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家大族与北朝政治 (第2/3页)
济、文化等方面的多重动因，迁都洛阳是北魏皇权为了进一步摆脱鲜卑勋贵的控制所尝试的一次非常之举。在这一过程中，诸王的支持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并通过这一契机
逐步确立了一种以宗王拱卫帝室,汉族士人辅佐其间的王权体制，这种格局在一定时期内有效地保持了北魏政权的稳定，保证了太和改制的顺利实施。以此为前提，中原王朝的典章
制度和思想文化通过汉族士人的努力得以顺利而全面地输入北魏政体当中。
北魏“四姓”是孝文帝根据汉魏以来汉族士人以婚宦品评门第的传统而建立的一个具有浓厚政治色彩的外戚婚姻集团。崔、卢、郑、王得以成为“四姓”不仅仅由于他们显赫的“
魏晋旧籍”，更是缘于他们与权臣李冲的特殊关系及其与帝室的联姻。太和改制后，一个以王室为轴心，以婚姻为纽带，包括汉人“四姓”和代人“勋臣八姓”在内的政治性婚姻
集团逐步形成，新的门阀秩序得以确立，深刻影响了北魏后期政治。
世家大族的高度文化素养和深刻的社会影响力是其参与王朝政治的必要前提，但这种巨大的政治潜能不能自动地转化为现实政治权力，必须通过一些必要的渠道和途径，相对于一
个以强大武力为后盾、以胡族身份入主中原的北魏政权就更是如此。基于上述原因，世家大族在北魏政权中的显达必须以获得皇权的承认以及对皇权过分紧密的依赖为代价，因而
使自己在复杂的政治纷争与社会变乱中失去了必要的缓冲。
由“改降五等”和“分定姓族”所确立的王权体制和门阀秩序包含着许多内在矛盾：作为贵族的最上层，宗王的权力不仅没有受到限制，反而在一定时期内有所加强；由国家以法
令的形式确定门第的高低，这本身是一种确定贵族的手段，而在法令的实施（门第品定、仕进途径等）过程中，又贯穿着汉魏以来士族的标准和传统。制度上的内在矛盾导致了北
魏后期的政治危机，前一方面的问题促成了“六辅”佐政的破产，后一方面的问题则引发了北魏后期的文武之争。
孝文帝临终所顾命的“六辅”之中，除王肃、宋弁外，均为元魏宗室，表明太和之后，异姓王公的势力已被基本排除出中枢政局。除此之外，这一时期，彭城王勰、高阳王雍、京
兆王愉、清河王怿在政治上也相当活跃，以“六辅”为代表的宗室势力达到极盛。但是作为鲜卑贵族的最上层，宗王政治毕竟不能完全等同于皇权政治。宣武帝一朝，由于鲜卑异
姓王公势力的削弱，君主与宗王间的矛盾上升为政治斗争的主要方面，政争的结果，是宗王势力受到极大削弱，皇权得以独立运转；但帝室的离心离德，也使得皇权失去了有力的
武力支撑，在突如其来的社会动荡面前束手无策。在魏末政争中，外戚、宦官、汉人大姓、鲜卑武人纷纷卷入，政局多变，中枢权位游移不定。
太和改制的初衷，在于把鲜卑贵族和汉族士人这两类具有不同文化和政治背景的人物整合到统一的政权体制当中，这种努力取得了一定成效，其中最为突出的结果是鲜卑上层权贵
与汉人名家大姓在政治上的合流，确保了皇权的正常运转。但上层门阀垄断的维持是以牺牲下层武人的仕途为代价的，由太和改制而引发的文武之争，成为北魏后期一个严重的政
治问题。太和改制后，北魏官僚体制所发生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文武分途，重文轻武，而文武分途便意味着士庶分途。汉人大族长期垄断吏部，控制选举，阻扼鲜卑武人进入“清
流”，导致了羽林士卒哗变、神龟停年格、以及六镇起兵等一系列政治风波。文武之争促成了社会的分化，而下层武人与上层权贵间的矛盾最终以民族冲突的方式爆发出来，导致
了北魏王朝的崩溃。这一问题一直延续到北朝后期，由北周的“六条诏书”确定以简明可行的“吏干”作为仕进标准，才最终得以解决。
北魏末年的社会变乱，再一次促成了北方大族的分化。丧乱之际，进入北魏上层统治圈的高门甲族或阖家罹难，或“举族百口无以自适”，漂泊萍寄，失去了自保的能力。但是，
河北世家大族毕竟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和深厚的土著根基，在宗族中的主要支系和主要成员成为上层官僚后，一些次要支系和次要成员仍居于乡里，他们虽官位不高，声望有限，
却更具备潜在的能量。魏、齐易代之际，“豪家大族，鸠率乡部，托迹勤王，规自署置”[18]，沉寂已久的宗族武装在河北地区重新活跃起来。
魏齐之间北方地区诸豪并起的局面很容易使人联想起东汉末年和两晋之际的社会状况，但历史的演进毕竟不是简单的循环或停滞。经过十六国时期的分化与整合，经过北魏百余年
的治理与调整，特别是在三长制和均田制实施以后，北方社会基层组织以及地方大族的宗族结构已经发生了一些根本性的变化，这种变化深刻地影响了“赵、魏之豪”的政治动向
，他们不得不辗转往复于“魏王”、“燕王”与“高王”之间，寻求能够保护自身利益的“明主”，致力于建立并维持一个相对统一的中央政权，他们在进入名家大姓行列的同时
，也在逐渐失去其地方色彩。
（三）、都邑与乡里：北朝世家大族的宗族结构
比较而言，北朝大族较多地保持了东汉世家大族的特点，儒学继世，门风古朴；聚族而居，安土重迁，历数百年不离其根本所在之地，因而具有更为强大的宗族势力和更为广泛的
社会基础。
永嘉之乱后，北方原有的地方行政机构遭到破坏，新的统治秩序尚未完全建立，各地豪强纷纷纠合宗族乡里，结坞筑垒，以为自保之计。在一段时期内，北方地区堡坞林立，坞壁
部分取代了原有的地方行政系统，成为最基层的社会组织。
坞壁的形成受到许多客观条件的限制，必须有“险”可据，有“障”可阻；而水的供应对坞壁的存亡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许多坞壁就是由于运水之路被断而被攻陷的，坞壁赖以
生存的田园多在险隘之外，谷物的收获又受到季节的限制，遇到“年谷未熟”或胡骑侵扰，便只能“食木实，饵石蕊”[19]，坐吃山空；更多的坞主不能不常年以“抄掠”为务。
与其将这一时期的坞壁视为独立的社会生产实体，不如把它们看作是分散的军事武力集团。
在众多的坞主中，象庾衮、郗鉴这类魏晋大族比较少见，而象苏峻、李矩、郭默、刘遐这类的“流民帅”则比比皆是。史籍对于坞壁组织的描述中虽然常常出现“宗族”、“部曲
”的字样，实际成分却相当复杂，其中“纠合”、“归附”的流民zhan有很大数量，另外还有一些胡人坞壁。坞壁组织很不稳固，人员的流动性也很大。有时“户至千家”、“众达
数万”，有时又“部众离散”、“相互攻扰”，史籍中很难见到能够长期维系的坞壁组织。
坞壁作为军事实体，对于应付暂时的战事不失为一种有效手段，但无承受长达数十年的频繁战争。经过十六国时期百余年的王朝更替，“中原凋弊，户口离散”；后燕与北魏统治
初年，北方地区坞壁的数量和规模与永嘉之乱后的格局不可同日而语。北魏时期，坞壁作为一种军事实体在北方已逐渐消失，但坞壁赖以建立的宗族组织依然存在。“北魏前期不
置乡官，而建立以宗族为基础的宗主督护制，正是对北方实际情况的承认，也是拖着氏族制残余的鲜卑拓跋贵族所能理解的基层组织形式”[20]。
十六国至北魏前期，频繁的战乱和迁徙使北方的土地所有权变得混乱和不稳定，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太和改制以前。据学者的有关统计，北魏立三长前，“五十、三十家方为一户
”的情况固然存在，但社会上占多数的仍是三五口之家的小户[21]。李安世上均田疏，谓强宗豪族“远认魏晋之家，近引亲旧之验”，“历涉数世”，“莫可取据”[22]。北魏前
期许多过去百口千丁的大族不时受到饥荒的困扰，处境窘迫，高允《征士颂》因谓“诸士流涉远止，率皆饥寒”。
土地、财产与人口的zhan有是世家大族赖以维系的社会基础，永嘉之乱北方土地所有权的长期不稳定，迫使大族在宗族关系和社会伦理其它方面作出必要的调整，以为门户自存之计
。
北魏世家大族有着十分严格的管理制度和等级界线，一门之中，尊卑有序，凛如公府，范阳卢氏“亲从昆弟，常旦省诸父，出坐别室，至暮乃入。”[23]；弘农杨氏“兄弟旦则聚
于厅堂，终日相对，未曾入内”[24]；父不命坐，子不敢坐；父不进食，子不先饭。家族中嫡长子的地位十分突出，“长者莫不毕拜致敬”，“诸父并敬惮之”。与此相反，庶子
在家族中的地位十分卑贱。卢渊兄弟“婢贱生子，虽形貌相类，皆不举接”；李?“母贱，为诸兄所轻”[25]；高昂长子长命“本贱出，年二十始被受举”[26]；清河崔廓“少孤母
贱，不为邦族所齿”。《颜氏家训·后娶篇》谓“河北鄙侧出，不预人流”，反映出这种现象在河北大族中的普遍性。
值得注意的是，早在魏晋时期，嫡庶之防在北方社会中已并不十分严格，[27]而到了北朝时期，大族内部这种等级界线重新变得泾渭分明，成为“士庶贵贱之隔”。陈寅恪先生敏
锐地注意到：北方重嫡嗣，与元魏宗主之制有关，宗主制中之宗主，即如古代宗法之宗子。[28]北魏以草原民族入主中原，政权体制中具有强烈的宗法制色彩，这种因素也影响到
家族中爵位承袭和仕途官宦。从这个角度看，重嫡庶、鄙侧出并不是北方社会所固有的社会习俗，而是十六国北朝时期特定历史环境的产物。
北方的嫡庶之别使世家大族在一定时期内维持了一个稳固的核心，同时也孕育了家族内部的矛盾和危机。北魏后期，随着一些名家大姓在政治上的显达，宗族成员在社会等级方面
的差距逐渐加剧，嫡庶间的矛盾冲突也日益表面化，“子诬母为妾，弟黜兄为奴”的现象不时发生。太和改制后，汉人大族与北魏王室和鲜卑勋贵间的婚姻往来日益频繁，众多鲜
卑妇女凭帝室之资，挟王公之势入为汉人之妇，对汉族高门大姓赖以维系的宗法礼教也构成了一定的冲击。“自此素族名家，遂多乱杂，法官不加纠治，婚宦无贬于世，有识咸以
叹息”[29]。宗族内部的矛盾冲突导致了世家大族在政治上的分化，在北魏末年的易代分合中，许多名家大姓已失去了固有的凝聚力，宗族成员为谋求自身的功名与权位，分别效
忠于不同的统治集团，父子异邦，兄弟成仇。
北朝世家大族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数百年不失根本之地，具有雄厚的土著根基。许多名家大姓兼有地方豪族的特征，采取了“双家制”的生存方式，与乡里保持了较为密切的联系
。宗人少年时多居乡里，壮年游宦至京，致仕后返回乡里。为官者“每四时与乡人父老书相存慰”[30]。“双家制”的存在，在一定时期保证了世家大族的社会根基，使其不致因
某些突发性的变乱而举族覆没。
作为家族的组织形式之一，“双家制”固然是一种比较理想的形态，但既要维系在乡里的财富和声望，又要保持在朝廷中的地位和俸禄，往往要受到一些主观和客观条件的制约，
二者往往不可得兼。北魏前期，百官无禄，入京居官的士人失去了宗族乡里的依托，生计窘迫。郑羲至京，“历年不转，资产亦乏”；卢义僖在乡，“有谷万石贷民”，入京后“
虽居显位，每至困乏”。太和改制后，随着名家大族的大部分成员成为“显宦”后，“双家制”的重心便逐渐由乡里转入城市，官俸也开始成为家族的主要经济来源。北魏后期，
范阳卢氏中居于京师者即有百口之众，裴植出为刺史，“自州送禄奉母，及赡兄弟”[31]。在这种背景下，世家大族与乡里的隔膜日深，关系渐远。当北魏末年战乱突然袭来之时
，许多久居显宦的大族已失去了乡里的缓冲。赵郡李奖“阖门百口，同居京洛，既被羁系，无由自拔”[32]；弘农杨氏“举族百口无以自适”[33]。
四、官学与私学：北朝世家大族的家学门风
儒学继世，经术传家，通常被视为北方世家大族的一般特征；前辈史家于南北学风之异同亦多精辟之论[34]，在此，仅就北魏官学与私学的消长及其与现实政治的关系等问题略作
阐述。
魏晋时期玄学的兴起有着明显的地域色彩，在洛下公卿以虚咏竞扇的同时，河北大族则笃守汉代以来的学术传统，学风古朴而保守。永嘉之乱后，随着河洛名士的南迁，玄学在北
方几乎完全消失。
北朝儒学上承汉代经学，重视章句训诂，已为史家所习论,即所谓“北学深芜，穷其枝叶”[35]。值得注意的是，汉代经学中一度绝响的谶纬占候之学在北朝又重新得到了复兴。东
魏年间，李兴业使梁，主客问答称北方郊、丘规制用郑玄义，参以纬书《孝经援神契》，为朱异所非[36]；《颜氏家训·勉学篇》谓北朝“俗间儒士，不涉群书，经纬之外，义述
而已”。如果重视章句训诂乃是学术传统的承袭，那么谶纬之学盛于北方，无论“俗儒”，则与北方的社会政治环境有一定的内在联系。
北魏初年汉族士人中得以贵显者，多兼通谶纬之学，燕凤“博综经史，明习阴阳谶纬”[37]；许谦“少有文才，善天文图谶学”[38]；崔浩“少好学，博览经史，玄象阴阳百家之
言，无不该览”[39]；高允“博通经史，天文、术数，尤好《公羊春秋》”[40]。拓跋鲜卑以草原民族入主中原之初，与汉文化隔膜甚深，相对于深奥的儒学典籍和礼仪，谶纬占
候更为浅近和实用，因而也最容易为鲜卑统治者所接受。这一时期的记载中，常常见到行军征战中用汉人占候风角、卜测吉凶或名士广引图谶取昧魏主的事例，这是北魏前期拓跋
鲜卑与汉文化的一种较低层次上的结合。对于北方大族而言，明习谶纬占候之学，是博取仕途功名的重要手段，尽管他们内心对此道并非笃信不渝。直到北魏后期整个社会的汉化
程度已大为提高的情况下，纯粹以儒学至显的名士仍极为罕见，孙惠蔚六世“以儒学相传”，通《诗》、《书》及《孝经》、《论语》，明《易》、《礼》及《春秋》三传，自太
和初入仕，二十余年，“久滞小官”；至孝明帝时方为光禄大夫、济州刺史。《魏书》谓“魏初以来，儒生寒宦”，唯有“孙惠蔚最为显达”。[41]孟信“颇传学业”，常言：“
吾家世传儒学，而未有通官，当由儒生非世务也。”[42]
与章句谶纬治学风行的同时，汉代经学中师徒延受，弟子相承的传统在高门大姓中却一度绝迹。北魏初年，赵郡李孝伯、渤海高允未达之时，都曾居乡教授；及至通显，此业遂废
。在此之后，河北高门中延徒受业者罕见其人。自太武帝之后，私学在北方一度受到严格禁止。太平真君五年(444)诏，“不听私立学校”，“违者师身死，主人门诛”[43]。这一
诏令的颁布，是当时佛道之争的间接反应，并与当轴的“天下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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