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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在长沙“打脱牙和血吞”(2) (第1/3页)
三
风波的触发点是练兵。
曾国藩不是军人,也从来没有摸过武器。但是他毕竟从道光二十九年起,兼任过数年的“兵部左侍郎”(约等于今天的国防部副部长),加以他以经世致用为志,对大清国家武装情况有较一般人远为深入而全面的了解。
他深知,依靠目前这支大清军队,打败太平军是不可能的。因为晚清国家军队是一支没有灵魂的、没有“天良”、没有精神力量的军队。曾国藩说过:“国藩历年来痛恨军营习气,武弁自守备以上无不丧尽天良!”
要挽救这个国家,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赤地立新”,自己动手,练出一支崭新的有战斗力的队伍。所以,在接奉圣旨后的第十天,曾国藩就复奏,要在长沙创建一支新的军队。
曾国藩练兵,首重给军队注入“良心”和“灵魂”。他在中国军事史上首先发明了“政治教育”。创立湘军之后,每逢三日、八日,他要把军队召集到操场上,进行政治动员。他亲自训话,用“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孔孟之道和“不要钱,不怕死”的岳飞精神激励将士,教育他们忠君爱国,不得扰民。
这当然是好事。但问题是曾国藩又一次把手伸向了自己的权力范围之外。和各地国家军队一样,驻长沙的绿营军,军纪废弛、四处扰民,令全长沙头疼。曾国藩命令驻省的正规军队每三八两日,与湘军一起“会操”。曾国藩自己说:“传唤(绿)营兵,一同操演,亦不过会弁委前来听我教语”,开启他们的天良。他为了唤醒这些兵痞的良心,也确实苦口婆心:“每逢三、八操演集诸勇而教之,反复开说至千百语,但令其无扰百姓。”“每次与诸弁兵讲说,至一时数刻之久。虽不敢云说法点顽石之头,亦诚欲以苦口滴杜鹃之血。”其目的“盖欲感动一二,冀其不扰百姓,以雪兵勇不如贼匪之耻,而稍变武弁漫无纪律之态”。
这一利国利军之举,却差点让曾国藩送了命。
大清政治惯例是文官不管军队的日常事务。即使是巡抚这样的实权大官,也不会具体过问军队的日常操练。文官们虽然痛恨曾国藩,但也只能形于辞色,性情粗野的军人们却没有这么好脾气,他们立刻付诸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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