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雄关杀虎口 (第3/3页)
。历史上，猃狁、匈奴、突厥、回纥、鲜卑、柔然、羯、氐、沙陀、契丹、党项、女真、蒙古、瓦剌、鞑靼、满族等少数民族纷来攘往，在我国的北部版图上上演了一幕幕生存征伐的历史剧。这里是北方游牧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激烈碰撞之地，同时也是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交融之地，每当战事消融之时，同时也是商贸往来之时。
据《朔平府志》记载：明正统三年（公元1438年）四月，明朝在九边重镇大同设立马市，沿长城共设立五个关口，其中就有杀虎口。明朝规定，汉蒙商人只能在马市交易商品，其它地方不得私立市场。
顺治七年（公元1650年），清朝在杀虎堡西门中关街路北，设立了直属户部管辖的户部抽分署，衙门口上悬挂着“户部钦差”黑底烫金匾额，人们称为“户部衙门”，专门收取东起天镇的新平堡，西至陕西的神木口，东西辖区长约400余里的边税。货物的税率按值抽取1%到15%。杀虎关在清末税收最多时一天可达13万两之多，故有“日进斗金斗银”之说。
经济的繁荣，带来了人口的剧增。杀虎口人口最多时有三千六百户，四万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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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西口曾掀起过几个*。
第一个*时期是清嘉庆年间到咸丰年间。“乾隆盛世”后，社会秩序稳定，通过“开边”政策的推行，使一大部分汉人在河套地区得到了土地的租种权，另有一部分汉人入蒙从事甘草的采挖和经销，从而拉开了开发内蒙西部地区甘草资源的序幕，也使内蒙西部的地方官吏得到了好处。
第二次汉民入蒙*为清光绪二十八年到民国二十三年。清光绪二十八年的“贻谷放垦”和民国二十三年的“移民实边”政策，吸引了大量的汉民入蒙去开荒种地和采挖甘草。
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由于采取官府放垦蒙荒的办法，来弥补财政之不足。由过去的封禁、半封禁蒙荒转为大量开垦蒙荒。从光绪二十八年开始，大规模地开放蒙区，这就是历史上的所谓“贻谷放垦”。从此进入内蒙西部地区的汉民再也没人干涉和阻止了。
到了民国二十三年，政府提出“移民实边”政策，又极大地鼓励了“口里”人到“口外”农耕和定居，再一次掀起了汉民入蒙垦荒和采挖甘草的*。
在众多的走西口人潮中，不乏有发财富贵的，山西晋商就是从那时闻名全国的。最具代表性的是大盛魁。大盛魁是由祁县人张杰、时太学，太谷人王相卿创办的。他们三人曾在杀虎口的“独虎寨”兵营里服过差役，后来在康熙平叛噶尔丹“随军贸易”中显示了不俗的商务才能。后来，他们弃武从商，以御批“汇龙票”的形式筹集资金，在杀虎口开设了一座叫“吉盛堂”的商号，后规模增大，于康熙末年改为大盛魁，总号移到归化。大盛魁是个综合性的经营实体，其业务范围可分货物、票庄和运输三大类。其货物运输西路可达蒙古国的库伦，中路、东路可达蒙古国的恰克图。大盛魁通过印票货栈业务的开展，基本上把内蒙古、外蒙古、新疆、甘陕、晋绥以及俄国的一部分置于自己的网络之中。
晋商能够屹立几百不倒，靠的一是辛苦。以大盛魁为例，该号后院的“财神龛”中供的是一条扁担和两条箩筐，且有新伙计入柜时必然进行膜拜，尽管拥资千万（传说该号的元宝从大库伦一个挨一个可铺到北京城），但到每年大年初一，通号上下却要喝一顿稀粥，以示念当初创业艰难。二是以“义”为先，即恪守高尚的贸易信誉，把“诚信”作为行为总则。如卖副“喀蹬”时保证穿梭于大库伦到恰克图一个来回不会烂，如烂，则另外陪送一双。
走西口的结果之一是带动了北部地区的繁荣和发展，使这些地区与内地经济一体化。这些地区人口剧增，形成商业中心。“先后复盛公，后有包头城”，“先有曹家，后有朝阳”。这些说法都表明晋商对这些地区开发的推动作用。
在走西口的过程中山西也形成了一批富商大户，如蒲州王崇古、张四维家族，今天我们所熟知的乔家、渠家、曹家等，在走西口中富起来的山西人无计其数，山西成为明代中国之首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