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明史资料之明末国内战略评述(林洛 ) (第2/3页)
唐世济上言：流寇有四：一乱民、一驿卒、一饥黎、一难氓；宜分别剿抚。上善之，命专委总督陈奇瑜。
由此可见，帝国的主剿绝非不抚，这点不容忽视。
杨鹤的招抚政策，虽然在理论上是完美的，但帝国中央政府资金极度匮乏，难以维继，况且以帝国当时官僚系统的组织和后勤能力，是否能真正完成农民的安置工作，还值得怀疑，招抚为主的战略阶段性结果也不好。
《崇祯实录》记载，巡按陕西御史李应期言”秦贼旋抚旋叛”；御史吴甡新代，上命其确察报闻。于是甡上言：“为今之计，惟集兵南北合剿，歼渠魁而余众自破，明赏罚而士气自鼓；秦事犹可为也”。
相比主抚派而言，主剿派并不是完全扼杀破产农民的活路，而是从较为实际的角度出发考虑问题。“寇”虽然来源于农民，但成为了寇，则起了质的变化。“寇”的特点是流动性强，为了避开帝国军的优势兵力，不得不四处逃窜，破坏了当地的治安，又煽动当地农民造反。杨鹤主抚以来，寇虽散回原籍，仍然劫掠，反而成了“官寇”，影响恶劣。主抚政策招致地方官员和乡绅的强烈反对，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
从后世的角度看，主剿也未必没有道理，主剿则是把起义军扼杀在摇篮中，主抚反而养虎为患了。
在农民军起义初期，山西乡绅曾经记录过一个“流寇”首领名单，为：
“紫金梁其首也，余八大王（张献忠）、扫地王、邢红狼、黑煞神、曹操（罗汝才）、乱世王、闯将（李自成）、撞塌天（当即闯塌天刘国能）、满天星、老回回（马守应）、李晋王、党家、破甲锥、八金刚、混天王、蝎子块、闯王（高迎祥）、点灯子（赵胜）、不沾泥（张存孟）、张妙手、白九儿、一阵风、七郎、大夭王，九条龙、四天王、上天猴（刘九思）、丫头子、齐夭王、映山红、催山虎、冲天柱、油里滑、屹烈眼（当即革里眼贺一龙）。”
我们可以发现，在帝国后期成名的“巨寇”，诸如李自成、张献忠、罗汝才，以及马守应、贺一龙等人，都是在初期就崭露头角，久经沙场，才成长为终结帝国的领袖人物。按照主剿派的观点，在这些造反者形成气候之前，就全力击杀了他们。试想，如果没有了李自成、张献忠、罗汝才这些人，帝国虽然未必能避免最终灭亡的命运，但压力能够减轻许多吧，很有可能会延长十几年的寿命，绝不至于在崇祯十五、六年就不可收拾。
“崇祯八年八月，以卢象升为总理，与洪承畴分责东南、西北的剿除农民军战事”，帝国末期的两位杰出军事人才，此番一起上阵，联手绞杀农民起义。其中，“洪承畴督剿西北，卢象升督剿东南”。
崇祯八年底到崇祯九年上半年，卢象升所负责的河南、安徽、湖广等地域之主要对手是闯王高迎祥。洪承畴所负责汉中、西安、延安等地域之主要对手是李自成、过天星。
洪承畴，字亨九，福建南安人。万历四十四年进士；卢象升，字建斗，宜兴人，天启二年进士。两位都是文官中难得的将才。
洪承畴是明末颇有争议的人物，但其政治才干和军事能力不容置疑，在明帝国晚期和清帝国初期，都立下了赫赫功劳，可谓真正的国之栋梁。
杨鹤被革职后，洪承畴取代其为陕西三边总督，“督诸将曹文诏、杨嘉谟剿贼，所向克捷，陕地略定。”
但农民军失之东隅，收之桑榆。陕西虽然被平定，山西又爆发了大规模的起义。然而在当时，无论陕西还是山西，依然是属于一隅之地，直到崇祯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农民军渡过黄河天险，这才真正活动于明帝国的腹心地区，给明帝国造成致命伤害，帝国也不得不动员全国的力量来对抗极度危险的敌人了。
从整体形势上看，农民起义发展越来越壮大，但在洪承畴控制的地域，起义还是受到了扼杀，在崇祯十一年，李自成受到了洪承畴的重击，几乎被全歼。洪承畴部只是因为走错了路才错过抓获李自成的机会，洪承畴懊悔的上书说：
“夫闯将为诸贼中元凶，仅领三百丧败之众抱头鼠窜，诚数年未有机会，即穷日夜之力，身先士卒，不顾性命，以擒斩此贼，亦是应得责任。无奈计算不到，追赶不紧，使元凶脱然远逝。目前既不成一股完功，将来尤必费兵力扑灭。光先何所辞责?”
虽然洪承畴没有能彻底的斩草除根，但崇祯十一年冬到崇祯十三年冬这两年时间，李自成都销声匿迹，没有喘过气来，这份功劳还是得归功于洪承畴的。
卢象升，“白皙而臞，膊独骨，负殊力”，他不仅仅是难得帅才，更有一身好武功在身，作战勇猛。（卢象升个人的勇敢，这是洪承畴所不能及的，当然，洪承畴的长处在于调度各方力量，却也不是卢象升所能做到）
《明史卢象升传》记载：“象升每临阵，身先士卒，与贼格斗，刃及鞍勿顾，失马即步战，逐贼危崖，一贼自巅射中象升额，又一矢仆夫毙马下，象升提刀战益疾。贼骇走，相戒曰：‘卢廉使遇即死，不可犯。’”
卢象升悍勇异常，如崇祯六年底的郧阳战事，对手很强大，但在卢象升的硬碰硬打击下，还是取得了胜利，事后卢象升回顾说：“郧事之难、之苦，海内所无。两月来督剿流寇，九战皆捷，斩首万余，地方已敉平矣。所难者收拾破残，图维善后耳。”
崇祯八年，受命于危难之时的卢象升立即赴任不久，对当时形势进行分析。上疏曰：
“两月来奔驰于汝、宛、河、雏之间，万分忙苦。贼多而且横，前后俘斩虽有数千，尚非荡平胜著。必于（九年）正、二、三月内先剿尽闯王一股，余贼方可次第歼散。闯王之贼大约有七万余，妇女可一、二万，丁壮可一、二万，精骑可三、四万。此贼不让安、史，庙堂或未之深知耳。顷自秦中洪亨老(指洪亨九，即洪承畴)与之大战三次。近入豫地，某与之大战两次。计禽斩死伤逃散可二万计，现今尚有五万，依然劲敌也。又他贼五、六股，见剿兵渐集，皆与闯贼合群，是以势益多。”
当时起义军中，以闯王高迎祥部势力最为庞大。明兵科都给事中常自裕曾向朝廷献策道：“贼渠九十人，闯王为最强，其下多降丁、甲仗精整，步伍不乱，非他鼠窃比。宜合天下之力，悬重购必得其首。第获闯，余贼不足平。”
于是明帝国遂定下首先围剿高迎祥的战略。崇祯九年五月，卢象升部官军齐集于豫西洛阳一带，堵住农民军由陕西折回中原的路，陕西巡抚孙传庭和三边总督洪承畴部官军，则充当围剿高迎祥部的主力。
在明帝国两位优秀的军事指挥官围剿下，高迎祥被擒，并送至北京处死。
如果卢象升继续和洪承畴配合绞杀农民军，帝国形势说不定会有所改观。但是，因为与新任兵部尚书杨嗣昌的不和以及清兵入侵的原因，洪承畴和卢象升都被调离中原的作战，而去与满人交手。又因为受到多方制约，卢象升死于和清兵的战事，洪承畴则败而降清，成为清帝国的开国元勋。
明帝国末期对农民军的中原绞杀行动，最终以两位指挥官被调离而告终。
5.帝国反击——杨嗣昌的战略
崇祯十年，帝国开始考虑对镇压农民军进行统一的部署，经过崇祯皇帝精心挑选，杨嗣昌登上了明帝国的舞台。
杨嗣昌，杨鹤之子，字文弱，武陵人。万历三十八年进士。杨嗣昌能说会道，是明帝国政府成员中难得的一位深得崇祯皇帝信任得官员。
被启任为明帝国兵部尚书后，杨嗣昌立刻制定了明帝国的国家战略。
首先，就是确认现阶段明帝国的主要任务是对付满人还是农民军。杨嗣昌是一位典型的“攘外必先安内”信奉者。
在《敬陈安内第一要务疏》中，杨嗣昌论述道：
“窃臣犬马驽钝，加以草木幽忧，一切失其常度。蒙恩破格起用，叠奉明旨星趋，首以安边荡寇勉臣料理。似乎安边第一，荡寇次之。微臣乃言必安内方可攘外。何也？窃以天下大势譬之人身，京师元首也，宣蓟诸边肩臂也，黄河以南、大江以北中原之地腹心也。人之一身，元首为重。边烽江肩臂之外，乘之甚急；流寇祸腹心之内，中之甚深。急者诚不可缓图，而深者尤不可忽视也。诚使腹心又安，脏腑无恙，则内输精血，外运肢骸，以仰戴元首而护卫凤寒于肩臂之外，夫复何忧？今腹心流毒，脏腑溃痈，精血日就枯乾，肢骸徒有肤革，于以戴元首而卫肩臂，岂不可为慄慄危惧也哉！以故臣言必安内方可攘外，必足食然后足兵，必保民斯能荡寇，此实今日证治之切，根本之图。非敢缓言攘外也，求攘外之至急，不得不先安内耳。”
确认明帝国军事重点后，杨嗣昌提出了“十面张网”的计划。
《明末农民战争史》解释这个战略部署是：以陕西、河南、湖广、凤阳这四个农民军活动的主要地区为四正，责成这四个地方的巡抚“分任剿而专任防”，即以剿为主，防为辅；以延绥、山西、山东、应天、江西、四川这六个省份为六隅，责成这些地方的六个巡抚“时分防而时协剿”，即以堵击起义军进入自己管辖地区为主，必要时也参加协剿。另以陕西三边总督统率西北边兵，同中原地区的五省军务总理直辖的机动兵力作为主力，“随贼所向，专任剿杀。”
为了实现“一举荡寇”之目的，杨嗣昌建议帝国征兵十二万。经过谨慎考虑，明帝国认定是流寇使得生灵涂炭，所以必须剿灭。而今不征兵就不能荡寇，不筹集钱粮就不能征兵，所以为了天下百姓着想，征收二百八十万的“剿饷”。
崇祯十二年，在杨嗣昌的建议下，明帝国征收七百三十万的“练饷”，以为训练边兵使用，用来提高帝国军的战斗力。
这便是明末臭名昭著的三饷之一——“剿饷”和“练饷”的来历。从后世角度来看，明帝国中央政府本末导致，没有意识到是自身的腐败和横征暴敛才导致农民起义（或许有所意识到也不予承认），反而将百姓之悲惨命运完全归罪于流寇，以为天下老百姓都希望帝国军将流寇扫荡干净，心甘情愿的捐出自己的财产为国家做贡献。有时候我们不得不感慨一下，在后人看来完全是一厢情愿的想法，在明帝国却是以为理所当然的。
如果不论帝国的政治、经济及其影响，则杨嗣昌的战略还是有其可取之处的。
首先，确认了帝国内外之敌的军事重点。对付满人，则坚守宁远防线，等待新兵以剿代练，在平定内患的过程中锻炼成精兵，再以巨大国力为后援，不愁不能收复辽东。所谓“攘外必先安内”，是因为明帝国面对清兵和农民军两方面的敌人，显然不能将自己陷入两面作战的危机，不如集中力量先对付其中的一方。在军事理论上，这种构想是无懈可击的。
其次，帝国军有了一个统一的调度，而不是各个地方上各负其责，农民军的流动性相当强，经常转战多省，地方驻扎之帝国军各自为战的话，很难一举歼灭农民军。这是根据农民军活动区域越来越广、势力越来越庞大之新形势做出的调整。
当时“流寇”的特点，兵科张缙彦曾奏言：“臣任清涧知县，于兵情、贼势，亲见有素。盖贼之得势在流，而贼之失势在止；贼之长技在分，而贼之穷技在合；贼之乘时在夏、秋，而贼之失时在冬、春。”
为什么这样说呢？其道理就在于“夏、秋之间，刍粮尽在场圃，足供士马之资；冬、春非破城攻堡，不能得食，官兵促之则尤易。故时有利、不利也。今若杀贼，唯在乱其所长而使之短，破其所得而使之失；直截以攻之，分番两军，一追、一驻，贼当之必破矣。”
“十面张网”战略相当清晰的体现了杨嗣昌的思路，针对流寇的流动性进行不同地方的遏制，从而强迫农民军和帝国军进行决战，而帝国军则以优势兵力予以打击。
再之，帝国已经深深认识到自身军事力量的不足，不足具体表现在士兵的数量和质量上，剿饷和练饷就是针对这两点实施的解决方案。
我们可以看到，从军事层面上，杨嗣昌的战略显然是针对帝国病症所下的药，这个药宛如镇痛剂一样，能够暂时缓解帝国的剧痛，但无法彻底根除帝国渗入骨髓的病根，理解的说，帝国的病根也不是杨嗣昌层面能够预见和解决的。
杨嗣昌的战略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很明显的效果。在明帝国强有力的军事打击下，农民起义来到了最低潮时期。李自成差点被擒，带着数百人逃进深山老林，数年都没缓过气来。张献忠、罗汝才接受了明帝国“招抚”，其他义军虽然仍有活动，但也渐趋微弱。
崇祯十一年底，国内的农民起义似乎已经沉寂下去，崇祯皇帝和兵部尚书杨嗣昌依稀望见胜利的曙光。帝国的反击如愿以偿的实现了目标，国内叛乱终于快要接近尾声了。
但崇祯皇帝和杨嗣昌料想不到的是，农民起义的沉寂只不过是昙花一现，帝国反击也只是夕阳返照。不久的将来，马上就是农民军东山再起，风起云涌。帝国前期政治上的战略失误和气候原因带来的大灾荒彻底断送了帝国最后的希望，明帝国很快就会走向无法挽回的败局。
.渺茫希望——孙传庭的出击
崇祯十五年，当孙传庭被崇祯皇帝从狱中放出来时，明帝国已经濒临崩溃的局势。
杨嗣昌的帝国反击仅仅取得了短暂的胜利，但随着张献忠、罗汝才的降而复叛、崇祯十三年、十四年的大灾荒，以及猛如虎的“三饷”压力，农民军又获得了新生，李自成也东山再起，势力更甚昔日，明帝国开始感受到巨大的压力。这个时候，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就是孙传庭及其三边精锐部队。
孙传庭，字百雅，代州振武卫人，万历四十七年成进士。《明史》记载其：“自父以上，四世举于乡。传庭仪表颀硕，沈毅多筹略。”
若论军事才能，孙传庭自然不如洪承畴，若论个人武力，孙传庭也不如卢象升，但孙传庭知大体、能练兵，作战勇敢，也是明帝国不可多得的高级军事指挥官。
崇祯九年，孙传庭任陕西巡抚，在洪承畴麾下，多立战功。当时实力最强大的闯王高迎祥，就是被孙传庭所擒的。
“当是时，贼乱关中，有名字者以十数，高迎祥最强，拓养坤党最众，所谓闯王、蝎子塊者也。传庭设方略，亲击迎祥于盩厔之黑水峪，擒之，及其伪领哨黄龙、总管刘哲，献俘阙下。录功，增秩一等。而贼党自是乃共推李自成为闯王矣。明年，养坤及其党张耀文来降。已而养坤叛去，谕其下追斩之。击贼惠登相于泾阳、三原，登相西走。河南贼马进忠、刘国能等十七部入渭南，追之出关，复合河南兵夹击之，先后斩首千余级。进忠等复扰商、雒、蓝田，叛卒与之合，将犯西安。遣左光先、曹变蛟追走之渭南，降其渠一条龙，招还胁从。募健儿击余贼，斩圣世王、瓦背、一翅飞，降镇天王、上山虎，又歼白捍贼渠魁数人。关南稍靖。遣副将盛略等败贼大天王于宝鸡，贼走入山谷，传庭追之凤翔。他贼出栈道，谋越关犯河南，还军击，贼走伏斜谷，复大败之，降其余众。”
杨嗣昌定下战略，征收剿饷的时候，孙传庭上疏曰：“无益，且非特此也。部卒屡经溃蹶，民力竭矣，恐不堪命。必欲行之，贼不必尽，而害中于国家。”从更加深刻的层面论述征税的弊大于利，但却因此得罪了杨嗣昌。
孙传庭的坚持不按照杨嗣昌的意图执行，杨嗣昌到崇祯皇帝面前告状，孙传庭振振有辞的反驳：“使臣如他抚，籍郡县民兵上之，遂谓及额，则臣先所报屯兵已及额矣。况更有募练马步军，数且逾万，何尝不遵部议。至百日之期，商、雒之汛守，臣皆不敢委。然使贼入商、雒，而臣不能御，则治臣罪。若臣扼商、雒，而逾期不能灭贼，误剿事者必非臣。”
因为在征税、招抚张献忠、调集秦兵援辽等问题上屡屡和杨嗣昌的意见相左，孙传庭郁郁不得志，提出自己耳聋有病请求退休，杨嗣昌趁机诬陷了孙传庭一把，崇祯皇帝大怒之下，将孙传庭下狱。
直到崇祯十五年，杨嗣昌战略彻底破产，本人也自杀殉国。明帝国遭遇前所未有之危局，朝中再无军事人才能够独当一面时候，才想起狱中的孙传庭来。
崇祯十六年，也就是明帝国灭亡的前一年，李自成大军已经攻克襄阳、荆州、德安、承天等地，河南大部分地区、湖广大部分地区都已经被农民军控制。李自成建立了襄阳政权，并且进行了军制改革，将一部分兵力分出来作为留守防御部队，至此，农民军已经摆脱了“流寇”身份，开始建立并巩固根据地。军事力量此消彼长，明帝国节节败退，已经处于被动防守的局势了。
孙传庭自从出狱后，着力于练兵防守，其战略为：“计守潼关，扼京师上游。且我军新集，不利速战，乃益募勇士，开屯田，缮器，积粟，三家出壮丁一。火车载火砲甲仗者三万辆，战则驱之拒马，止则环以自卫。”这是做长远打算，准备进行持久战的防守。
明帝国的战略从积极进攻转变为消极防守，是不是符合当时的情况呢？
在崇祯十六年，明帝国真正可战之部队大约为三支，除了孙传庭练的这支陕西部队外，还有辽东精锐之师以及左良玉部队。辽东士兵虽然善战，但承担着抵抗清兵的重要责任，不可轻易调动、左良玉的二十万大军号称兵多将勇，但左良玉本人相当跋扈，只关心保存自己的实力，无意为朝廷效命。要对付农民军，唯一能派上用场的，也只有孙传庭的部队了。
孙传庭这支部队的重要意义在于这是明帝国唯一的王牌了。
这个时候的明帝国采取守势，只要扼守潼关，则李自成大军无论南下或者北上，都有相当的顾忌，不能全力以赴，如果李自成大军要攻下陕西，那就正好以逸待劳，且占据地理优势对抗。从短期看，虽然不能改善局面，却也不会导致恶化。这样的战略确实有些消极被动，但明帝国的军事实力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
如果明帝国采取攻势，假设孙传庭一举歼灭农民军，自然大功告成。但如果遭遇不测，来个惨败，非但陕西三边不保，北京城也没有兵力抵抗了，帝国之覆灭则在所难免。
论及崇祯十六年明帝国的军事战略，孙传庭的陕西精锐是坚守潼关，还是寻求和李自成军的决战，反复权衡利弊，实在不适合赌上帝国的命运博这这渺茫的希望。所以兵部侍郎张凤翔劝说崇祯皇帝：“孙传庭所有皆天下精兵良将，皇上只有此一副家当，不可轻动。”
但是急性子且刚愎自用的崇祯皇帝哪里听得进这些老成持重的话，他早已经输红了眼，一心就是翻本，轻易把最后一点赌本扔到了赌桌上。
听到朝廷敦促出师的严令，在潼关的孙传庭顿足叹道：“奈何乎！吾固知往而不返也。然大丈夫岂能再对狱吏乎！”
崇祯十六年八月初一，孙传庭带着明帝国最后的希望离开了潼关，进攻河南。这一战李自成打得相当漂亮，首先让孙传庭长驱直入，使孙传庭补给困难，然后切断帝国军的饷道，逼迫帝国军溃退，再给予致命一击，帝国军遂大败。
李自成乘胜追击，帝国在潼关已经无力抵抗，孙传庭死于乱军之中。于是农民军攻下西安，占领三边。不久东渡黄河，直到进入北京城，再也没有遭到明帝国强有力的抵抗。帝国最后一个错误的军事战略决定，加速了自己的灭亡。
7.最终选择——帝国的灭亡
崇祯十七年初，大顺军已经于西安建国，且李自成率大军东渡，帝国首都岌岌可危，帝国方面却是面临无数的问题：军事方面是再无良将可派，再无士兵可征，再无资金可筹，再无粮饷可发。
从战略上讲，此刻的明帝国也不是惟有坐以待毙等待灭亡，还是有几条路可以选择的。
其一，南迁。在中国历史上，南迁也不是先例。东晋、南宋政权都是在南方建立起来的，依托明帝国正统地位，依仗长江天险防御，靠着江南发达的经济支撑起对抗北方的军事力量，还是值得尝试的。
如果崇祯南迁成功，则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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