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第2/3页)
兵，也曾考论古人用兵成败之迹，著成《酌古论》一书，对王余佑影响很大。明末清初时，军事问题已成为注重实学的一派儒士所共同关心的焦点，王余佑对于兵法战略的研究，就是在当时传统和风气影响之下进行的，体现了时代的特点。而在王余佑之后，清初的北方学者中，颜元也是自幼学习兵法，于技击驰射无不精通，遇豪杰无论贵贱莫不结纳深交。王余佑死后二十年，为他作传的大兴人王源也是一位喜欢任侠言兵的奇士，其父为明锦衣卫指挥，又曾从著名兵法家魏禧受学，性情豪迈不可羁束，于当世之人视之蔑如，于古人亦然，心中所慕惟有汉诸葛武侯（诸葛亮）、明王文成公（王守仁）二人，自以为当北面武乡侯，而与陈同甫并驾齐驱以争先后。王源对人自然是少有赞许，况且又精通兵法，但他对王余佑却能独加赞赏。王源在为李塨的父亲所作的《李孝悫先生传》中说道：“北方学者多暗晦，寡交游，著述亦不传于天下。以予所闻，孙征君而外，不过山右傅青主（傅山）、关中李中孚（李顒）数先生而已。既与李刚主、张文升订交，乃知有五公山人及颜习斋诸君子。”从王源对王余佑的评价中，也可以印证出他在兵法战略研究上的分量与价值。
编辑本段身负武学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王余佑还身负武学。早年他跟随孙奇逢受学时，就是一面学兵家言，一面习骑射、击刺，无不工。时人称其才兼文武，精于技击，说他“恒以谈兵说剑为事”。他常与弟子歌诗饮酒、骑射技击为乐，直到晚年，他谈兵述往事，仍能目光炯炯如电，声若洪钟。有时持兵指画，胡须戟张，蹲身一跃丈许。驰马弯弓，矢无虚发。使观者莫不震栗色动，啧啧称叹。王余佑自己也说他平生性不平，好武健，生来一点血性，不肯以涂朱傅粉争妍取怜于世人。有时居家郁闷，一室叫跳，须眉如刀槊立，倚天而号，提剑而舞，击节徘徊，欲歌欲泣。王余佑在新城时，李恭曾将他车迎至家，传授枪法刀法。在王余佑的诸多遗著中，亦有一套《十三刀法》，又称《太极连环刀法》传世。王余佑研究兵法战略是将理学、武学、兵法和慷慨任侠的性格合为一体，这样贯通成一种有根基、有渊源、有活力的实学。就此而言王余佑实非寻常文弱书生排比史事纸上谈兵之可比。清初盛传于北方的颜李学派力倡实学，高举实学、实习、实用的大旗，而颜李学派的创始人颜元在三十岁时就曾登门问学于王余佑，受到王余佑的很大影响。就此来看，王余佑完全可以称做清初北方实学的先驱。
编辑本段对清廷的态度再说到王余佑对清廷的态度。王余佑生当明末清初，父兄又为清人所杀，国亡家毁，对于满清异族统治不能没有抵触。只不过当时天下大局已定，而河北又近在京畿，所以他不可能有太过激烈的举动。《清诗纪事初编》中评论说他诗似谢皋羽（谢翱）、郑所南（郑思肖），文模陈同甫（陈亮），“然辞旨隐约，不作陵厉指斥之语”，也即此意。陈亮于谢翱、郑思肖均为南宋人，陈亮力主抗金，诗文豪放激越。谢翱曾参加文天祥的抗元义军，诗风沉郁，寓沦亡之意。郑思肖于宋亡后隐居苏州，更名思肖、所南、忆翁，墨兰不画土根，墨竹画苍烟斜月，皆寓对赵宋的思念。王余佑身上所表现出的抗清情绪可以从数处隐约察知。其一，他平生独慕陈同甫，为其有真英雄风度。而至垂老读史，“至谢皋羽、郑所南诸君，又未尝不掩卷流涕也”。说明他的个人情感已与国家兴亡连在一起而不可更改。其二，王延善父子起兵时，值清兵入关，仇人诬陷。然而王氏父子是否真正有心抗拒清兵，恐怕确实在半虚半实之间。王余恪入京赴难，不喊冤枉，而大呼“义军来赴死”，似是自服之辞。其三，入清后，王余佑先在五公山隐居三十年，又在献县讲学十年。四十年不出仕，亦当是一种不合作的抗拒。其四，王余佑在编定了《乾坤大略》的十卷之后，又专门搜集了江南对于北方的十次胜战，编定了补遗一卷。他说：“十卷中至矣尽矣，尚须补也与哉？曰：为十胜而设也。”“此十者，皆起于江东之师，以取胜中原。”“江南脆弱，谁不闻之？然迹其所以胜，不在强弱也，顾人之运用何如耳！”其意似深望于南明之光复。王源对王余佑所著诸多兵书战略评论说：“予久知山人名，特不详其水平。后交李刚主，始闻其详。而今乃得读其遗书，抚卷流涕曰：此诸葛武乡之流也！天之生此人也，谓之何哉？既已生之，又老死之，天乎！吾不解其何意也？”又说：隋代文中子隐居教授，所造就的人才皆足以安民济世，而不必功自己出。现在天下人才日下，没有能比得上前人的，但是也许王余佑的弟子不同。王余佑的亲传弟子虽不能有所作为，但是日后只要是读过其书能私淑王余佑的，自然也是他的弟子，“虽数十百年之久，固无异于亲炙之者。”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王余佑“又何憾焉？”观其文意，似已预期数十百年后谋图翻覆之举。王源的这个意思，未始不是道出了王余佑的真意。而这反清复明的心愿，无疑更加突出了王余佑兵略研究中的实学特点。
编辑本段著作王余佑一生著述除《乾坤大略》外，还有《居诸编》十卷、《诸葛八阵图》一卷、《万胜车图说》一卷、《兵民经略图》一卷、《十三刀法》一卷、《文集》三十二卷，《涌幢草》三十卷，以及《认理说》、《前著集》、《通鉴独观》、《茅檐款议》等。《居诸编》汇集古人经世之事而成，据《乾坤大略总序》所说“十年间胸中垒块悉谱之于《居诸编》一书”等语，当是作者较为注重的一部书。原书不存，其大部分内容收入蠡吾人李培所编《灰画集》中，后者的书名亦取自王余佑诗“灰画何年计得成”。《茅檐款议》据《清诗纪事初编》称是作者所最自信者，该书与《通鉴独观》、《前著集》三书中，估计应有不少篇幅仍是论述军事地理与军国大略的。《太极连环刀法》今见于《蟫隐庐丛书》。《涌幢草》应是王余佑的诗集。今所传《五公山人集》是在王余佑卒后，由门人李兴祖（字慎斋）另外搜集、抄录的，后迟至康熙三十四年（1695）刊刻行世。共十六卷（《四库全书总目·集部存目》直隶总督采进本为十四卷），其中诗五卷，文十一卷。王余佑卒后，其遗书一说存于后人、家人之手，一说交与门人李塨。王余佑有二子，长子王孚，次子王咸。王咸早殇。王孚字曙光，曾与李塨同游，但在王余佑卒后，亦寻卒。不过据秦聚奎《乾坤大略序》王余佑裔孙王懋亭（字茂才）携其先人藏书数种、《四库全书总目》子孙遂为献县人等语，王余佑应有后人传嗣。李兴祖在编定《五公山人集》时也说：“先生编纂甚富，几重压牛腰，今藏于家，未及行世。”但据《颜李师承记》所说，王孚将卒，使人招李塨至献县，“尽以五公遗著付之”，李塨还选编了一种《五公文集》，并为王余佑写了传记。而在二十年之后，康熙四十二年（1703），王源也确是在李恭处得以读到了王余佑的遗著。大概在李塨卒后，王余佑的遗著便也从此逐渐散失。《乾坤大略》的编撰在《居诸编》之后，观其总序，当时王余佑仍在五公山隐居，而其署名中称献县人，似到其晚年在献陵书院时最后编定。魏坤《五公山人传》也说：《居诸编》、《乾坤大略》、《诸葛阵图》、《通鉴独观》诸书“皆山人所手辑也”。据李塨《颜习斋先生年谱》和《颜李师承记》所说，《乾坤大略》又名《廿一史兵略》。但由该书既不按史书分类、又不依先后编年的体例而论，仍以《乾坤大略》的书名更为切题。《乾坤大略》的版本最初为王余佑“山中所手辑”的手稿本。辰州人秦聚奎任肃水（即安肃，今徐水）知县时，由当时的传抄本过录了一个本子，但所抄本的内容往往事不归类，舛驳颇多，甚为可疑。秦聚奎随后调任饶川（即饶阳），咸丰四年（1854），正逢王余佑的裔孙王懋亭到饶，带来了王余佑的藏书数种，其中就有《乾坤大略》。秦聚奎称此书为“原本”应该就是王余佑的手稿本。秦聚奎将传抄本依据原本重校一遍，才知传抄本中错杂重复之处为后人所窜入，“而原书固自融贯也”。当时正值太平军起，“筹防吃紧，到处戒严，韬钤攻守之术尤为救时良剂”。于是秦聚奎又据原本将此书重新校录，将传抄本恢复为原本。传抄本的主要问题，是较原本多出了十三条，其中一条是重出的，十二条是不类的。王余佑原书编纂时的体例，是各卷之间不避重复，所谓“一时俱有”，这样的重复全书共有五条，而秦聚奎校出的一条是于本卷中重出的，因此在重新校录时便删去了。不类的十二条则仍然保持传抄本的原状，而于各条下注明“秦校原本无此条”小字。这时上距王余佑之卒已有一百七十年。又过了二十余年，光绪五年（1879），《畿辅丛书》开雕，《乾坤大略》是惟一被选刻的王余佑的著作，所依据的就是秦聚奎据原稿校录的本子。这是该书的首次校录，上距王余佑之卒已近二百年。《乾坤大略》后来的版本，有宝兴堂光绪三十二年（1907）刻本，山西育才馆民国九年（1920）铅印本，和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丛书集成初编》铅印本，都以《畿辅丛书》本为底本。
窦尔敦：窦尔敦是什么样的人物，在历史上很少有的公正的评价。早在清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故窦志》中有这样记载：“康熙年间，邑有窦尔敦者，健盗也，尝马劫途，众莫艰御。一日邑今率卒百人，围之城西廉颇庙，窦跨未鞯马，祖臂握刀呼跃出，众大奔溃，数捕不获。”另外，历史上有些文人根据社会上的传说，经文艺加工，写出不少文艺作品，如《彭公案》、《施工案》、京剧《连环套》、《盗御马》等。但对窦示敦的描写不外乎是“健盗”而已。实际上窦尔敦是位杀富济贫、除暴安良，怒杀赃官的农民领袖。后因盗御马被清政府发配到黑龙江，并为保卫祖国，抗击沙俄立下了汗马功劳，是们地地道道的反击沙俄侵略的民族英雄。
窦尔敦，原名二东（后清政府贬为尔敦）。约天启五年（1625年）生于河北献县窦三香疃，故逝于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时年42岁。祖父窦玉祥、农民，曾参加过李自成农民起义军，并在军中当伙夫。当李自成败退时，窦玉祥在真定府（正丁县）被清兵杀害。父亲窦志忠，通文精武，投李自成部下当兵。曾跟李自成转战山西、湖北等地，带过十三万兵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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