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祖先的坟（五） (第3/3页)
乡下不同于机关，其实机关也有人交往。更何况我们村是个同姓家族呢。
福淳爷酒量其实有限，三两正好，半斤就要醉了。他可以一天不吃饭，不能一顿不喝酒。特别到了晚年，几乎爱酒成癖。他从来没打算忌过酒，怎么能忌得了呢？他的心老是一天比一天沉重。
有一天晚上，我们爷俩在一起喝酒，他回忆往事，分外动感。他说：“跟着党走，我是铁了心的。合作化那阵阻力大，庄稼人舍不得自己的地啊！我一家一户动员，熬烂眼、说破嘴，大伙终于同意了。咱‘曙光’社是全区第一个。……1958年，大伙出了大力，庄稼长得并不错。可是一平二调来了，丰产没有丰收。收红芋时用犁子犁，大半都扔到地里了。……那时我被拔了白旗，看着心疼，没法。秋后，全村扔了三百多亩地，种不种都一样，谁还愿意要地呢？昏了头！第二年我复了职，领着大伙度饥荒。三年困难，那是真难啊！树皮都剥了吃，全村还是饿死百十口人！……”福淳爷用袖口沾沾泪水，又说，“我没能救活他们，心里有愧，到死……我也不会心安。……到1965年，恢复得像点样子了，喏！又天下大乱。批判我，该批！我有错误，可是别打倒我啊！我还能干几年呢？来不及了……你看我这胳膊，”福淳爷说着捋开袖口，“尽是些筋筋皮皮了。我的肉、我的力气，快要完了啊！……”福淳爷喉头哽住了。他眼圈儿红红的，端起一杯酒，一口喝干，重重地垂下头去。在飘忽的灯影下，我看到，他的稀疏的头，已经灰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