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恨得要死，可我现在不恨了，他那么做是为了我，他不想我没了妈，跟着又没了爹，他不想丢下我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
“那不一样，你父亲是为你着想，他呢？他为了谁？他谁都不为，只为他自己。”
“谁知道呢？你怎么就不想想，他为什么要这么做，难道他疯了？大人的心思都不会明白无误地说出来，要靠你自己慢慢去悟。”
我不想跟他再谈这个问题，我问他打算如何去找姐姐，他让我别管，他自有办法。我又问他，不上班行么？他说这是没办法的事，每个人或迟或早都会遇到一些无可奈何的事。我说：“还是让我去吧，又不是你的姐姐。”
他坚决反对。“别弄得第一个还没找回来，第二个又丢了。”
他接着说：“而且我有责任，如果我不借给她钱，如果我不给她找那辆便车，说不定她就不会走，是我促成她犯了那个错误，理所当然应该由我去把她找回来。”
我起身去给他倒杯水，就冲他最后这段话，也值得我去给他倒杯水来。
回来一看，李安生已经走了，影集端端正正放在桌上。
凌晨两点，街上空无一人。我悄悄来到青河桥头。我想仔细看看那张通缉令。这是我必须做的一件事情。
原来父亲利用同事的疏忽，盗用了同事的印章，从一个客户帐上取走了50万元，逃走了。事发之前，他有预谋地向单位请了三天假，他利用这三天时间，逃得无影无踪。
原来他蓄谋已久，他放手让我做饭，锻炼我的独立生活能力，他告诉我存折在哪里，各项交费证在哪里，他整理衣橱，因为他料到自己可能没有归期。他请同事们喝告别酒，骂骂咧咧，出尽窝囊气。他带我去火葬场，去向母亲告别。他甚至重新装修房屋，作为他对这个家的最后一点贡献。他是有意这么做的，他把一切都安排好了，然后点了一把火，他想自焚，用这种耻辱的方式自焚。难怪那天从火葬场出来，他莫名其妙说了那样一句话：
“人生在世，最后无非是个死，好人要死，坏人一样要死，所以说，做个为所欲为的坏人，要比做个循规蹈矩的好人划算得多。”
“可坏人名声不好呀。”我说。
“名声是身后事，自己哪里知道呢，他的后人也许会觉得烦恼，可他们很快就不会烦恼了，因为不是人人都有胆量去做个坏人，他们很快就会停止烦恼，转而佩服他的勇气。”
他那时就已打定主意要做这件事，他当好人当得不耐烦，也当得无望，决定转而当个坏人。
父亲在通缉令上的表情跟白天相比有了些变化，他不像是在生气和狡辩，而是在振振有词，慷慨激昂。他毛发浓重，鼻梁高挺，鼻梁根部略略有点隆起，他看上去像个钻进牛角尖的有点神经质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