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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停战协定》 (第1/3页)
因为战争的缘故，这座山城很快就成了人流的“集散地”。全国各地的学校、报社和工厂如潮水一般在顷刻间涌了过来，并挤满了重庆城的所有角落。我们费了很多周折才在沙坪坝租到了三间平房，因为罗梦良的家人要多一些——除了罗梦良在北京的家人，还有尚小瑜在苏州的家人，我们就把美凤接到了我家来住。后来，我们又送澜生、美凤和劭忞去了附近的一所小学上课，只是那时日军的轰炸持续不断，小学的课程也就时断时续，后来小学搬到了防空洞里，这才算稳定了一些。
徐州会战很快就失利了，没过多久，武汉也沦陷了，第三师又被调去南昌，直到三次长沙会战，我们才见到了一些抗日胜利的曙光。此时陈克己所在的党务调查科已经并入了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并改建成了中统局，局长则是我们曾经北京大学时的教授朱家骅。因为日谍和汉奸日益渐多的缘故，陈克己的这份闲差也变得闲不住了，常常忙碌的昼夜不分。正是在听了陈克己所描述的中统和汉奸的斗争后，我们渐渐的对那些卖国贼产生了无穷的厌恶，这是国人心中的一颗毒瘤。
常德会战后，罗梦良护送受伤的叶国风从前线回到了重庆，他们的师在那次解围的战斗中伤亡严重，叶国风也是被罗梦良从战场上硬生生的抗出来的。当看见从头包扎到脚的叶国风时，我心中立刻腾起一阵绞痛并险些晕了过去，但好在半年之后叶国风也就恢复了，只是走路跛了一些，因为有些还残留在他腿里的弹片实在是取不出来了。罗梦良在把叶国风送回来后就又赶去了衡阳。
由于日军的严密封锁和狂轰滥炸，作为陪都的重庆的经济环境变得越来越差，法币的急剧贬值使我们的生活日益艰苦，到了后来发电报的每个字都涨到了六元。这让一向精于算计的吴妈也为生活发起愁来，毕竟“巧妇难为无米之炊”，那些发霉的大米做出来的米饭也满是的霉味，尽管这样，每天也能吃两顿。孩子们却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啊，我们就想办法多留出一些粮食给他们，那时所吃的菜大多是牛皮菜、藤藤菜和莴笋叶子之类的，偶尔才会买来一点点肉给孩子们“打牙祭”。后来我们又寻了一块空地种了些时令蔬菜，并在上面铺满了树枝防止炸弹的碎片破坏，精心呵护了三四个月之后，我们才如愿的品尝到了那些久违了的蔬菜的味道。后来由于房租越来越贵，我们不得不搬到了城郊的歌乐山附近，并在那里重新辟出了一块更大菜地。孩子们倒是高兴地，因为这里可以躲过那些高频率的空袭，偶尔有敌机飞过，也很少又扔下炸弹的时候。山上很快就成了那时孩子们的乐园，我们也乐意去山中走走，几个人置身云雾之间说说笑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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