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正本溯原秉史实 拾遗纠误话三国 (第2/3页)
政治排除在外，实行的是“举孝廉”，就是在此后的魏晋时期，也是按门第高低选用官吏，直至四百年以后的隋朝，废除了魏晋以来的“九品中正制”，创建科举制度，用考试的办法，以才选人，先设秀才、明经两科，后又增加了进士科。没有科举，哪来的秀才，更无“第”与“不第”之说。就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把张角塑造成一个高大的正面人物，如果把“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作为他号召农民起义的歌谣，也是不妥的。
后世文史评论者依《晋书陈寿传》所载，对《志》《演义》中对历史人物褒贬颇有争议。如，有人说，陈寿因“索米未遂”不为其立传；陈寿父为马谡参军，谡失街亭为诸葛亮所诛，牵连寿父受髡刑。加上诸葛瞻轻视陈寿，陈寿为诸葛亮立传，谓“亮将略非长，无应敌之才”，说“瞻惟工书，名过其实”，似有贬义。但是，更多学者则审情度理，提出异议，为陈寿辩诬，逐渐明确，《晋书.陈寿传》所讥两事，不足为信。
其实，陈寿在《三国志》中“所推重者，惟诸葛武侯，……其称颂盖不遗余力”。陈寿将诸葛亮的著作“删除复重，随类相从”，编成《诸葛亮集》二十四篇，并作一表奏于朝廷。对诸葛亮做出了公允的评价，即称赞其“逸群之才，英霸之气”，同时也指出他“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又说诸葛亮“声教遗言，皆经事综物，公诚之心，形于文墨，足以知其人之意理而有补于当世”。尽管如此，《晋书*陈寿传》还是将诸葛亮髡刑寿父之事抖露出来，引发后世文史学家、评论家诸多争议。
好在生活在其后一千多年的罗贯中，不论与诸葛亮还是与陈寿既没有什么血缘关系，也没有什么纠纷瓜葛，站在中间为其解系。罗贯中《三国演义》中对诸葛亮更是推崇备至，赞赏有加。罗贯中笔下的诸葛亮，未出茅庐已知天下，接下来是火烧新野、舌战群儒、草船借箭、星坛祭风、智算华容、三气周瑜、巧摆八阵图、慧眼识反骨、智取成都城、阵前骂王朗、空城退司马，死后还以木偶退兵、锦囊杀魏延，……《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成了智慧的化身，神灵的形象。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说《三国演义》“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
写历史小说不同于修志书，搞史学研究，就是要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性格，利用夸张甚至虚构等手法丰富人物形象无可厚非。聂绀弩为《三国演义》所写《前言》在引用宋朝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词后说除小乔外“《三国演义》把‘羽扇纶巾’等等每一句说周瑜的话，都拿给诸葛亮了，先把诸葛亮打扮一番。……《三国演义》表现诸葛亮的手法还有很多，……几乎一切坏事都是好事。”
诸葛亮用错了人，失了街亭。可是他敢于承认错误，挥泪斩马谡，又进行了自罚。然后巧施空城计，骗退司马懿，避免了更大的损失。“胜败乃兵家常事”，知错能改，善莫大焉！罗贯中在《三国演义》中对失街亭、斩马谡、空城计浓墨重彩地叙述、描写，不但着意用“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掩饰诸葛亮用人失察的错误，而且对诸葛亮严明军纪，敢于律己，巧计退敌大加颂扬，把坏事变成了好事，从另一方面丰富了诸葛亮的形象，为管理者树立了榜样。
诸葛亮是人不是神，否则怎能会不“料事如神”地看出在他挥泪斩马谡时却累及到马谡的参军，也就是《三国志》的作者陈寿的父亲，不但施以髡刑，还将其贬家为民，生出一个“聪慧敏识，属文富艳”的大才子，写出一部紧承《史记》、《汉书》之后的史学名著。更使诸葛亮始料不及的是，当年髡刑陈寿父亲，竟然成了《晋书.陈寿传》在肯定《三国志》价值的同时，指责陈寿修志态度“有失公平”的口实。罗贯中不但包庇诸葛亮的致命错误，还把他的错误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加以赞扬，成了后人借以自诩或者赞扬那些“勤勤恳恳，任劳任怨”者的成语。
没有不下雨的天，没有不犯错的人。“人非圣贤，孰能无过”，“知错能改，善莫大焉”。不是有人说死人也会犯错误的吗？人死了，埋个大坟头，与后代子孙争占耕地。不过，死人的这个错误是活着的人逼着犯的，非死人之过也。况且后人还可以利用平坟或其它方法纠正这一错误。而诸葛亮在“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掩盖下所犯的错误，甚至是致命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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