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七章 凄风苦雨殁香江 (第2/3页)
大世界门前的马路上扫街。家人担心杜月笙看到“金荣哥”的状况会受刺激，所以把报纸藏了起来。
杜月笙拿过报纸，一眼便看到“黄老板扫街”的那张照片，他的表情一下子凝固在脸上，继而目光僵直，面色死灰，坐在沙发上的身子摇摇晃晃地瘫软下去。那段新闻文字尚未读完，嗓子里已开始发出咻咻的气喘声，报纸也从手中飘落到地上。
当时守在身边的徐道生赶紧过来服侍，先扶杜月笙到床上躺好，紧接着联络医生。住在旁边两间屋里的姚玉兰、孟小冬也都闻声赶过来照看。原本那几天杜月笙身体稍有好转，但黄金荣扫大街的事带给他莫大的刺激，于是当日又告病倒，中医、西医川流不息，杜公馆陷入一片混乱与忙碌中。
不几日，黄金荣的长媳黄李志清来访，除了探病，还有重要事体要与“杜家伯伯”商量。
杜月生招呼“妹妹”在病榻旁边的沙发上坐下，问她有什么要紧事？李志清拿出一封黄金荣寄来的信交给杜月笙看。这封信是黄金荣寄给儿媳的“求援信”，他叫黄李志清赶紧筹款2万美金寄到上海。
“妹妹，你打算怎么办？”看完信，杜月笙有气无力地问。
“我拿不定主意，又不了解那边的状况，所以才来向杜家伯伯讨教。”李志清茫然无措地说。
“妹妹，倘若老板能平安无事地到香港，莫说是两万美金，便是20万，我和你倾家荡产也要凑齐。”杜月笙说着，话锋一转，“现在的问题是老板绝对出不来，因此之故，我们无论寄多少钱回上海，结果一定是毫无用处。”
“但是，若不寄钱，不晓得公公会受多大罪。”
“这个……”杜月笙自然也说不清楚，只好苦笑着说，“不妨先寄1万，看看动静再说。”
“也好。”
李志清回去后，便筹了1万美元的现款汇到了上海。但钱汇到后，黄金荣的电话紧接着打到了香港，说1万美金不够。
“您老人家晓得我们是出来逃难的，我和孩子在这里是坐吃山空，纵不能不留点安身立命的钱吧！”李志清在电话中如是说，她担心黄金荣身边有政府的人，故一味地哭穷。
于是，黄金荣在电话中指明，让李志清去找昔日的两位老弟兄，杜月笙与金廷荪。
“没有用的。”黄李志清马上就说，“金家目前状况不好，我不便去谈。杜家伯伯那边早去过了，他也筹不出这么多的钱。”
李志清那边电话刚放下，黄金荣的电话便打到了杜公馆。一听是“金荣哥”的电话，杜月笙从病榻上爬起来，被徐道生搀扶着到会客室，坐到沙发上听电话。
黄金荣在电话里说得很简单，他要买5万元公债，手头的钱凑不够，让杜月笙凑一些解燃眉之急。黄老板亲自打电话向杜月笙求援，杜月笙不敢怠慢，赶紧命万墨林给黄金荣汇出5万港币。
其实，黄金荣的状况并非在香港的杜月笙诸人想象的那么糟糕。上海人民政府对黄金荣没有追随蒋介石逃跑，表示欢迎，并允许他继续经营“大世界”、“共舞台”、“大舞台”等几家戏院。但要坦白交代过去所做过的坏事。考虑到他已经80多岁，让他在身体状况允许的情况下，早晨到“大世界”门口扫马路。
政府此举，无非是想借黄金荣的鼎鼎大名，让帮会人物看看，连青帮大亨黄金荣都带头服从政府改造，那些个帮会喽啰还有什么资格与政府对抗呢。
黄金荣自家为了悔过，表示对人民政府的支持，决定买5万元公债。由于大部分家财都让儿媳李志清带走了，所以才写信、打电话要李志清以及杜月笙汇钱。
这件事过后不久，杜月笙的一个朋友陈彬和从上海逃到香港，带来黄金荣的口信，说共产党已查明他在过去若干年里不曾直接杀害过共产党，因此他不成为共产党清算、斗争的对象，不至于有生命危险，让在港亲友放心。
杜月笙听到这个消息，心情稍稍放松一些。但随即他的一颗心再度提了起来，他想到了当年共进会里杀害过共产党的那帮老兄弟里，还有两人留在上海。当年“小八股党”中的“四大金刚”已有芮庆荣和高鑫宝在抗战期间不得善终，顾嘉棠跟随来港，叶焯山和杜月笙的老兄弟马祥生由于舍不得放弃在上海的偌大家业，一直不曾离开。这两人都直接或间接地参加了对上海总工会理事长汪寿华的谋杀。杜月笙暗暗揣摩，这两人大概难脱法网。
不久，上海方面传来的消息，在杜月笙听来越来越可怕。此时在香港，每天都能及时看到上海的报纸。一日杜月笙突然在报上看到，中国通商银行大楼已经成为上海工人文化宫，正在举办汪寿华血衣展宽。杜月笙蓦然一惊，大叫一声“不好”！心知叶焯山和马祥生一定糟了。
果然，旋不久便传来了马祥生、叶焯山双双被杀的消息。那日马祥生和叶焯山一同被绑赴枫林桥，在当年处死汪寿华的现场，举行规模浩大的公审大会，参观的群众人山人海，树端、汽车和三轮车上，全都成了临时看台。
马祥生、叶焯山被拉上台时，政府主审人员慷慨激昂地指责他们两个的种种罪状，然后转向马、叶两人，高声问：
“马祥生，叶焯山，民国十六年三月十一日夜里，杀害上海总工会理事长汪寿华的血案，你们两个人是不是都参加了？”
当时，马祥生以为自家并未实际下手杀害汪寿华，起码没有参加枫林桥的杀害，所以喋喋不休地辩白。但是现场群情激怒，“血债血偿”的口号声喊得震天响，哪个听得到他的表白。
叶焯山则自知死罪难逃，只求速死，当下便不耐烦地对马祥生大声说：
“祥生哥，横竖都是一死，说这些废话有啥用！”
随后，主审官宣布判处马祥生、叶焯山二人死刑，立即拖下公审台枪毙。随着一串清脆的枪声，23年前的一桩血案得以偿还。
“我虽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杜月笙回想当年，马祥生、叶焯山跟随他，赤手空拳打出一片花花世界。倘若不是他一心要上国民党的船，积极组织共进会，参加所谓“清党”，哪里会有今天的报应！两位老兄弟原是对他杜月笙唯命是从的，他们原本是奉了杜月笙之命杀害汪寿华的，如今杀汪案的主使人避居香江，倒让两位老兄弟去偿还血债，他心里那份歉疚和受到的打击，超过了他身心的承受能力。
杜月笙止不住地泪下沾襟，痛哭失声，心力交瘁臻于极顶，他的喘疾骤然间如山洪暴发，铺天盖地而来。
这一次的发病来势凶猛，每一阵气喘都有几度窒息、几度晕厥，喉咙憋得吸不进空气时，他会从床上猛地跳起来，伸开双臂，张开十指，仿佛要抓到什么救命的东西。让旁边侍奉的人都看的心痛欲裂。吃药、打针、喷烟，全都失去功效，中医西医穿梭般跑来跑去，商议会诊，最后决定使用氧气。
于是，杜月笙被套上了“枷锁”，无日无夜不与氧气罩、氧气筒为伴。除非喘停，他口鼻之间的氧气罩，仿佛成为了他身上的器官。由于使用氧气之多，使用为时之久，卧室外面的氧气筒依然排列成行，使许多初次赴杜公馆的医师无不为之震惊。
使用氧气以后，杜月笙的气喘病日渐减轻。精神好一些的时候，便想起再度回上海的长子杜维藩，一去半年之久，杳无音信，不由得牵肠挂肚起来。于是越想越害怕，越想越心惊，以致搅得他寝食难安。五子杜维翰、六子杜维宁跟随他们的母亲回上海后，他几乎不曾有过牵挂，偏偏他的长子让他放心不下，长子杜维藩在他的心中，以及在这个家庭中实在太重要了！
五、桂生姐上海殒命
杜月笙派杜维藩回上海，原本有双重用意。共产党的统战工作对杜月笙并非没有作用，他派杜维藩回去，原本有沟通联络的意思。同时让杜维藩把中汇银行的业务结束起来。
偏偏在此期间，中国银行准备在京召开董监事会议。在港的杜月笙、陈光甫、宋汉章、张公权等原委该行商股董事，共产党仍承认他们为中国银行董事，通知他们赴京出席会议。
接到通知的金融家们拿不定主意，问计于杜月笙。杜月笙说：
“大家都是老朋友了，要采取一致立场。目前纵不可能去北京，但我们可以出具委托书，委派代表去北京出席会议。”
但代表还没来得及派，台湾高层便知道了这个信息。蒋介石顿时大怒，把杜月笙在台的老朋友洪兰友、张群等人召到草山别墅训斥一通。
因此，杜月笙派杜维藩去上海的用意被传得沸沸扬扬，尽管病榻上杜月笙极力否认，不惮其烦地辩白解释，但仿佛此地无银三百两，越是如此传得越凶，都说杜月笙长子返沪，是为杜月笙本人投石问路，因而料准杜先生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返回上海。
外间的各种传言让杜月笙大受困扰，巴不得杜维藩立刻返回，也好使传言不攻自破。当然，他更担心的是杜维藩能否安全返回的问题。倘若杜维藩不能顺利返回，或者真的有个三长两短，不但对病中的杜月笙是一项严重打击，他将又何以对得起九泉之下的沈月英，如何对得起跟前的媳妇、孙儿孙女？
半年后，杜维藩终于平安回到香港。看到站在面前的长子，杜月笙如释重负，欢喜得忍不住要大声欢呼。这段时日杜月笙的气喘病渐渐平复，加上见到长子归来心情好转，仿佛身上的病一下子全好了。
他见到杜维藩问的第一件事不是中汇银行，不是共产党对杜维藩怎样，而是一个在他的生命中曾起过重要作用，他内心深处一直牵挂的女人——桂生姐。
“我拍给你的电报，叫黄国栋转给你，你收到了没有？”
“收到了。”
杜维藩一听，便晓得他父亲要问的是黄老板的正室夫人，杜维藩的寄娘林桂生。
桂生姐于1950年春天在上海病逝，杜月笙在香港惊闻噩耗，悲痛不已，赶紧给留在上海的杜家账房黄国栋拍电报，让他转告杜维藩，前去料理丧事。
桂生姐自从与黄金荣离婚后，从此闭门不出，不问世事，二十五六年时间里，哪怕黄浦滩上炮火连天，她不避不走。上她门的只有一个杜月笙，和他的干儿子干儿媳杜维藩夫妇。杜月笙赴港之前曾去拜访桂生姐，看着日渐老迈的桂生姐，杜月笙心里很不是滋味。他曾力邀桂生姐一道赴港。桂生姐摇头笑着，婉拒说：
“月笙，你是做大事的人，你要走是应该的。”桂生姐人虽老了，但性格还像先前那样干脆爽朗，“从离开老板的那一天起，生生死死对我来说已经不重要了。”
其实杜月笙早就晓得，桂生姐内心深处对黄金荣仍怀着深深的眷恋。桂生姐协助黄金荣打天下几十年，创下偌大的家业，黄金荣说一声发妻下堂，桂生姐差不多等于净身出户，连杜月笙当年都十分的打抱不平。怎奈桂生姐一心为黄金荣着想，日后连黄金荣的一分钱援助都不曾接受，一个女人如此宁折不弯，让杜月笙不得不从心底佩服。好在桂生姐不把杜月笙父子当外人，以至黄金荣多年来对杜月笙耿耿于怀。
杜月笙深知此一去也许就是今生永别，心里难免怅惘酸涩。
“月笙你去吧，不用惦记我。”倒是桂生姐依旧爽朗地笑着，“有句话叫做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这句话不曾对老板说，离开老板的时候我只是对自家这样说。今日对你说，只要你晓得这句话的真谛，心里就踏实了。”
听了桂生姐这番话，杜月笙当时感动得几乎要掉眼泪。这不仅因为在桂生姐心里，杜月笙和黄金荣有着同样重要的位置，更为桂生姐不愧是女中丈夫而感动。
不料，此一别真就成为了永别。
“我一到上海先去看望寄娘，当时寄娘身体还很好。不晓得寄娘会突然离去……”
杜维藩告诉他的父亲，接到电报的时候他已经在桂生姐家里料理后事了，他是在桂生姐离世后第一时间赶到的。他按杜月笙的吩咐料理丧事，承担了全部丧葬费用。虽然杜月笙不能亲自给桂生姐送终，好在杜维藩在上海为他代劳，否则他真要抱憾终身了。
谈完桂生姐的事，又问中汇很行事体。杜月笙让杜维藩回去终结中汇银行的业务，说到底是为了将银行资金转出来。几个股东都在香港，杜月笙对大家也好有个交代。
中汇银行是杜月笙生平所办的第一个事业，也是一直维持到最后的一个事业。30年来银行接纳了一些外来股份，但是中汇股东多半是至亲好友，杜月笙本人的股本始终在65%以上。
但是杜维藩返回上海主持了半年中汇银行的业务，却根本无法达到结束业务带回资金的目的，这让杜月笙大为失望。
第二天，杜月笙便在坚尼地台的杜公馆，召开中汇银行股东会议。在香港的中汇股东，包括金廷荪、顾嘉棠与徐懋棠，当日一律到齐。
他叫杜维藩以中汇银行代总经理的身份，向股东们提出报告。杜维藩从上海带回一本详细账簿，载明他主持中汇银行业务的半年中的运营状况，收支明细。他把账本摊开，报告中汇银行的财务情形说：
“……不但业务无法结束，而且储蓄部的定期存款与日俱增。把持业务的干部都想多吸收存款，却不曾做过放款业务。所以存款全部搁死在那里，而存户利息还要照付，这样只进不出的结果，存款日多只有面子上好看，实际上每天都在蚀本……”
中汇银行最后一次的股东大会不曾作任何结论，大家心中都有所默契，杜月笙经营了大半辈子的这爿银行，只有撒手不管了。
1950年10月，大陆开始公司联营，杜月笙收回中汇银行的希望就此破灭。
杜月笙在上海华格臬路的那幢老宅，当初逃走时只留了几名老佣人看守，杜维藩返回上海后就住在老宅，到再度离沪赴港，这幢老宅从此楼台黯黯，庭院寂寂，一片凄凉萧条景象。后来中国评剧会华东分会进驻老宅，老宅门口挂上了“中国评剧会华东分会”的招牌。中国评剧会华东分会的会长是海派须生周信芳，艺名麒麟童，早前常出入杜公馆。如今周信芳移驾“杜公馆”办公，令听到这个消息的杜月笙心中很不是滋味。
六、寓公床头金尽
1950年秋季以后，坚尼地台杜公馆的来往客人较先多了一些。这其中有两重原因，一为杜月笙大病初愈，无法出门拜客，好朋友即使不来他也会命万墨林打电话去叫。其二是“登门求告”要求帮忙的朋友渐渐多了。
杜月笙虽自家坐吃山空，每每想起来心里便紧张不已，但用钱的习惯却不曾改，只要对方张口或者对方有所暗示，他若不出手相助，便倍感塌台，面子上无法支撑。虽出钱数目锐减，但终究还是要出的。
一日，有一位重庆朋友托人来借钱，只借300元，这让杜月笙大为诧异。此公为重庆富翁之一，生意、房地、山亩，多得不可胜数，杜月笙在重庆的时候常去他的府上，他那间客厅面积与大跳舞厅不相上下，布置得富丽堂皇。如此富埒王侯，为何要区区300港币？
来人见杜月笙疑惑，只好如实相告，此公已办好赴台入境证，将即日启程，但资金已尽，只好借300港币用来买船票。
“他老兄怎会落到这步田地？”
“杜先生有所不知，如今像他这样穷困潦倒的百万富翁，在香港市面上不知有多少呢！”
这句话让杜月笙蓦然一惊，立刻联想到自家，心情随之黯淡。他赶紧拿出1000元港币，接济那位重庆朋友，让他买好船票到台湾以后，手头还有一点余钱。
从此，杜月笙开始注意大陆朋友在香港的生活现状。他们中一部分错把香港当作了黄浦滩，低估了香港人的经济实力，一到香港便一道“炒金”，数量越做越大，危机越来越深。岂料香港本地帮商人瞅准机会，狠狠一掼，上海帮炒金客立马惨败，倾家荡产者不计其数。另有一些富翁阔少，挟大批金钞而来，以为过不多久美国人就会帮助国军重返大陆，因而在香港声色犬马，花天酒地。但时日一久，发现国军重返大陆根本没有希望，他们自家却是床头金尽。只得从豪华大酒店搬进亭子间，以至租铺位、睡地板。最后衣食无着时，想借几角港币到摊头上吃一碗饭，都难以办到。
但是，赴港的上海人也不乏有眼光者，如杜月笙的老朋友吴昆生和陆菊荪，一到香港便开办事业，两人合办一爿规模庞大的“纬纶纱厂”，王启宇自家创办一爿“香港纱厂”，不但使他们自家在香港站稳脚跟，两爿纱厂职工还接纳了不少上海人。
杜月笙自然也不甘心坐吃山空，赴港之初便开始谋划开源敛财。他做的第一票生意是贩运蚕丝。当时有一位四川朋友，经常来往重庆、成都与香港。他看好四川蚕丝产量大丰收，又碰上时局关系价格一跌再跌。如果搜购蚕丝运到香港出售，最低也会有10倍8倍的利润。
朋友把情况对杜月笙一分析，杜月笙认为这是千载难逢的赚钱机会。于是参股10万美金，由这位朋友斥巨资搜购蚕丝，后来杜月笙又把顾嘉棠拉进来算了一股。
本来一切运作顺利，货款打过去不几日，大部份蚕丝便已收购好，集中到成都，只等中航公司的飞机履行合约，拨机逐批运港。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蚕丝正待启运，11月10日一早，报纸惊爆，中国航空公司与中央航空公司负责人，带12架飞机一道飞往北平，全国各线空运中断！
惊闻此讯，杜月笙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连续给四川朋友发电报，无奈航线中断，运丝合同无人负责，大批蚕丝堆在成都运不出来，一时又找不到其他交通工具，四川朋友也是急得团团乱转。蚕丝最终没有运抵香港，四川朋友几乎为之破产，顾嘉棠的一家一当全都蚀光，杜月笙损失了10万美金的巨款。
这个打击对杜月笙来说太大了，本来只有30万美金做养家之资，如今蚀去10万，还省区区20万，再减去来港之后的费用，杜月笙几乎不敢再算这笔账。不到20万美金对于这个大家庭来说，能支撑几时？杜月笙想一想都心惊肉跳。但他仍不死心，仍然在找机会开办事业。
1950年初，他的朋友徐学禹从上海来到香港。徐学禹是中国航联保险公司总经理，他一到香港，就计划成立航联香港分公司。按照香港政府的规定，航联在香港设立分公司，需要缴纳5万美金的保证金。于是他便去和杜月笙商量。
杜月笙听了徐学禹的设想，觉得在香港成立这么一个事业机构很有必要，一开始可能生意不多，但可以慢慢开展，最低限度可以让若干自家人有个头衔和职业，免得香港政府指为无业游民，不准居留。
“5万保证金不生问题，不妨由我来筹措垫付。”
徐学禹见杜月笙爽快答应，立刻着手筹建。公司成立，推杜月笙为董事长，杜月笙、徐学禹、杨管北、宋汉章、钱新之为常务董事。杜月笙的爱徒，前中华实业信托公司副总经理、华孚保险公司总经理沈楚宝担任总经理，杜维藩任财务经理。
虽然有了中国航联公司香港分公司董事长的桂冠，但由于公司业务一时开展不起来，杜月笙投进去了5万美金，却没有进账，等于一大家人的生活费又少了5万美金。眼看着一个月6万港币的开销继续不断，坐吃山空下去终有床头金尽的一日，杜月笙心里着急，有朋友劝他投资开一片影戏馆，也有朋友想与他合资在九龙开一爿织布厂，计划书和预算表都拟订好了，杜月笙却又摇头推托，他对朋友说：
“几年前日本人攻香港，由深圳打九龙，一步就跨过来了。九龙离深圳太近，在那里设厂风险太大。”
说到底，此时的杜月笙已经不敢投资，生怕蚀了本一大家人陷入困境。他这时只想做点投资小而又急功近利的生意。在经常来请安的恒社子弟中，袁国梁一直不曾断了生意，但都是小做做，多少赚点钱贴补家用。有一次袁国梁来探望老夫子，杜月笙突然问：
“国梁，你最近在做啥生意？”
“有时候做做股票，有时候做做棉布。”
“赚铜钿吗？”杜月笙紧接着问。
“说不准。香港比不得大上海，眼光不大容易轧得准。”
“你留心一下，有机会就帮我做两票。”
“好。”袁国梁赶忙答应。
“顶好眼光轧准点啊！”杜月笙又嘱咐一句。
就这个“眼光轧准点”，让袁国梁颇费了心机。由于想给老夫子轧准了买进一笔股票，赚个几千美金，他决心帮杜月笙做50张，但又担心万一轧不准做蚀了怎么办？于是，他只是含糊地告诉杜月笙代他做了某某股票50张，说了一下大致买进的价钱与时间。杜月笙听了，立刻便命人归还押金。
“不必！不必！”袁国梁赶紧拦着，他说，“我正巧有一笔多余的头寸，这笔押金我先垫着好了。”
袁国梁的用意是万一做蚀，就算他自家做的。因为杜月笙不曾付押金，这笔生意可以不做数。
终于等到这一支股票涨价，战战兢兢继续等，等涨到了相当的程度，赶紧向老夫子请示，然后立马抛出。结果总算轧准，替老夫子赚了几千美金。
第二笔袁国梁依然垫付，当时杜月笙气喘病加重，却始终放不下这桩事体。他认为由袁国梁垫本钱，赚了几千美金送来，在他来说等于白拿，他不能再做无本生意。正巧吴开先前来探病，他便请吴开先把事先开好的支票转交袁国梁。
偏偏这次没轧准，袁国梁代杜月笙做的这一票蚀了将近3万港币。虽然3万港币对两人来说都不算大数目，但想到上次赚了几千美金，在杜公馆吃中饭时当面交给老夫子，当时老夫子是何等的开心！老夫子当时说的那句话让他刻骨铭心：
“国梁，你晓得吗，这是我到香港一年多第一次进账。”
老夫子说得开心，袁国梁听着却生出满腹心酸。杜月笙在大上海一掷万金，甚至一掷亿万，何曾眨过一下眼？杜月笙接济的朋友无以数计，他心里何曾有过数值的概念？如今这区区几千美金的进账却让他如此开心，袁国梁怎么不痛心呢！
所以第二票万万不能蚀了，无论数额是大是小。
于是，袁国梁把赔了的三万港币算在自家名下，另贴5千港币算是赚来的，为的是让老夫子乐得病中开心。
那天袁国梁去杜公馆，正赶上杜月笙气喘稍轻，精神尚好。但当袁国梁奉上“赢利”的5千港币时，杜月笙哈哈大笑，然后望着惊诧中的袁国梁说：
“国梁，这五千港币你收回去，然后请你告诉我，这一票究竟蚀了多少？”
袁国梁惊出一身的冷汗，心想老夫子躺在病床上怎会晓得这票细布蚀了本？
“我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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