆。这两位完全没有了永野修身的修养与礼貌，他们使出的招数是死缠烂打，威逼利诱。
先是板西利八郎，这位是日本著名的中国通，任奉系关东王张作霖的顾问多年，是日本预备役中将。板西利八郎来到杜公馆，他的策略是拉拢许愿：如果杜月笙在日军占领上海后留下来与日军合作，将给予杜月笙在上海滩最高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合作上的诸多好处。
平心而论，杜月笙是不愿意离开上海的。他发迹于黄浦滩头，门生弟子、亲朋好友，以及庞大的事业和“安乐窝”全都在上海滩，离开了上海滩他将一无所有。如若流落他乡，他岂能不担心“龙游浅滩遭虾戏，虎落平川被犬欺”？但是留下来，日本人不允许他做寓公，他只有一条路：与日本人合作。这个合作的结果无论多么的荣耀，说到底就是当汉奸。这是他最不能接受的。
杜月笙的心腹大员与手下徒众也曾就去与留做过多次酝酿，甚至有徒弟认为：
“先生历来各路通吃，处处兜得转，何惧于一个小日本呢？当初无论与皖系、直系、奉系，还不是系系交好，谁都不得罪。后来来了国民党，不是照样不予计较嘛！”
这个观点，遭到了杜月笙的厉声反驳。
“糊涂！糊涂！”杜月笙一迭声叫道，然后说，“无论北洋军阀还是国民党、共产党，归根到底都是中国人！日本人哪能相提并论？这种大事体上拎不清，会吃大亏的！”
杜月笙的话，其实已说明他的态度，一旦上海沦落，他不会留下来当汉奸。
于是，杜月笙与板西利八郎虚与委蛇，凡事避免正面回答。板西利八郎数次莅临杜公馆，始终得不到明确答复，渐渐失去耐心，一怒而去。
接着，土肥原贤二登场。
土肥原贤二是日本特务的开山祖师，当过日本驻东北特务机关长。“九一八”事变后出任奉天（沈阳）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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