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三章 戴、杜联手如虎添翼 (第2/3页)
其他你可以任意挑选。”范绍增拍着胸脯，一再告诉杜月笙说，“重庆城里我的好房子多得很，我陪你去看，你欢喜哪幢便住哪幢，好不好？”
范绍增之所以说除了范庄，是因为范庄已经借给孔祥熙，成为了行政院长的官邸。范庄是全重庆最大的一幢住宅，座落在国府路上，整座住宅为花园式建筑，内有小洋楼三幢，每幢均为三层。从高到低，横向排列。最上一幢，一楼设男女客厅、舞厅、饭厅，二三层各有住房十套，设计新颖，装修华丽。花园亭台楼榭，怪石奇葩，绿树掩映，美轮美奂。由于这幢官邸太大，时任中央监察委员的杨啸天（虎）也住在里面。
杜月笙当时住在交通银行招待所。他是交通银行常务董事，交通银行重庆分行就在打铜街，那里是重庆的闹市区、银行街，所以杜月笙婉拒了范绍增的盛情邀请。
“绍增兄的盛情我领了，我看我还是住交通银行二楼的招待所，比较方便一点。”
杜月笙为了工作方便，范绍增也没办法。倒是顾嘉棠和范哈儿脾味相投，关系尤其密切。他本人又极好热闹，特别喜欢来龙巷范绍增公馆的车水马龙，门庭若市。因此当范绍增殷殷相邀时，他便兴冲冲地住进了来龙巷的范公馆。
于是，来龙巷范公馆又成了杜月笙旅渝期间每天必到之处，一方面他和顾嘉棠有公事需要经常联络，另一方面则由于来龙巷天天有场面，可以赌赌钱。杜月笙平时好玩、好谈、好赌，在范绍增的公馆里，这三大嗜好随时可以得到满足。
除了范绍增的公馆，杜月笙常去的便是刘航琛的汪山别墅。刘航琛在汪山建有两幢别墅，两幢之间相距不过一二百步。与范绍增公馆的热闹景象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这里清幽静雅，别有一番情致。
当姚玉兰、杜维藩等家人相继逃出香港，来到重庆后，交通银行招待所不便于住家，刘航琛便将杜月笙及家人接到汪山别墅，他自家也陪伴在侧，与杜月笙在乡间比邻而居。杜月笙喜欢到刘家打麻将，玩挖花。尤其喜欢那个玩牌的环境：松涛、鸟语、泉吟、风啸，令寄情摴蒱的赌友心旷神怡，流连忘返。
而来龙巷范公馆则称得上大重庆最豪华最热闹的高级俱乐部，范绍增一生最爱朋友，非“座上客常满，杯中酒不空”莫欢，自家有的是钞票，爱赌爱谈也爱玩。赌法以唆哈、牌九为主，麻将、挖花为副，其他种种赌的名堂除了轮盘以外，也是应有尽有。
嘉宾自政府高层军政要员、刘航琛等财经巨子、工商大亨，至自范绍增的基本赌友、杜月笙的一系列人物，以及从前方返渝述职的军政首要，囊括了陪都重庆所有达官贵人与阔佬大亨，赌桌上一掷万金，了无吝色，比之华格臬路杜公馆的豪情胜慨，唯有过之而无不及。至于供帐之奢华，享用之奢靡，尤其出没于其间聊助赌兴的妖冶美女，堪与“一八一号”大赌窟相媲美。
在1941年12月杜月笙初到重庆时，几乎每晚都到来龙巷范公馆赌一赌。经常在一起玩的有刘航琛，范绍增，吴启鼎，康心如，康心之兄弟等。当时范公馆的赌规是每人每天带赌本5万元。约合60位上将的全部薪津，或者是2230余名二等兵的薪饷、副食费和草鞋费。
那段时间，杜月笙尚住在交通银行招待所，每晚必到来龙巷。所有赌友，不管怎么忙，都是准时到达。唯有一天杜月笙迟到了一小时，使赌友们为之不解。刘航琛是细心人，他仔细看看杜月笙，发现他双眉紧皱，面色略带尴尬。
“月笙兄，你今天来晚了，是不是有什么事情？”趁尚未入局，刘航琛将杜月笙拉到一边去，悄悄问。
“照理说没什么，”杜月笙与刘航琛向为知己，他拍拍腰袋，苦笑着说，“就为了这5万块本票，我中午开支票叫人到楼下去换本票，结果说我户头里的钱不够了，一定要董事长加盖一个图章才能兑换。偏偏新之兄回了歌乐山，只好派人去歌乐山，这一去一回辰光就过了。”
“这个没有道理。你是交通银行的常务董事，人就住在交行楼上，临时办个透支，何至于非要跑一趟歌乐山找钱新之盖章？”刘航琛有些打抱不平，但转念一想，便改口说，“交行手续太麻烦，银行我也有几家，只是不如交行那么大，你不如跟我的川康银行打个来往。”
“我想还是不要给你老兄添这个麻烦了。”杜月笙摇摇头说，“依我目前的境况，怕是有来无往。眼看手下弟兄来渝的越来越多，一时都没有事体可做，整个就是坐吃山空。”
“月笙兄，你说这话未免太见外了。你来重庆，本来就是我刘航琛的客，照说应该凡事都由我招待。”刘航琛正色道，“现在我请你跟川康打来往，有来无往也好，有往无来也罢，朋友原有通财之义，你没有理由推却。”
杜月笙思忖一下，说：“那么，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好！”刘航琛很高兴，欢声说，“朋友本该这样不分彼此！”
随后双双入局推牌九，照样是嘻嘻哈哈，谈笑风生。其间，刘航琛抽个空出去，给川康银行经理打了个电话。旋不久，外面有人找刘航琛，他出去打个转又回到牌桌。
当夜散场后，刘航琛送杜月笙回交行招待所，在汽车上，他把一本川康银行空白本票交给杜月笙。
“这么快？”杜月笙接过去一看，无不惊讶。
“给你老兄办事，自是快些好。”刘航琛转过脸，凑近杜月笙，不无调侃地说，“我晓得你老兄手头出钱的速度，说不定明天一早就要给人开票子。”
如此一说，两个人同时哈哈大笑。
“知我者航琛兄也。”杜月笙笑过之后，又问，“我们先小人后君子，你给我的这些票子，可以开多少数目？”
“川康银行每天预备提存的现金是150万。”刘航琛爽朗地说，“150万之内你老兄随意开。150外之外，麻烦你事先给我个电话。”
得到刘航琛这个话，杜月笙心里有了底。早在赴渝之前，杜月笙便已想到杜门中人以及恒社子弟在后方的数不在少，这许多人不能长期赋闲，必须找点事给他们做做。如今香港陷落，香港那边的人过来，杜门中人赋闲在这里的就更多了，因此他有意开设一爿“中华贸易信托公司”。但由于全力以赴施救于香港的落难亲友，手头一时调不开头寸。如今有了刘航琛在经济上的奥援，这爿公司便可着手创办。
他找来陆京士、杨管北、骆清华、沈楚宝等人，酝酿出一个大体方案。回过头又去找刘航琛商议——他想开出一张最高额本票150万。尽管刘航琛说过，150万以内他可以随意开，但这毕竟不是一个小数，他要经过刘航琛当面点头之后，才可用于投资。
“航琛兄，记得当初我问你，我支用钱的最高限额是多少，你老兄说是150万，对不对？”杜月笙进门一落座，便开门见山地问。
“对的。”刘航琛一脸茫然，不晓得杜月笙为什么突然登门问这个。
“今天我是来跟你商量，向你老兄借一次最高额。”
“你就为这个来的？”刘航琛听后爽声大笑，“多此一举嘛！早就说好150万之内你随意打支票。你又没超过这个数，用不着知会我。”
“航琛兄，你不问我支这许多钱做什么用途？”
“你老兄给别人调头寸也这么婆婆妈妈的？”
如此一句反问，两人同时朗声大笑。
随后，杜月笙花50多万元在重庆闹市区林森路49号买了一幢三层楼的房子，一、二两层做办公地点，三楼分隔许多小房间，作为公司相关人员的招待所。杜月笙亲任董事长，总经理一职原想叫陆京士担任，但此时陆京士已官拜“社会部组训司长”，于是便命他为常务董事，叫他自家拿一万块钱做股本。由杨管北出任总经理，骆清华、沈楚宝出任副总经理。刘航琛、钱新之等人与陆京士同任常务理事，顾嘉棠、边定远、唐缵之等人任董事。
杜月笙开出一张川康银行最高额本票150万元，提现后作为公司资本金，投入公司。1942年3月底，“中华贸易信托公司”正式开张。
该公司主要业务是从衡阳等地抢购从沦陷区运出的物资。当时由于车辆不好搞到，运输上难度大，加上法币不断贬值，衡阳与重庆间的物价差很大，货物只要运到重庆，即可发财。而重庆的对外交通，便掌握在军统手里，戴笠身兼财政部缉私署署长、战时货运管理局局长、军事委员会水陆交通统一检查处处长数职。而军统内又多有杜门弟子，因此，中华贸易信托公司在筹措车辆，以及运输等事宜上，便一路畅通。无论运什么货，都没人敢查。
中华贸易信托公司成立不久，杜月笙便大发其财，分肥者中自然也少不得戴笠的一份。
中华贸易信托公司运转自如之后，杜月笙又密锣紧鼓地开始筹办银行。
杜月笙一直是中国通商银行的董事长，他在重庆道门口买了一幢房子，作为中国通商银行重庆分行的办公地点，随后从中国通商银行上海总行拨了一笔款到重庆，自己再凑上一笔数目作为中国通商银行重庆分行的资本金。
杜月笙仍自任董事长，将开业前需要筹备的一应事体交给他的爱徒陆京士打理，由他的“绍兴师爷”骆清华为协理，庞安民为襄理，顾嘉棠为监察。开业前一应具体筹备事宜，皆交给这班手下去打理。
刘航琛对杜月笙在重庆的事业非常关心，第一爿中华贸易信托公司自是办得不错，但杜月笙将办银行的事体交给陆京士打理，刘航琛颇不以为然。在他看来陆京士是书生辈，做官的人，办事业未必在行。但他随后发现，陆京士竟然把银行的事体处理得有条有理，相当出色，于是他不禁赞叹：强将手下无弱兵。
通商渝行开业典礼那天，重庆道门口车水马龙，颇有一番盛况，尤其各方人士——军政界、工商金融界人士纷纷自动捧场，客户纷至沓来，其中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农业银行、国民党中央信托局、邮政储金汇业局，以及刘航琛的川盐、川康银行纷纷堆花以示庆贺，银行存款直线上升。
搞工商必须先开银行，开银行则以人情、人缘、各方关系为资本，这已成为杜月笙求生存、打天下的不二法门。通商渝行一开，存户钞票滚滚而来，塞满了保险库。为了给这些钞票谋出路，杜月笙又陆续在西北各地开设中国通商银行分行，包括成都分行、西安分行、兰州分行等。
但是苦了鞍前马后一通忙活的陆京士。陆京士在国民党政府身居要职，通商渝行揭幕前后，诸项繁杂事务皆由他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打理，但渝行大功告成利润滚滚而来之后，他却无法担任任何职务。当时杨管北在昆明忙他自己怡泰公司，杜月笙只好一反惯例，以董事长自兼总经理，而命骆清华以副总经理名义代为主持渝行。后来分行开得多了，骆清华要统筹全盘大计，渝行经理一职，乃由上海中汇银行副理陈国华出任。自此陈国华成了重庆杜公馆的账房兼总务。
有了通商渝行这股活水，杜月笙的事业越做越大。在组团考察西北之后，一连串开了好几爿工厂，其中包括重庆面粉厂、昆明造纸厂、西北毛纺厂等。杜月笙在西北工商界、金融界开始成为了显赫的人物。
五、通济与虎谋皮
1942年10月，杜月笙为响应国民政府“开发大西北”的号召，以考察实业建设工商为名，做了一次长达3个月之久的川陕之游。
此次川陕之游可谓兴师动众，仅随行的杜门中人便有杨管北、骆清华、唐缵之、胡叙五，以及新华银行总经理王志莘等，另带有医师一名，随行保镖侍役若干。而一路上所到之处，都有杜月笙的新朋旧友——或驻军要人，或地方首脑，或四川袍哥，大事欢迎与接待。其欢迎之热烈、之隆重，接待之奢靡、之豪华，可谓空前绝后，无与伦比。一路上前呼后拥，歌台舞榭，钟鸣鼎食，令杜月笙风光无限。
此一番“考察”，虽说穷尽享乐，却也使杜月笙亲眼所见西南、西北大后方由于棉产不丰，亿万军民穿衣问题空前严重。尤其在西北作战的军队，几年不曾发过新军装。严冬季节缺乏冬衣，有司到处搜购罗掘，却是杯水车薪，与实际需求相距十万八千里。而此时市面棉布价格已经暴涨多倍，各地民众无不叫苦连天。
此时大后方对外交通几乎全部断绝，即使在沦陷区搜购了棉纱棉布，运输问题也难以解决。不过，这桩事体却触动了杜月笙，使他陡地生出一个无与伦比的大胆设想。即从上海采购几千件棉纱，远到大后方，以解抗战之需。
当时日本军阀实施“以战养战”的经济侵略。在其占领地区，大量利用中国的人力、物力、财力，补充日本天然资源的不足。因此在沦陷区里，日军莫不多方压榨，搜刮物资，从森林煤矿到老百姓家里的五金用品，一口破锅一只铁钉，都在强迫征收之列。
由于战区物资易于资敌，为对付日本侵略军“以战养战”的策略，在行政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祥熙的施政要领中，“吸收战区物资，促进后方生产”，向为重要项目之一，并由政府责成贸易委员会，委托地方银行、外商行号等，利用省钞在战区竞购物资设法输出。
因此，1943年元月中旬杜月笙一回到重庆，便致电远在上海的徐彩丞，请他探寻了解一下运作这桩事体的可行性。巧的是，徐彩丞正有此意，他和吴开先已经就此事酝酿多次，就等杜月笙西南之旅返回重庆后联络呢！
这时重庆已于1943年1月15日实施限价政策，但纱布上涨幅度之高，傲视一应生活必需品。当时白米每石520元，猪肉一斤14块，头等旅馆客房租金60元一天，一般工资500到1000元一个月，但是一匹阴丹士林布，限价亦达2450元之巨。
由此可见，棉纱之紧缺，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杜月笙立刻找戴笠商议。
“为后方解决棉纱自然是好事，可这件事看起来可行性太低。”戴笠听了杜月笙的设想，觉得与虎谋皮，这个设想太大胆太狂妄。
“可行性低不等于没有可行性。”
杜月笙随后给戴笠分析了运作这桩事体的可行性：
一、日本军部的作风，一向是东拉西扯，勾勾搭搭，什么“梅机关”、“松机关”、“竹机关”等等，不但派系林立，而且相互嫉视，个个都想表演两手耍耍噱头。也就是说，其间大有空隙好钻。而徐采丞便善于把握日本人的心理，善于利用日本人各派系之间的矛盾，有把握将东洋人耍得团团转。
二、有戴笠这一战时货运管理局局长、军事委员会水陆交通统一检查处处长和他的军统特务保驾护航，有杜月笙自家的帮会弟子，交通运输不成问题。
“既是这样，容我向有关部门请示一下。”
戴笠随即就此事向国民政府当局作了报告。最后，由蒋介石亲自指示戴笠设法“切实办理”，并由政府当局给出如下几点意见：
一、争取敌伪物资，打击敌人“以战养战”的阴谋，同时又削弱敌伪的力量。这是对日经济作战的基本策略之一。杜月笙要做，当然可以。
二、交换物资等于资敌，不管是什么物资或用何种方式，都不可以。
三、因此之故，要做，必须按照中央既定方针，也就是孔院长所说的，用钞票去买。
四、棉纱运到前线，有关方面自会设法，尽量协助其顺利内运。
看了这四点意见，杜月笙觉得“不谈交换”只用省钞价购，怕是东洋人不会答应。当时徐彩丞提出的是“物物交换”。不料，杜月笙将上列四点原则电复徐采丞后，徐彩丞则表示不妨可以根据此原则运作一下试试，只要把6000件棉纱运出来，一应后果，事到临头再说。
徐采丞选中的合作对象是日本的“松机关”，他首先向“松机关”的头脑下说词：
“重庆方面本来抗战意志坚强，现在愿意和日方做生意，就表明有缓和的意愿。日方应该就此作出让步，也就是说，第一次生意日方应该吃亏一点，以表诚意。所以第一次应该允许重庆方面以钞票购买。”
当时日本方面急于与蒋介石集团讲和，徐彩丞提出的条件虽说有些过分，但日本人为了动摇蒋介石集团抗战的意志，并非没有商量余地。徐彩丞又加紧攻势，暗示“松机关”首脑：
“倘使你们不搭我这条线，重庆方面自会有另外的门路。”
言外之意，彷佛还有别的什么机关正在和重庆方面联络此项事体。
贪功心切，嫉妒心重，“松机关”的人就此便被徐采丞一记套牢。谈判结果，日本人不但同意重庆方面在沦陷区采购棉纱，同时愿意提供车辆和军队，将货物送出沦陷区，在双方交界地交货。
当谈判完成，6000件棉纱不日可以搜购启运的急电拍到重庆，放到了杜月笙的案头上。
“采丞兄真了不起！”
杜月笙不禁一声欢呼，一跃而起，急步出门，立刻乘车前往军统机关，找戴笠商量具体事宜。
做这一票生意，以当时的差价而言，倘若站在做生意的角度以私人来做的话，赚个千八百万的毫无问题。但杜月笙不愿沾上发国难财的恶名，他和戴笠商量后，又征得徐采丞的同意，向有关当局郑重声明，这6000件棉纱内运，他和门下诸人一概自尽义务，决不拿它当生意买卖做。甚至表示搜购棉纱的本钱，他都可以垫付，等棉纱运到后再由中央照价付款归垫。至于棉纱运到后的分配及用途，全凭当局做主。后来经戴笠与各相关单位协调，决定将这6000件棉纱全部移作军用，为前方将士换装。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所谓东风，便是这6000件棉纱从采购到运抵重庆的运作机构。这个机构可以叫做公司，但这个公司不设股东，不收股本，只有转运开销，没有盈利收入。公司职员一律不拿薪水。于是，公司名称定为“通济公司”，取“通达接济”之义。随后在当局相关部门备案。
通济公司设董事长一名，由杜月笙担任，总经理由杨管北担任，副总经理由徐子为担任。
收购棉布的资金来源，由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爿国家银行共同负担。因此四大国家银行也分别派员参加通济公司的工作。
徐彩丞在上海立即效仿，在上海成立了专门搜购棉布的民华公司，抬出金融巨子周作民担任董事长，徐采丞则自任总经理。
1943年春节前夕，通济公司以林森路49号为地址，在“中华实业信托公司”门口挂出“通济公司”招牌，办公间便设在中华实业信托公司楼上。
双方公司一经成立，立即投入运营。上海方面紧锣密鼓，3000件棉纱很快搜购到位，作为第一批货物于春节期间，由杨志雄与华格臬路杜公馆的账房先生*等人在日本军队的保护下，由上海向界首集武装押运。
按事先约定，货到界首集，日本军队卸货便走，不管点交。重庆方面必须事先到达交货地点，等候接货。
杜月笙派出杨管北、徐子为、朱惠清三人前去接货。
此时春节将到，杜月笙的汪山别墅洋溢着节日的喜庆气氛。杨管北前来辞行。
“我们准备年初一动身，先飞宝鸡，然后转西安，赴洛阳。”
“大年初一？”杜月笙有点于心不忍，“能不能推延几天？”
“横竖是要去的，还是早一点动身好。”杨管北态度坚决，“万一路上生出点意外，也好有时间处理。”
到年初一派人到机场为杨管北、徐子为一行人送行的时候，听说秦岭一带正遇暴风雪。飞机起飞之后，杜月笙的一颗心便悬了起来，生怕发生一点意外。直到第二天飞机冲过大风雪，一行人平安抵达宝鸡，杜月笙这边收到回电，一颗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
此前，自接货地点界首，以至洛阳、西安，到重庆，这一路上所需要经过的关卡要道，杜月笙和戴笠全部作了知会、关照、打点和安排。幸好这一路上的军政界要人杜月笙全部熟悉，甚至为至交。当时的陕西省主席祝绍周是杜月笙的老朋友，陇海铁路局副局长周啸潮曾任上海警备司令杨虎的参谋长，杜月笙与他熟悉得不得了。洛阳到西安一段要走陇海铁路，自然便有了照应。洛阳以东到界首，是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的辖区，杜月笙与蒋鼎文也是老朋友。界首当地驻军将领是十五集团军总司令何柱国，何柱国是少帅张学良的旧部。凭杜月笙当年为张学良的居停主，自是闲话一句。
但是，从界首到亳州正南的十尖河，有一片三不管的真空地带，这片真空地带延绵50多公里，是土匪、江洋大盗、亡命之徒出没的地方。护送日军撤走后，很难说他们不会趁机捞一票。杜月笙修书一封，拜托威镇豫皖鄂三省的洪门大爷明德明，请他在这片真空地带派保镖护驾。
杨管北几人一到界首集上，便欣喜地发现，当地已经设好了通济公司界首办事处。杜月笙派王宝康为办事处主任，已于此前走马上任，界首当地等一应事务，已然作好接洽。
紧接着，另一个好消息不期而遇，杨管北三人抵达界首的第二天，军统局长戴笠从天而降，意外出现在通济公司界首办事处，办事处里所有人无不欢呼雀跃。戴笠此行，一方面专程为鼓励大家而来，同时要具体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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