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五章 杜大亨东山难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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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章杜大亨东山难再起

    一、得了顶级理事长

    抗战胜利后，散处各地的恒社弟子逐渐返回上海，杜月笙为了凝聚力量，扩展杜门势力，决定重整恒社。

    1945年10月，杜月笙在浦东同乡会召开战后第一次恒社成员座谈会，商讨复社事宜。复社首先要有社址，恒社一个叫徐大统的社员抗战中发了国难财，他愿意将他在江西路的一幢房子拿出一层来作为恒社临时社址。之后，恒社开始通知所有弟子返社，在徐大统的房子里恢复活动。

    1946年秋，恒社借丽都舞厅召开了战后第一次会员大会，出席大会的除了恒社弟子以外，还邀请“恒社之友”顾嘉棠、徐彩丞、范绍增、吴开先、杨管北、钱新之、陶百川、章士钊、徐亮等出席大会。大会由陆京士主持。那天杜月笙一袭长衫，满面春风地周旋于数百名恒社弟子中间。

    这次大会讨论通过了一系列议案，其中包括恒社的正式社址问题，决定在林森中路中南村对面的一块空地上建造一幢大楼，包括大会场、舞台、舞厅、餐厅、图书馆、宾馆、办公室等。后来“恒社之友”顾嘉棠得知汉奸陶雪生在福履理路有幢洋房，为逃避没收想低价卖出。顾嘉棠将这一信息告诉杜月笙，杜月笙看过房子后十分满意，便在恒社会员中征募72根金条，将这一汉奸财产盘下作为恒社社址。

    恒社搬到福履理路后，还向国民党政府有关单位申请备案，使恒社正式成为“法定团体”。为了与“法定团体”的名称相符，恒社在组织形式和产生领导机构的方式上做了某些变动，例如通过社员大会选举理监事会，在理监事会下分设各组，办理恒社事务等。

    当时选举产生的第四届理事会和监事会成员为：

    常务理事：陆京士、唐缵之、杜维藩、王兆槐、郭兰馨理事：王先青、水祥云、殷新甫、*、吴颖荪、黄炳权、陆增福、姚君喻、陈觉民、周祥生、王震欧、汪其俊、高尚德、朱亚杰候补理事：王得民、罗松云、钱培荣、陆庆黻、朱化农常务监事：唐世昌监事：于松乔、张廷灏、彭尧亭、王叔和、张受百候补监事：周星北、沉莱舟、邵予英总干事：陈士皋副总干事：吴颖荪、陆庆黻理事会下设事务、会计、组织、编辑、交际、集会、职业介绍、体育、平剧、救急等11个小组，分别办理各自日常业务。

    经过整顿和扩展，恒社人数由抗战前的520人增加到915人。这915人是正式列入《恒社社员通讯录》的。倘若加上因战乱中断联系以及其他种种原因不能登记在册的，加上杜月笙旧日所收的清帮徒弟，加上黄浦滩上白相人之拜在杜月笙门下的，与绝对服从杜月笙的各路英雄好汉，那么，恒社号称八千子弟也就不足为奇了。《杜月笙先生大事记》中载：

    “……如恒社，则创于民国二十六年，以进德修业，崇道尚义，互信互助，服务社会，効忠国家为旨，经社会部立案，为各界所推崇，尤于战时贡献，成绩斑斑，八千子弟，患难相从，声应气求，遍于寰内。今亦于沪市复员，恢复总社。”

    经整顿扩展后的恒社，其势力已经迅速渗透到国民党和政府的各个部门。在恒社成员中，有国民党中央的部长、司长、处长，有各省、市党部委员和厅长、局长、县长、区长，军警法检各界的高级官员，“国大”代表、立法委员，工商企业中的董事长、理事长、厂长、经理，以及文化界、新闻界、医疗卫生界法律部门的高级职员等。而这些恒社社员中，又分属许多政治派系，如军统、中统、孔祥熙派、太子派、青年党派等。其中军人人员约占监理事的四分之一。

    同时，杜月笙还在各地设立恒社分社，将触角伸向全国。从《恒社社员通讯录》及杜月笙60大寿各地发来的贺电看，恒社社员遍布全国18个省市，甚至海外。

    杜月笙一方面整顿发展恒社，一方面重整旧业，将以往拥有的事业如中汇银行、华丰面粉厂、沙市纱厂、大达大通轮船公司等重新整顿复业。中国通商银行复业后，他除任董事长外，又兼任了总经理一职。

    在拓展新的事业方面，他首先向纺织业进军，他在金融工商业得到的第一个头衔，便是“中华民国机器棉纺织工业同业公会联合会”理事长。这是一个行业内的全国性组织，其理事长的职责与权威性非同一般。

    杜月笙在重庆的时候便已涉足纺织业，当时有一爿从湖北沙市迁到重庆的“沙市纱厂”，由于股东之间发生纠纷，厂子几乎陷于停顿状态。杜月笙看好纺织工业广阔前景，便出资收购股权，获得该厂的经营权。之后他又投资建立了西北毛纺厂。同时与孔祥熙和花纱布管制局联合，担任了官僚资本性质的“中国纺织公司董事长”。

    返沪之后，他在重庆收的恒社弟子、从事棉纺工业的袁国梁，投资江阴“福澄公司联营纺织厂”，唯恐董事长一职落入“江阴三大亨”黄善青、祝林等人手中，和杜月笙的另一弟子、同为福澄公司常务董事的王先青，专程到上海十八层楼杜公馆谒见杜月笙，力邀老夫子出任福澄公司董事长。

    杜月笙正发气喘卧病在床，他在床上听完了两位学生的述说，既然是为学生撑腰，当然是一口答应。

    “我做福澄的董事长，该入多少钱的股份呢？”杜月笙问。

    “老夫子加5000万元的股份好了，这笔钱我替老夫子垫。”袁国梁喜不自胜，张口便答道。

    “使不得，使不得。”

    杜月笙当场命人喊来徐懋棠。徐懋棠参加恒社较早，战前已担任杜月笙的中汇银行管家，战后仍任旧职，又添了一项替杜月笙理财的工作。杜月笙命徐懋棠开出一张法币5000万元的支票，交给袁国梁，作为投资福澄公司的股份。

    后来在丽都召开股东大会，江阴三大亨听说“福澄”股东们要推选杜月笙为董事长，自知不是对手，只好知难而退，于是杜月笙顺利当选。

    以后，杜月笙又投资拥有千余名工人的荣丰一厂、二厂和拥有700多名工人的恒大纱厂。还担任了设在西安的利秦纺织厂董事长。如此一来，杜月笙不仅在纺织业拥有大量产业，同时既与官僚资本关系密切，又成为同业一些民族资本家的靠山。

    1946年秋，“中华民国机器棉纺织工业同业公会联合会”第一次大会在上海召开。由于当时我国纺织工业划分为几个区，各区纺织业又有区公会，“联合会”便由各区公会组成。

    在这次大会上，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都想由己方代表担任“公会联合会”理事长，以加强对“公会联合会”的控制。由于官僚资本控制的工厂多，理事长一职很可能落到他们手里。但民营资本并不示弱，他们四处活动，力图阻止官僚资本代表当选理事长。

    在这种情况下，杜月笙的恒社弟子袁国梁想到了老夫子杜月笙。只有把杜月笙请出来，方有可能压过对方。

    当时杜月笙正在气喘病中，袁国梁和其他6位代表，包括六区公会的秘书长奚玉书、无锡荣家纺织业的主持人荣尔仁，还有唐星海等，专程来到十八层楼杜公馆，请杜月笙出山。

    杜月笙晓得担任这一全国性工业团体理事长的重要性，但他心里没底，担心万一选不上自家塌台。所以当时并没有表示答应。在7位代表离去后，他又特地命人打电话喊来袁国梁。

    “我反复想过，这个理事长做不做于我本人倒是关系不大，就怕万一选不上，坍不起这个台。”杜月笙对袁国梁说，“你去替我各方面摸摸看，根据情况再做定夺。”

    袁国梁一听杜先生有意当选，立刻通知几位核心人士，奚玉书、荣尔仁、唐星海等人一听喜出望外，立刻分头行动，为杜月笙拉选票。民营厂商代表没的说，事关自家利益，个个态度坚决，并有不少人自愿到公营厂家代表那里为杜月笙拉票。

    大家分析了目前局势，一致认为：尽管公营厂家人多势众，但公营厂家代表中多为主持业务之人，这些人背后往往会投资一些民营厂，或参股创办纺织厂，实际上与民营厂商有着共同的利害关系。另外，六区（上海所在区）工会实力雄厚，民营代表和官营代表之间颇多私人情谊，可予充分利用。同时，凭杜月笙在纺织界的力量和私人交游以及个人声望，公营那边的任何人选都不是他的对手。

    事体有了眉目，袁国梁又去十八层楼，将情况报告给杜月笙。

    “我四处摸过一遍，大约有六七成把握。”袁国梁说。

    “好。”杜月笙答应爽快。

    “不过……”袁国梁根据多数代表的要求，相机提出，“选举那天，无论如何要请老夫子到一到场。”

    “那是没问题。”

    接下来，袁国梁两度在公开场合演讲，为“老夫子”当选大声疾呼。

    选举之日，会场设在上海市商会。袁国梁在开会前前往十八层楼接杜月笙，杜月笙到达时各方代表已经到齐，袁国梁事先安排好的一大批代表早已在会场外恭候迎接，一见杜月笙来到，立刻有人带头欢呼：

    “杜先生来了！”

    “杜先生来了！”

    在欢呼声中，一大群人前呼后拥，将杜月笙请进会客室里休息。会客室空间有限，容不下这许多人，便有人留在会客室外。这时全场都在欢呼雀跃，高声嚷叫：

    “杜先生来了！”

    “杜先生来了！”

    许多外地厂商久仰杜月笙大名，却没有机会一见，如今杜月笙就在眼前，100余名来自全国各地的纺织业代表，便排着队进入会客室和杜月笙握手寒暄。杜月笙熟识的老朋友也都排在队伍中，一一与杜月笙见面。杜月笙便带笑容，一边和众人握手，一边说着关切慰问的话。搞得场面热烈亲切，如同领导人莅临接见一般。

    袁国梁等人的这一场“见面”安排，把杜月笙的亮相推向了*，在随后的选举中发生了奇效。杜月笙终以最高票数当选中华民国机器棉纺织工业同业公会联合会理事长。

    ——这是全国纺织界最高最权威的头衔。

    得了这一头衔，杜月笙前不久受打击的晦气一扫而光。他一鼓作气，又接连担任了《申报》董事长，《新闻报》常务董事，华商电气公司、浦东商业银行、恒大纱厂和华安人寿保险公司董事长等职务，成为金融工商界令人瞩目、炙手可热的人物。“新建会”成立后，杜月笙的势力又见增长，各种各样的头衔接二连三地落到他的头上，如国民党“国大”代表、上海市参议员、上海市商会常务监察，加上以前的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副会长、上海市地方协会会长等，多达70多个职衔。

    二、议长的位子有人

    1946年8月，上海临时参议会改为民主选举参议会，举行参议长选举。

    这仅仅是个民意机关，即使当上参议长，也只是“参议参议”，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权力。杜月笙此时已逐步恢复元气，他一向热衷于社会此类活动，即使没有实权，也想显示一下自家的实力以扩大影响。既然是公开选举，以他的“群众基础”，完全有把握获胜。

    参议员人选系由各区及社会团体推选，当时上海市划分为31个行政区，31个行政区中杜系的人占了很大比例，而且多人位居要职，如杜月笙的第三个儿子杜维垣就是嵩山区区长。而在社会团体的选举中，杜月笙拥有更大的实力，他本身便兼了不少会长。因此，在黄浦滩举行投票选举，杜月笙的势力便大得惊人。

    最后选举结果，杜月笙以最高票数获选参议员，杜系人物如万墨林也榜上有名，杜氏系统当选参议员的有30多人，使杜月笙坐在市参议会里，都有亲信心腹相随。

    议员竞选的初步胜利，使杜月笙感到胜券在握，杜门中人也都积极活动，为杜月笙当选议长制造舆论。此时上海市长已由钱大钧换成了吴国桢，吴国桢与杜月笙关系相当热络，初步定为上海市参议会的成立大会在杜月笙所创办的正始中学大礼堂举行。

    但出乎意料的是，蒋介石就连这个没有任何实际权力的参议会议长的职务都不肯给杜月笙。在即将选举之前，蒋介石公开表示：希望潘公展当选议长。

    这对杜月笙来说，无异于兜头一盆冷水。声势已经造大，竞选拉票已经搞得热火朝天，倘若无法当选议长，岂不大塌其台！杜系人物更是愤愤不平，说的是公开竞选，为什么高层又要出来指派？杜门中人在其所控制的报纸上为杜月笙鸣冤叫屈，声称：

    “杜先生众望所归，是议长最适当的人选！”

    但这些舆论对蒋介石来说毫无作用。杜月笙只好退而求其次，给自家找个台阶下，即风风光光当选，客客气气让贤。即当选议长后，再以身体欠佳为由让位于潘公展。

    当杜月笙宣布了他的决定，杜门弟子以及恒社子弟奔走拉票，联络活动比原先更加起劲。他们要他们的“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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