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六零章 廉政风暴（二） (第2/3页)
权的阶层。大量的兼并了土地,全国八成以上的土地皆是被特权阶层兼并。而国家征收的农业税方面,还是3000万石粮食。
甚至。明朝末年国家不断用兵,财政吃紧的情况下还征收了——辽饷﹑剿饷和练饷。这三饷是万历年间开始启动,到了崇祯年间,三饷最高达到700多万两银子。
即使加上三饷,明朝整体的平均税率也是偏低的。
问题是税收政策,征收不到特权阶层头上,反而向占据80人口,却只占有20田地的底层小地主、自耕农、佃农头上征收。
如果说,全国平均税率是3.3,对于这些弱势群体来说。甚至是承受了20以上的税率,再加上大地主们残酷征收五成以上的田租。本质上,底层的弱势群体每年只能保留30左右的收成。年景好的年头,也只能勉强果腹,年景差的年头抗压能力差的佃农、自耕农只能大面积的破产逃荒。
对于小商人来说。朝廷的政策也是美好的,具体执行政策的官差总的坏透了。明朝后期,朝廷的商业税已经名存实亡,但是具体到官差身上的孝敬,却是少不了。而这些孝敬,往往是商人经营所得的20以上。
这样一来。明朝的普通商人最大的成本支出不是向国家缴纳税收,而是向官员、官差等等阶层孝敬的成本。
葛沽经济特区对于商人产生巨大的吸引力,恐怕不是别的因素,而是葛沽的税收政策比较公开透明。
——普通商业税3.3、特殊行业赌馆、妓院商业税10
除此之外,官府不会征收其他的税收,更不会允许官吏们收取孝敬的行为。所以,葛沽经商的商人,经营成本是比较低的。
再加上,葛沽人口密度也是非常惊人,其中的商业利益,往往也能够让商人们赚的盆满钵满。这样一来,商人们拥护葛沽政策的,自是占据了主流。
新上任的廉政部的部长李信,对于私营的商人们,却保持不信任的目光。
因为,李信通过负责廉政部的工作,开始了解一些基本情况——习惯搞私底下不规矩的小动作的,往往是私营的商人。而国营的企业,往往比较规范一些。
而私营商人经营手段往往“灵活”的过分——贿赂官员、偷税漏税、营业收入造假等等方式,无奇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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