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祖先的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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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老是借酒浇愁，而且越来越贪杯了。

    福淳爷一辈子爱喝酒，以往我每次回村，定为他捎一瓶原装酒来，陪他喝几盅。他没有钱，平日喝的都是七毛多钱一斤的红芋干酒，质量很差，性却很烈。他看我捎来好酒，老是沉着脸说那句话：“太贵了！”但他又很珍重，一次舍不得喝完。

    当然，哪个小伙子娶媳妇，也没忘了请福淳爷喝喜酒，他也从不拒绝。上级曾为此批评他：“党员干部，怎么能随便到社员家里吃吃喝喝呢！”历次运动，工作队也都整他这一条，他老也不改。他说：“咋！党员干部就不是人？都是本家爷们，几番请不到，那叫廉洁？屁！那叫假斯文，装相！”福淳爷固执地认为，乡下不同于机关，其实机关也有人情交往。更何况我们村是个同姓家族呢。

    福淳爷酒量其实有限，三两正好，半斤就要醉了。他可以一天不吃饭，不能一顿不喝酒。特别到了晚年，几乎爱酒成癖。他从来没打算忌过酒，怎么能忌得了呢？他的心情老是一天比一天沉重。

    有一天晚上，我们爷俩在一起喝酒，他回忆往事，分外动感情。他说：“跟着党走，我是铁了心的。合作化那阵阻力大，庄稼人舍不得自己的地啊！我一家一户动员，熬烂眼、说破嘴，大伙终于同意了。咱‘曙光’社是全区第一个。……1958年，大伙出了大力，庄稼长得并不错。可是一平二调来了，丰产没有丰收。收红芋时用犁子犁，大半都扔到地里了。……那时我被拔了白旗，看着心疼，没法。秋后，全村扔了三百多亩地，种不种都一样，谁还愿意要地呢？昏了头！第二年我复了职，领着大伙度饥荒。三年困难，那是真难啊！树皮都剥了吃，全村还是饿死百十口人！……”福淳爷用袖口沾沾泪水，又说，“我没能救活他们，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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