踏上关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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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代，流放也是一种非人的折磨。于是，一个历史上的特殊群体产生了，这就是——流人。

    流人，顾名思义，流放之人也，是犯人的一种。流放是古代刑罚的一种类型。而拨民，通常是朝廷为了充实边疆蛮荒之地的人力资源，有组织地迁移或招徕民众。由于迁徙之处环境和物质条件恶劣，故通常设置一些优裕条件加以吸引，而不是以犯罪及强制性为前提，比如清初在东北实行“徙民编旗”。显而易见，流人，远比拔民地位低下，且相对不自由。

    流人，筚路蓝缕，或许是第一批闯关东者，不过他们来到东北的最初是被动的。一旦确定必须来，就成为主动。主动克服各种艰难险阻，比如饥饿、严寒、酷暑、野兽，等等。因此，他们是闯关东人，是最初的探险者。

    流放的人中，有挟仇诬告者，有反抗满清压迫而起义的回教徒，有反清复明的前朝遗老，有追随三藩叛乱的通谋人，有为官不正、或失职得咎、或渎职得罪、或官场角斗失宠的官员，也有因科场案、文字狱而获罪的文人雅士。

    为防止叛乱，《大清律例》把异姓拜把子也作为谋叛罪：“异姓歃血订盟结拜兄弟，均照谋叛未行律，为首绞监候，为从减一等。若聚众20人以上，为首绞决，为从发往烟瘴地带充军。”

    《大清律例》主刑为五刑，即笞、杖、徒、流、死。主刑之外还有枷号、迁徙、充军、发遣、凌迟、枭首、戮尸等随时所加之刑。对连坐者有斩立决、为奴、徙流等。所谓流刑，为“流者谓人犯重罪，不忍刑杀，流去远方”，从中可见，流放的刑罚程度仅次于死刑。而在西方，流放被视为“不流血的断头台”。

    民间研究者黄明超调查得知，迁徙，“应迁徙者迁离乡土一千里外”。

    流，比迁徙为重，分二千里、二千五百里、三千里三个等次。

    充军，较流为重，分“附近二千里，近边二千五百里，边远三千里，极边、烟瘴俱四千里”五个等次。

    发遣，较充军等均为重，认为罪不至死，而充军等又不能尽其罪，将犯罪人发往边疆地区给驻防官兵为奴，多适用于政治性案犯。满族人犯罪可以免发遣：“凡旗人犯罪，笞、杖各照数鞭责，军、流、徒，免发遣……”

    东北大地，荒凉偏僻、原始未凿、人烟稀少，被流放的区域，不是整个东北，而是局限在几个地方。《清史稿》卷一百十八载：“司谳者每苦其纷歧，而又有发遣名目。初第发尚阳堡、宁古塔，或乌喇地方安插……”比如今天的沈阳（当时称盛京）、齐齐哈尔（当时称卜魁）等处，以及宁古塔昂邦章京管辖区的吉林乌拉、打牲乌拉、三姓（今黑龙江省依兰县）、拉林、阿勒楚喀（黑龙江省阿城县）、伯都讷（今吉林省扶余县）、席北（锡伯族人居住地）、珲春、宁古塔等地，不编入户籍。宁古塔，是最大的流放地。

    有个流放地叫尚阳堡，就是现在的辽宁开原，赵本山小沈阳的老家，也是一个让人毛骨悚然的地方，但与宁古塔一比，尚阳堡还有房子可住，还能活得下来，简直如同天堂，宁古塔如同地狱。

    著名作家余秋雨写了一篇文章《流放者的土地》，就介绍明清两朝流放到宁古塔的艰苦的文化人的生活。有一本叫做《研堂见闻杂记》的书上写道，当时的宁古塔几乎不是人间的世界，流放者去了，往往半道上被虎狼恶兽吃掉，甚至被饿昏了的当地人分而食之，能活下来的不多。

    流人如此，没有犯罪的拔民同样面对艰难险阻，只是政治地位不同而已。

    朱义翁，原名朱议滃，明太祖朱元璋十一世孙，皇十七子宁王朱权（1378-1448）十世孙。1644年，清朝入关定都北京，朱义滃起兵在山中抗清。怎奈势单力孤，寡不敌众投诚。清政府提倡关内闲散平民赴东三省开垦土地，朱义滃率族迁移宁古塔，并出家守庙。

    宁古塔其实没有塔，是满语的音译，意为“六个人”，据说很早的时候曾有兄弟六人在这里住过，而这六个人可能还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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