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第2/3页)
月”的处分，这与当“逃兵”有什么区别？半生的英名岂不毁于一旦，从而被世人轻蔑、鄙夷和嘲讽。我纵然浑身都是口，就是跳到黄河也洗不清呀！
叶挺陷入这种心绪之中，能不郁闷和愤愤不平么？
“希夷，听说广州派了不少特务，要抓你，我看你先到南洋躲躲吧。”贤惠而通达的李秀文知道再讲宽心的话对叶挺作用不大，灵机一动便想出从安全的角度动员他去新加坡。
“能躲过初一，还能躲过十五！”叶挺怒气未消地说。
“先躲一阵儿再说，出去也好看看大哥秩平，正好和亲戚朋友们聊聊天，调理调理身子。到时候如果国内的时局还是这样，你就去欧洲。你不是早就想有机会再到莫斯科去看看吗？”李秀文浅笑轻颦，款语温润，似春雨如酥。
“我走了，那你们怎么办？”叶挺扭过头来看着李秀文，提问的语气显然情绪缓和了许多。
李秀文“扑哧”一乐：“你这几年都是天马行空，你哪次回来我们都安然无恙，什么时候叫你牵肠挂肚过？”
此刻，何去何从，叶挺处在自我操纵命运的十字路口。
最后，叶挺终于被妻子李秀文说动了心。一来为了排解胸中郁闷，二来为了躲避敌人的追捕，便择日乘船抵达了新加坡。
不久，叶挺经中共中央有关同志的指示和朋友开导，与其在南洋逗留，莫如去苏联，一来找在莫斯科的同僚研究广州起义的得失，向即将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直谏广州起义实情，以期洗刷蒙受的屈辱；二来还可以休养治病，岂不两全其美。叶挺闻听大喜，马上回国，经海参崴乘坐火车，到了莫斯科。
事情的发展往往出人预料。就在叶挺暂住莫斯科抱病写罢关于广州起义的动因和战斗始末及其本人听从党的指挥的申辩材料后，不但受到以共产国际自居负责指导中国革命的机关“东方部”的拒绝受理并严加斥责，而且在中共“六大”由于“东方部”的阻挠也没有将广州起义问题列入会议的研讨议题。
“欺人太甚！”叶挺明了真相后，怒不可遏地将手中的一杆铅笔“叭”地在桌面上折断了，锋利的一端刺破了他的大拇指，殷红的血迹痛苦而无助地默默流淌，叶挺却没有发觉，血迹慢慢在桌面上汇聚成一个硕大的惊叹号样的形状，可见冥冥之中上苍都为叶挺蒙受的不白之冤而有感应。
投诉无门而希望破灭的叶挺，怒火中烧，气急败坏，感到有国难归，有家难投，一气之下连克里姆林宫和声名退迩的圣彼得堡都没有看一眼，拎着行囊便离开了莫斯科，脱离了共产党，以一个无党派人士，满怀失落和悲愤地踏上了流亡生涯，其落脚点是德国的首都柏林。
来到柏林的叶挺，开始显得有点无所事事，悲观彷徨情绪严重支配着他的行动。虽然过去与他相当熟悉的国民党左派人物宋庆龄、邓演达等良师益友也像流亡者一样身居柏林，他却不去相见，而是把自己关在屋里，闭门读书。他苦读德文版书籍的目的很明确，因为他从黄埔陆军小学到保定军官学校都是选修的是德文，以后虽然战事频频，读书时间少了，但他身边一直不离德文版书籍，所以想博览德文图书，可以翻译出版，说不定成为一个翻译家。
但是，俗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一个人如果热衷于一种追求和具备了一种奋斗的目标，是很难再改弦更张的。即使一时遇到巨大挫折或者说是失败，但是随着时间的平复和痛定思痛的慰藉，自觉和不自觉地又回到原来为之奋斗为之献身的轨迹上来。
叶挺就是如此。他在阅读德文书籍时，开始是“博览”，可是没有多久案头就只剩下德国大百科的军事卷和与他在保定军校学习的专科有关的军事工程学和军事化学等书籍。
居然有一天，叶挺的一个同乡闲来无事去看望他，还没进屋就发现从门缝往外冒烟，而且发出刺鼻子的硝烟味儿，以为叶挺住的房间起火了，大声喊叫着着叶挺的名字，飞身往屋子里冲，结果闯进屋里一看，见叶挺正满面汗水地自研自制地进行炸药和地雷的爆破试验。
“你这个家伙，都成黑脸包公了。”叶挺的同乡见他脸上被汗水冲的一道黑一道白，又明了了他在干什么，从衣袋里掏出手絹递给他，又说，“我就知道你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人在柏林，心里还惦记着国内的政治局势，准备有一天回国重新带兵打仗。”
叶挺表示默认地微微一笑：“坐，等我洗把手，给你沏茶。”
“不用了，我想听听你是怎么转变想法的。”叶挺的这位同乡是个好刨根问底的人，尤其是对叶挺的事情分外上心。因为他内心里就佩服叶挺，并且以有叶挺这样一个北伐名将的同乡而倍加自豪。
叶挺对这位同乡从不隔心。一方面是因为他在柏林一家华人开的饭店当厨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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