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明史资料之明末国内战略评述(林洛 )

    11 明史资料之明末国内战略评述(林洛 ) (第1/3页)

明末国内战略评述(林洛 )

    1.概述

    本文主要参考《明史》、《明史考证》、《明末农民战争史》以及《新版明史》等资料，在尽可能整理手头上资料的基础上汇总出来的。本文不是学术论文，也不想颠覆历史观，只是站在崇祯朝之明帝国的角度，考察和分析帝国在对待国内农民起义的军事战略上，明帝国晚期限于自身的情况，对待大规模的农民起义除了军事镇压外，几乎没有其他行之有效的方法了。而本文正是讨论帝国国内用兵的战略。

    崇祯朝的军事行动比较受关注的是明帝国在辽东与建州的战争，但相较国内“流寇”来说，辽东边患只是肩背之痛，中原才是心腹大患。所以明帝国末期，其中央政府的主要注意力是集中在国内战争方面的。

    崇祯朝时候的明帝国被后人喻为“内部已经烂透的苹果”。

    经济上，明帝国中央政府严重的财政赤字持续多年无法解决，巨额军费开支更加剧了帝国危机的到来；官僚体系上，腐败透顶的官僚们对地方上的控制力极为薄弱，基本的行政工作都无法有效开展；军事上，“文官领兵”、“将不专兵”等兵制本来的弊病更加突出，缺饷又导致士兵数量和质量降到了历史最低点；朝政方面，继承了万历以来的“优良传统”，大臣们拉帮结派，党争不绝，无论所谓正义的东林党，还是邪恶的阉党，均不顾事实，纯为私党意气之议论，误国误民。与此同时，天公也不作美，崇祯朝正遭遇历史上的“小冰川时代”，天灾频繁发生，相伴随的是农作物大量减产，农民流离失所。

    详细汇总以上方面，给人深刻印象是：明帝国已经日薄西山，走向灭亡是不可避免的。但是，究竟谁能给明帝国最后的一击，让明帝国这个庞然大物轰然倒地呢？

    崇祯朝的人们并无后人的远见，在他们眼中，明帝国中央政府依然是中华大地上唯一合法的政权，在时人看来，满人和流寇也不过一时嚣张，要夺取政权谈何容易？当时知识分子阶层依然是明帝国坚定不移的支持者，这是明帝国最大的优势。无论从道德观念，还是从实际利益来看，忠于明帝国仍然是他们的不二之选。就明帝国、建州、农民军三方面综合实力衡量，明帝国虽然危机重重，却拥有当世最优秀人才群体，并且是唯一有足够能力去调动十倍于对手之资源（虽然挖掘帝国资金收入也需要付出相当惨重的代价）、实施全国范围内大战略的一方，明帝国没有任何理由坐以待毙。

    长期积累的矛盾，导致帝国政治、军事、经济危机总爆发，主要表现形式为国内农民起义军的风起云涌，面对二百多年来前所未有的困境，明帝国积极应对，奋起反击。

    显然，明帝国晚期的战略实施受到的约束相当多，剿匪总督总是面临中央政府的信任危机、在联合作战上调度不灵、军饷总是被拖欠、兵力不足和士兵的战斗力不强，

    任何大战略都是在诸多条件限制下进行的，从来没有人可以拥有无限资源去制定大战略，评价优秀军事指挥官的标准并不是他争取到的资源多少，而是他在有限的资源下尽可能的扬长避短，从而达到可能达到的最佳效果。

    后人评价与建州作战的辽东战场上，最高军事总指挥——辽东经略中，熊廷弼、孙承宗、袁崇焕可谓有军事才能，但比中原战场而言，辽东不过是一隅之地罢了，无论战略还是战术的策划，都不如中原战略那样，涉及到多方势力的利益，并直接决定帝国的生存。“战争是政治最高形式”，就这个角度来看，辽事虽重，但和国内战事衡量，尚不足以相提并论。

    在中原作战的，同样可称名将的大抵有洪承畴、卢象升、孙传庭等人，而杨鹤、杨嗣昌，虽然战略策划最终功败垂成，却是多方因素造成，不可单凭成败而论英雄。

    如果说帝国之人才是农民军和建州的十倍、百倍，并不夸张。奈何人才要得其时，又得其主，方能尽其才也，否则非但无济于事，反为敌所用。明帝国崇祯朝所谓无用的“亡国之臣”，在清帝国顺治朝反多为朝廷中流砥柱，当是此理。

    言归正传，回到我们的帝国战略方面。

    明末的帝国战略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农民军的萌芽期，帝国采取的是新任陕西三边总督杨鹤之“招抚”为主政策，一度取得效果，但后续的措施不得力，农民军再起叛乱，帝国遂革职杨鹤，转而改为“剿灭”为主的政策。

    第二阶段帝国对农民起义军的遏制期，在洪承畴、卢象升、孙传庭等总督的指挥下，帝国剿匪无疑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但农民军并没有就此屈服，并且起义范围逐渐扩大到中原地区。虽然捷报频传，却始终无法断绝起义的根，“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帝国新任兵部尚书杨嗣昌（杨鹤之子）采取新的战略，一方面军事打击，一方面积极招安，随着农民军领袖张献忠、罗汝才的投降，农民起义陷入最低潮期。

    第三阶段为帝国的溃败期，李自成重新出山，张献忠、罗汝才降而复叛，农民军声威大振。帝国方面，杨嗣昌自杀身亡，洪承畴败而降清，卢象升力战殉国，独剩孙传庭，提陕西精锐之师扼守潼关。崇祯急于求成，下令孙传庭出关作战，孙传庭倾巢而出，全军覆没。帝国一蹶不振，再也没能组织起有效的反击，农民军势如破竹，攻入北京城，明帝国就此灭亡。

    本文虽站在明帝国角度评述帝国战略，却无诋毁农民军之意，而是把农民军当成同等地位的对手，只谈论战略布置和战术实施，不涉及阶级斗争。

    另外，我也没有按照年代顺序罗列帝国的全部战史，而是特别挑选了几位有代表性的军事指挥官，以及他们实施的战略战术。最终结果是帝国覆灭，自然这一切战略构想都宣告破产，但对于这几位明帝国将领，历史还是应该给予公正评价的，帝国之病患，深入骨髓，不是军事战场上能够解决的。

    2.帝国的主要敌人——“流寇”

    从某个角度讲，战争的胜败取决于双方“知己知彼”的程度，因为“知己”，所以能够扬长避短，因为“知彼”，所以能够找到对方的弱点。我们要评价崇祯朝明帝国的军事行动、战略部属是否恰当，除了凭借最终结果判断外，还需要了解帝国敌人的情况。

    “流寇”的主要成员是破产的农民，这点毫无疑问。但究竟是什么原因直接或间接导致他们的形成，他们的人员构成是怎样的，帝国的中坚阶层——知识分子和中产阶层对他们起过什么作用？在帝国的无情镇压和温情招抚下，他们经历了什么样的挫折，每个历史阶段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他们最终是怎样成长壮大起来的呢？

    本文只是简要讨论“流寇”的起源和发展，作为分析帝国战略的背景资料以参考。

    一般来说，农民沦落为寇，是要经历悲惨命运的。或因天灾、或因人祸，于是流离失所，迫不得已才举起叛旗。如果仅仅是地方上的个别现象，尚不足构成对帝国的威胁，只有这类现象在全国都普遍出现了，才会有动摇帝国根基的力量滋生。

    国家税收，就是一项影响全国的国策。

    萨尔浒一役，明军大败于建州后，明帝国就增派“辽饷”。巡按江西御史张铨就曾上书曰：“自军兴以来，所司创议加赋，亩增银三厘，未几至七厘，又未几至九厘。辟之一身，辽东肩背也，天下腹心也。肩背有患，犹借腹心之血脉滋灌。若腹心先溃，危亡可立待。竭天下以救辽，辽未必安而天下已危。”

    御史张铨很有远见，他批评明政府因为辽东战事而进行帝国总动员，赋税一加再加，因此而造成中原的动荡，则是亡国之祸了，如今竭尽全国的资源来救辽东，只怕辽东尚未平定，中原就已经陷入了危险。这段话相当有预见性，因为无法支付国家税收，民众不得不逃往或者反抗，反抗形成了规模，镇压则需要大量的资金组织军队，这些资金怎么来呢？只有征收更多的税收，却也造成了更广泛的反叛。明帝国仿佛陷入了某个怪圈，要剿匪就得征税，而征税却使得匪越来越多。这自然是帝国政治恶化、经济崩溃的必然处境。

    “流寇”虽然有了普遍的来源基础，但毕竟是一群农民组成的乌合之众，相较帝国正规军来说，领袖人物缺乏军事素养、士兵战斗力低下、缺乏武器、粮食匮乏，没有战略和战术意识，作为匪徒打劫还行，真正作战却一击即溃。

    这一切，在正规军人大量加入“流寇”后，得到了根本性的改变。而正规军人的反叛，也是因为辽事。

    随着帝国走向总崩溃的同时，帝国兵制也遭到了严重破坏，明初的屯田制到明末非但不能补充国用，连士兵自身的生存供应都不能提供了，最主要的表现就是军饷严重不足。在天启七年，陕西巡抚胡廷宴上疏说：“临巩边饷缺至五、六年，数至二十余万；靖卤边堡缺二年、三年不等；固镇京运自万历四十七年至天启六年，共欠银十五万九千余两。各军始犹典衣卖箭，今鬻子出妻；始犹延街乞食，今则离伍潜逃；始犹沙中偶语，今则公然噪喊也。”

    军饷匮乏，从万历晚期开始就出现，那时候还只是表现为士兵逃跑、战斗力低下，还不至于大规模的投奔“流寇”。

    崇祯二年，建州大军绕过宁远、山海关防线，从河北遵化、蓟县等地入侵，攻陷遵化、玉田、三河、香河、顺义等县，兵锋直指北京城。当时情况十分危机，明遵化巡抚王元雅自杀，增援的山海关总兵兆率教阵亡，崇祯杀了辽东督师袁崇焕，导致辽东总兵祖大寿带领部队往山海关逃去，北京城一片混乱。

    《明末农民战争史》记载：朝廷紧急下令各地督抚速速勤王。于是山西总兵张鸿功带领晋兵五千人增援，山西巡抚耿如杞带领抚标营和太原营三千余人勤王。陕西三边总督杨鹤和陕西巡抚刘广生、甘肃巡抚梅之焕、延绥巡抚张梦鲸抽调各镇精兵一万七千多人，由沿边五大镇总兵吴自勉、尤世禄、杨麟、王承恩、杨嘉谟率领。此外，还有河南巡抚范景文、江西巡抚魏照乘、陨阳巡抚梁应泽也率领大量官兵。

    在崇祯二年，勤王师络绎不绝，为击退建州创造了有利条件。同样，也因为兵部调度不利、粮饷供应不足等多种原因，导致勤王师的兵哗。

    如山西总兵张鸿功和山西巡抚耿如杞率领的数千士兵，因为没有发粮饷，士兵开始抢劫地方，朝廷则以约束不严的缘由逮捕张鸿功和耿如杞，导致士兵一哄而散，逃回山西；陕西三边军队因为各种原因发生哗变。

    因为朝廷严令救援京师，边兵紧急动员起来，准备不足，士兵千里跋涉，还被要求急行军，军饷供应根本接应不上，从而导致了相当部分士兵的逃亡。

    勤王和兵变对农民起义影响重大。

    其一，边兵都是各地的精锐之师，因为大量调离原来的防区，削弱了当地的武装力量，使得农民起义军有了生存空间；其二，参与兵变的士兵无法重新归伍，大量流亡，不少士兵成群结队的加入了农民起义军，这批受过军事训练又有丰富作战经验的力量大大提高了农民军的战斗力。

    关于这些情况，也得到了明帝国的确认。

    崇祯初年，陕西三边总督杨鹤就说过：“内地流贼起于万历、天启年间。援辽兵丁陆续逃回，不敢归伍，因而接聚抢掠，以渐蔓延。不幸边地亢旱四载，颗粒无收，京、民二运转输不继，饥军饥民强半从贼，遂难收拾。”

    崇祯十年，兵部尚书杨嗣昌在奏疏里说：“流贼之祸，起于万历已未（万历四十七年），辽东四路进军，三路大溃，于是杜松、王宣、赵梦鳞部下之卒相率西逃。其时河南抚臣张我续、道臣王景邀击之于孟津，斩首二十余级，飞捷上闻。于是不入潼关，而走山西以至延绥，不敢归伍而落草。庙堂之上，初因辽事孔棘，精神全注东方，将谓陕西一隅不足深虑。不期调援不止，逃溃转多，饥馑荐臻，胁从弥众。星星之火，至今十九年。”

    因为抵抗建州的北京防御战竟演变成帝国正规军加入农民军，实在是出乎所有人意料之外，然而对于接近总崩溃的帝国来说，牵一发则动全身，任何原因都有可能导致帝国的灭亡。这样看来，“流寇”居然能从一次旨在抵抗外侮的帝国首都保卫战中获得有生力量，也不足为奇了。

    3.招抚政策——杨鹤的主张

    面对崇祯初期的农民军起义，帝国方面，首先出场的是陕西三边总督——杨鹤。

    杨鹤，字修龄，武陵人。万历三十二年进士。后世对其军事才能评价不高，但无可否认他是一位正直的官员。

    万历萨尔浒大败后，杨鹤曾言：“辽事之失，不料彼己，丧师辱国，误在经略；不谙机宜，马上催战，误在辅臣；调度不闻，束手无策，误在枢部。至尊优柔不断，又至尊自误。”

    这句话把当时的辽东经略、兵部、内阁大臣乃至万历皇帝都一起批评在内，也算切中时弊了。

    天启年间，杨鹤得罪魏忠贤，而“魏忠贤以鹤党护廷弼，除鹤名”。直到崇祯元年，才被“拜左佥都御史，进左副都御史”。

    杨鹤遂上言曰：“图治之要，在培元气。自大兵大役，加派频仍，公私交罄，小民之元气伤；自辽左、黔、蜀丧师失律，暴骨成丘，封疆之元气伤；自搢绅构党，彼此相倾，逆奄乘之，诛锄善类，士大夫之元气伤。譬如重病初起，百脉未调，风邪易入，道在培养。”

    这句话，当时众人以为名言，而且从明帝国的灭亡来看，也不无道理。

    明帝国末期，危机重重，起义接二连三，帝国不断筹集军费，派出精锐部队，固然正面交锋都取得了胜利，但起义此起彼伏，从来没有断根，即使是在起义军活动的最低潮时期，始终是暗流涌动，蕴量剧变。

    简而言之，帝国通过武力镇压，宛如抱薪救火，薪不尽，火不灭也。自然，帝国不能坐视火烧眉毛了，还悠哉闲哉不予理会。很多时候，好的战略不是想不到，而是实际情况已经不允许这么实施，条件不够成熟就贸然行动，代表进步的改革会遭遇惨败，导致国家走向更加保守，往往就是这个道理。

    杨鹤是崇祯元年提出“图治之要，在培元气”的，但当时帝国已经千疮百孔，四处起火，关是应付目前的危机已经应接不暇，岂能好整以暇的“培养元气”？即使杨鹤有此心，只怕也无能为力，更何况帝国的首脑——崇祯皇帝刚愎自用，性子又急，短期内看不到实际效果就翻脸不认人，换另一个人来主事了，很难实施这样长期而又很难见效的战略。

    当我们回顾明帝国的灭亡时，我们可以发现，即使在帝国末期，朝堂之上头脑清醒的重臣们也并不少，帝国中的有识之士早就发现了潜在的危机，并且指出了唯一的解决之道，崇祯皇帝与其大臣们不是不明白这些道理，也不是没有尝试过治本兼治本的办法，但最终还是很可惜的以失败告终了。

    有时候隐隐觉得觉得，帝国是眼睁睁看着自己毁灭的，那种心有余而力不足、不得不接受灭亡命运的感觉，大概很悲凉吧。

    崇祯二年，“其冬，京师戒严，延绥、宁夏、甘肃、固原、临洮五镇总兵官悉以勤王行。延绥兵中道逃归，甘肃兵亦哗，惧诛，并合于贼，贼益张。”

    帝国虽然一直将农民军称之为“贼”、“寇”，却不是真的把这些人当成与帝国誓不两立的敌人，帝国还是很清楚农民军来源于普通农民的真相，也能够理解造反者有不得已的苦衷。

    比如崇祯元年，陕西巡按御史李应期曾上言曰：“全陕西地多硗确，民鲜经营。慨自边疆多事，征兵征饷，闾阎十室九空。更遇连年凶荒，灾以继灾，至今岁而酷热异常也。臣自凤汉兴安巡历延庆、平凉以抵西安，但见五月不雨，以至于秋，三伏亢旱，禾苗尽枯，赤野青草断烟，百姓流离，络绎载道。每一经过处所，灾民数百成群，拥道告赈。近且延安之宜、等处，西安之韩城等属，报有结连回罗，张旗鸣金，动以百计。白昼摽掠，弱血强食。盖饥迫无聊，铤而走险。与其忍饿待毙，不若抢掠苟活之为愈也。”

    根据渐渐壮大的农民军对帝国之威胁，杨鹤提出了招抚为主、追剿为辅的战略。

    杨鹤上疏指出“盗贼”之起，“总因饥荒之极，民不聊生”，以剿为主则要调集大军，军粮和军费都是巨大的开支，最终结果仍然是“诛杀胜诛”，“屡剿而屡不定”。采用招抚方法除了既往不咎和委以利诱外，还需要真正的帮助农民安置下来。“盖解而散，散而复具，犹弗散也。必实实赈济，使之糊口有资，面后谓之真解散。解散之后尚须安插，必实实给与牛种，使之归农复业，面后谓之真安插。如是则贼有生之乐，无死之心，自必帖然就抚。抚局既定，剿局亦终。臣所谓欲行剿抚之实著，必有剿抚之实惠者此也。”

    杨鹤很看重招抚政策的真正落实到位，首先就需要适当的经费。如果只是表面上解散敌人的武装和队伍，不解决农民的生计问题，无异于自欺欺人，即“徒以抚愚贼，是即以贼自愚，此不终日之计也。”

    最后，杨鹤还特意算了一笔帐给崇祯皇帝看，派军队剿匪的费用，大量的钱花了就花了，杀人太多并不是一件好事，还有考虑士兵的善后问题。但把钱用在招抚上则大为不同，招抚一个盗贼，则是多了一个帝国纳税人。

    帝国同样是开支大笔费用，剿匪的费用是收不回来的，而招抚却是提供了长期的资金来源，实在是最划算的事情。

    回顾一下杨鹤的招抚主张。其一，招抚比剿匪要划算，其二，招抚不能流于形势，必须实实在在的安置农民生产，提供种子、耕牛，这也是为帝国纳税创造条件。

    杨鹤的这种说法，即使在今天的我们看来，也会认为相当有道理。在当时，也说服了崇祯皇帝。崇祯四年正月的一次廷对中，崇祯就对陕西参政刘嘉遇说：“寇亦我赤子，宜抚之。”

    于是崇祯皇帝拿出十万帑金招抚，并且发布诏书，帝国的招抚政策正式展开。在杨鹤的努力和朝廷的放赈下，招抚政策取得了一定的成功，陕西的各部起义军几乎都接受过招安。

    但十万帑金和藩王捐助的五万白银和粮食二万石并不够用，“所救不够及十一”。

    崇祯四年七月，李继贞就上疏坦言“前赈臣携十万金往，度一金一人，止可活十万人，而斗米七钱，亦止可活五十日耳。皇上宜敕赈臣回奏，前十万金果足乎？不则当早蓓恩膏，虽内帑不宜惜也。”

    招抚政策遇到的最大难题就是资金不足，解散起义军，将农民安置回家乡，帮他们修好房屋，提供必要的生活物资和生产工具，这才算真正的化贼为农。这个战略执行时间长，初期费用投入高，还需要地方政府的组织配合工作，一旦资金不足停滞了下来，农民则会降而复叛，乃至功亏一溃，所有努力和投入都白白付之东流水了。

    由于后继资金严重不足，招抚政策渐渐陷入了危机，主剿派势力抬头，极力攻击杨鹤的绥靖政策，地方官员甚至秘密策划诱杀受降的农民军首领，引起了农民军的警惕，以至于陕西局势再度恶化起来。

    陕西农民军的兴起激怒了朱由检，缺乏耐心的崇祯皇帝勃然大怒，把努力贯彻招抚政策的杨鹤当成了让农民军壮大的罪魁祸首，除了痛骂一通外，还将其罢免、下狱、戍边。

    至此，帝国的战略由招抚转变了围剿。

    4.围剿政策—洪承畴和卢象升的联手

    帝国的战略从主抚调整主剿，并不意味着只剿不抚，一般来说，剿和抚是同时进行的，只是将主要的精力放在其中某一方面而已。

    事实上，主剿期间，有关抚的记录也比比皆是。

    《崇祯实录》记载有：

    崇祯五年，洪承畴请留陕西饷银二十万资剿费，并以劝农，从之；

    崇祯六年，上心谓饥民非流寇，而鼎臣亦藉以宽文法也；上遂谕都察院，以“民穷盗起，皆由亲民之官妄取民财、弥逢上官；小人得志，百姓愈困”敕巡按御史广访以闻；

    崇祯七年，三月丁亥〔朔〕，南京右都御史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