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四） (第3/3页)
事。玲子便和大点儿的那个过去。她打开钢琴盖，弹起一首轻快的舞曲，女孩便在地上毫无章法地舞起来，节奏踏得很对，舞姿笨拙可爱。那神情十分认真，好像在做一件非常伟大的事情。
“渡边叔叔，你会不会这样？”女孩似乎已经把讲故事的事情忘了。她睁着右眼，闭着左眼，“你会不会？”
我照着她的样子，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许是我耸鼻皱眉的样子很好笑，她被惹得咯咯直笑，双手乱舞，差点从座位上摔下来，我慌忙用手扶住她。
“错了，错了，是睁右眼，闭左眼。”她说。
经她一说，我也意识到自己刚才反了。于是开始按她说的做，却发现自己只能睁左眼，闭右眼，像女孩那样，两样都能来，还真做不到。
女孩又咯咯地笑起来，止住笑后，让我注意看。她自如地从睁右眼闭左眼，转换到睁左眼闭右眼，毫不费力，确实非同一般。
“我们班只有我能做到这样。”她骄傲地说。忽然，又像想起什么似的，从座位上挣下来，跑到镜子旁边，两只眼睛对着镜子不停地眨。
“你在做什么？”我问她。
“渡边叔叔，你能看见自己睡觉时的模样吗？”她仍旧闭着眼。
“我做不到，谁能看见自己睡觉时的样子呢。”
“我就能。”她昂着头自豪地说。
“噢，”我说，“你用的什么办法？”
“你先闭上一只眼，然后，再趁自己不注意，迅速闭上另一只，就可以了。”她说，“不过这样只能看见一小会儿，能看见一大会儿的办法，我正在想，想出来再告诉你。”
“好，好。”我笑得快直不起腰来了。
睁眼游戏过后，我们又玩“钓鱼”。所谓的钓鱼非常简单：她装鱼，我装钓鱼的老头，手拿一根凉衣杆作鱼竿。为了逼真，她一定要为我画上红胡子，戴上白色的小帽；自己则在额头上画了一个红点，当作金鱼。她在地上爬来爬去，每次碰到衣杆，就会“咯咯”笑着跳进我怀中，以作钓到鱼的象征。我甚为奇怪，如此枯燥的游戏，她却乐此不疲。
中午，女孩父亲打电话过来，准备将女孩接回家吃饭。不一会儿，两个女孩的家长都来了，临走，她们还恋恋不舍，说下午再来。
“我喜欢孩子。”看着女孩的背影，玲子叹道，“算起来，我的女儿应该十三岁了，不知她现在怎么样。”
“有细心的父亲照料，她一定会健康成长的。”我安慰她说。
“但愿。”玲子又叹口气，转身准备午餐。我也跟过去，准备帮忙，打她的下手。
吃午饭的时候，女孩父亲来电话，说怕给石田老师添麻烦，女孩下午不过来了。随即那边换了小女孩，要我接电话，说要“亲自与我讲话”。我忙放下筷子，从玲子手中接过话筒。
“我下午不能来了，你自己玩吧。”她说。
我止住笑，“为什么？”
“我下午有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办。”
“能透露一点儿吗？”听到她那稚气又严肃的声音，我止不住想逗逗她。
“我只告诉你一个人，”对方压低声音，“要为我保守秘密噢。”
“好，我保证。”
“我要去见一个重要的人。”
“谁？”
“火星人。”女孩的声音小得像耳语。
放下电话，玲子见我乐不可支的样子，问我何故。我将女孩的话复述一遍，她也乐得前仰后合。
“遗憾的是下午时间太短，爬不了山了。”玲子说，“明天再去吧。”
“不用了，反正我也不是特别喜欢爬，下次再说吧。”我说，“给你带来这么多麻烦，我准备明天回去。”
“莫不是我照顾不周？”
“哪里，”我慌忙说，“旭川这么好，我都有点喜欢它了。”
“那就再呆一天，反正我明天还有一天假，”玲子笑着说，“还是直子的魅力大，我一个老太婆，没有什么值得留恋的，是不是？”
我拗不过她，只好同意。
没想到第二天下雪了，地上铺了厚厚一层，大片雪花自空中飘洒落下，远处结满冰凌的树枝又披上了一层白雪，那景色简直像在画中一样。
“你看，渡边君，天留你，想走也不成了。”玲子笑着说，“不过，这么大的雪，去爬山就有些困难了。”
“索性就在家里呆着，”我说，“看雪景也不错，这还是今年冬天第一次见到雪呢。”
“本来要领你去见一个人呢，看来是去不成了。”
“什么人？”
“一个登山爱好者，正经有些经历呢。”
“只好下次再见了，”我说，“这么大的雪。”
“也好，”玲子沉吟一下，“渡边君，来个对饮赏雪？”
“正有此意。”
玲子在窗前摆一张桌子，从冰箱里拿出平时准备的朝鲜小菜。伸手拉开窗帘，窗外白雪将屋内映得通明。
“这么冷的天，可要喝白酒，渡边君，威士忌如何？”
“好。”
我们看着窗外，一边喝酒，一边吃菜。看着漫天飞舞的雪花，我感到其中似乎隐含着一种倔强不屈的生命力与意志力。
“渡边君，弹一曲，助助兴？”玲子问。得到我支持后，转身拿琴抱在怀中。
“我都快成酒馆里的歌伎舞町了。”她笑着自嘲，不待我点曲，便弹了《挪威的森林》，那旋律一如既往地震撼着我的心。
“渡边君，”玲子看着我的眼睛，“还是忘不了直子？”
“还不是你？又弹直子最喜欢的这首曲子。”我整理一下情绪，笑着说，“那个登山爱好者，讲一讲？”
“我周末一人常去雪山脚下，在那里认识的。”玲子说，“其实也没什么具体的故事，只是见那人对自己的沉痛经历举重若轻，觉得奇怪罢了。”
“登山遇难？”
“是啊，”玲子用低沉的音调说，“他从十八岁开始登山，到二十七岁，积累了丰富的登山经验。耳闻目睹周围好多人死于雪崩，本人却每次都能化险为夷，安然无恙。被圈内人称为‘登山王’。”
“也算是位英雄了。”我笑着说。
“那当然。”玲子说，“但后来，却遇到一次事故，彻底改变了命运。
“那次是去登旭岳，北海道的最高峰。就要到山顶的时候，突然发生了雪崩。”
“他不是没有遇难吗？”
“可遇难的是他的未婚妻，”玲子说，“那也是一位登山老队员，两人本来约好，登完旭岳后挂靴结婚，没想到天不遂人愿，拆散了这一对鸳鸯。
“未婚妻掉下雪坑，被埋在雪堆里，他们齐声呼喊她的名字，她一边回答，不断呼唤他的名字。声音从雪堆里发出来，大家却无法判断这呼唤来自何方。
“他疯狂地扒着周围的雪，可哪里能找得到？后来未婚妻开始在雪中唱他们在一起经常同唱的歌，他流着泪扒雪跟着合唱。同行的人知道寻找无望，这样下去，活着的人也会有危险，便将他强行拉开。一行人心碎地离开，身后的声音渐渐低下去，直至听不见。”
玲子停了一下，仿佛在回味当事人的那种感觉，“渡边君，我觉得，有这种经历的人，也许一生都无法抹去心头留下的烙印。”
我点点头。
“从此，他再也不登山了。在旭川这座小雪山脚下盖了一间房子，为来往的登山者提供方便。最心爱的人近在咫尺，一步之遥，眼睁睁地看着她沉下去，直到不见，却无能为力，也许这件事给了他心灵一次最大的冲击吧。那件事至今已经有九年了，他早已年届不惑，至今仍是孑然一身。”
“忘不了那次经历，忘不了未婚妻？”我说。
“你说得对，”玲子喝一口酒说，“可这位有一点儿与众不同，换了别人，一定会对沉痛往事只字不提，以免勾起伤心；就连周围朋友，与他在一起时，也一定会刻意回避相关话题，以免对方难过。
“他却不然，总是主动与别人谈起这段往事，好像惟恐别人不知道似的。逢人便对往事大谈特谈。死去的朋友、未婚妻，一概成为他的话题。他谈他以前的桩桩趣事，包括死者生前对自己不好的地方，还开他的玩笑。甚至连隐私也在他的议题之中，什么未婚妻做爱时喜欢的体位啦、特殊的癖好啦，凡此种种。仿佛死者仍然活在身边，与之对话、开玩笑。渡边君，你见过同死者开这种玩笑的人吗？”
“怀念死者的一种方式。”我说，“也许这样，能减轻往事在他心中形成的压力，未尝不是一个好方法。”
“但周围的人却不这样认为，都觉得他精神有问题。”玲子说，“不过，人还是好人，讲起话来非常风趣，很有爱心，喜欢孩子，自己还收养了几只在大街上无人认领的残疾动物，屋子里俨然成了一所动物园，特别热闹。每日除接待登山者外，自己就在屋内看书、弹琴、逗那些动物自娱。做饭功夫甚是了得，我在他那里吃过几顿饭，手艺正经不错呢。”
“有机会我一定去尝一尝。”经玲子这么一说，我对这人也产生了兴趣。
“没问题，”玲子说，“明年二月份来，正赶上札幌举行冰雪节，听说可热闹了。”
正说着，电话响了起来，玲子起身拿起话筒，与对方讲了几句，然后将话筒递给我：“贵子，找你的。”
“渡边叔叔，你好，我是贵子，”对方奶声奶气地说，“还记得我吗？”
“当然记得。”我说，“你那么乖，我怎么会忘？”
她在那头又咯咯笑起来，“你什么时候回东京？”
“明天。”我回答，“我还会回来跟你玩的。”
“等着我，明天我来送你，好吗？”
我说好。
“这孩子真是太可爱了。”放下电话，我笑着对玲子说，“又礼貌，又聪明。”
“渡边君，这么喜欢孩子？”玲子笑着说，“你这人又诚实、又有爱心，我敢保证，以后准会是个好丈夫。”
我笑了笑，想起“登山王”，觉得其对死者的态度颇有意思。于是向玲子提议，两人像在阿美寮直子在时那样谈话。
“说不定直子就在我们旁边呢。”我开玩笑说。
玲子双手赞成。于是两人当直子就在旁边，滔滔不绝地谈起来。开始还像那么回事，后来渐渐有些偏离，干脆一同讨论起直子来。历数她的优点与缺点，仿佛在议论一件新买的东西，衣服、家具什么的，心情也慢慢轻松。我发现，如此对待死亡，确是怀念死者、减轻痛苦的最好方式，那位“登山王”太聪明了。
“这样直子会不会生气？”玲子问。
“不会的，”我说，“她坦荡若砥，从不隐瞒自己的缺点，有人指出，甚至会高兴呢。再说，能被我们记住并这样谈论，她说不定有多高兴呢。”
“那好，”玲子抱起吉他，“《挪威的森林》，直子最爱听的，老规矩，可要交钱的。”
“好。我代付。”我说着，将一百元钱放到玲子那边。
我们这样弹一会儿聊一会儿，尽兴而止时，起身走到窗前，发现雪停了，黑夜从天而降，旭川像一位处子，慢慢合上眼睛，正准备悄悄进入梦乡。
我决定坐火车回去，第二天，和玲子在车站离别。那个小女孩贵子，果真没有食言，大老早拉着爸爸来玲子家等我。与玲子话别后，我抱起贵子，亲了亲她的小脸蛋，头也不回踏上火车。火车开动，“多给我写信”玲子在后面喊，他们渐渐在视线中消失，我坐回座位，发现自己已泪流了一脸。
中午，在车上吃过午餐，我睡了一觉，醒来后拿出玲子送我拉赫的唱片，仔细阅读上面的简介。看累了，便将头仰在座位上沉思。
此次见到玲子，我隐约感觉到一些变化，与上次在东京时相比，她对男性似乎有一种本能的抗拒与疏远。也许仍然不能完全适应外面的世界吧，我想，毕竟，开始新生活，总有些困难的地方。火车呼啸着前进，我将头伸出窗外迎风前瞻，沿途景物快镜头般纷至沓来，树木和村庄纷纷向后倒去。
我微闭双眼，向窗外伸出双手，想象着直子的身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