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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江西的困顿与“大悔大悟”（2） (第1/3页)
三
正在曾国藩痛苦万分之时，他接到了父亲的讣告。这个噩耗此刻倒成了摆脱困境的天赐良机。他立刻上疏要求回家守孝，并且不等皇帝的回复，把军队抛在江西，径直回到了湖南老家。
皇帝当然不会批准他在家守孝三年，在回复中催他立刻回到军中。曾国藩给皇帝上了一封奏折，一股脑地把自己压抑已久的愁苦愤懑都说了出来，期望皇帝会体谅他的苦衷，授与他职权。
曾国藩在奏折中将官场的潜规则说得很清楚。
他说，带兵打仗，必须依靠地方官员的支持。“至于筹饷之事，如地丁、漕折、劝捐、抽厘，何一不经由州县之手？”但地方官员只认他们权力体系内的运转规则，只听能掌握他们升迁权力者的话。他名义上为部长级官员，而“文武僚属，大率视臣为客，视本管上司为主。宾主既已歧视，呼应断难灵通”。他“身非地方大吏，州县未必奉行，百姓亦终难可信”，所以“或臣抽厘之处，而州县故为阻挠；或臣营已捐之户，而州县另行逼勒。欲听之，则深虑事势之窒碍；欲惩之，则恐与大吏相龃龉”。
他虽有保举权，但由于所保人员非国家正规军出身，“徒有保举名，永无履任之实”。许多战功卓著的部下，“虽保举至二三品，而充哨长者，仍领哨长额饷。充队目者，仍领队目额饷。一日告假，即时开除，终不得照绿营廉俸之例，长远支领。”
他直言不讳地说：“以臣细察今日局势,非位任巡抚有察吏之权者,决不能以治军;纵能治军,决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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