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做生意攀上四大家族 (第3/3页)
“寓禁于征”的招牌下，直接参与贩毒制毒牟取暴利，以维持他围剿红军的庞大开支。
贩毒制毒，自然要找“业内”人士，而此项“业务”，恰恰是杜月笙和他的“小八股党”等门生的强项。于是，设在上海以及江浙一带的禁烟局、禁烟处，便都有杜月笙的亲朋故旧门生弟子的身影。特别是设在上海的江苏禁烟局，负责人全部出自杜系。局长曾镛是杜月笙的干亲家，其子曾宪琼拜杜月笙为干爹。金廷荪则为财政处处长，顾嘉棠为运输队长，马祥生为查缉处长，芮庆荣为护缉队长。而江苏各县的“禁烟分局”，也遍布杜系人物，谢葆生为上海县戒烟分局副局长，高鑫宝为金山县戒烟局局长。
1931年，蒋介石调动30万军队在江西“围剿”红军时，为把全国巨额特税集中起来，在南昌行营设立了十省禁烟督察处，专管十省特税收入，鸦片的收购与运销只听命于蒋介石的“行营”。之后，蒋介石干脆亲自兼任禁烟总监，把大批以“禁”为名，“充公”而来的鸦片，源源不断地运往上海，交给杜月笙销售。
当时日本人控制满洲的鸦片种植，制造大量的吗啡、海洛因，运往上海租界甚至内地走私，上海查禁的这些走私毒品，也交给杜月笙控制的地方禁毒委员会处理。杜月笙对外声称将这些毒品运往南京销毁，实际上都投入了非法交易市场。
后来，杜月笙听说将鸦片加工成吗啡销售，利润可以翻几番，便将开一爿吗啡厂的想法上报南京政府。不几日，吴铁城忽然乐呵呵地走进华格臬路杜公馆。市长亲自上门，必然是有重要事体。果然，吴铁城是为开办吗啡厂一事而来。杜月笙赶紧将吴铁城迎进古董间里，两人秘密商议两个时辰，最后决定将吗啡厂办在南市太平里保安队某中队部内，由闻名上海滩的吗啡大王陈坤元任经理，顾嘉棠作为杜月笙的全权代表负责管理。
第二天上午，杜月笙喊来顾嘉棠，将二楼后厢房陈夫人的牌局叫停，两人到牌室，将门一关。由于在后厢房，无须挡驾，没有特别重要的客人万墨林不得通报。
“月笙哥，有多重要的事体搞得这么神秘？”顾嘉棠不明就里，懵里懵懂地问。
“天字号重要的大事体。”杜月笙神秘地笑笑说。
“哦？又有大生意？”见杜月笙如此兴奋，顾嘉棠就晓得与毒品有关。
“岂止是大生意。”
杜月笙把与吴铁城商量的结果与顾嘉棠一说，顾嘉棠高兴得不得了。于是，两人就具体事宜研究了好几个时辰，连午饭都是喊娘姨端来在陈夫人的牌室吃的。
接下来，杜月笙请出吗啡大王陈坤元，雇佣员工300多人，吗啡厂隆重开工。杜月笙虽然不公开出面，但背后做得都是有关吗啡生意的大擘策。凡吗啡厂的重大决策事宜，都由杜月笙直接向孔祥熙等请示汇报后决定。有人撑腰，杜月笙的生意越做越大，后来又与国际贩毒组织取得联系，将吗啡生意做出了国界。
吗啡厂走入正规，大发其财，杜月笙得了空闲，来到辣斐德路姚夫人的香阁，与姚夫人自娱自乐唱起了平戏。
有一日正玩的痛快，顾嘉棠闯了进来。
“月笙哥，不好了，出大事体了！”
顾嘉棠站在大客厅门口大呼小叫。杜月笙晓得，只要顾嘉棠来，肯定是吗啡厂的事。于是赶紧叫停。
“啥事体？”
“蓝衣社抢了吗啡厂！”
“保安队没有警卫吗，怎么会让他们闯进去？”
“太突然了！”顾嘉棠说，“他们人多势众，来势凶猛，哪里抵挡得住！”
“都抢走了什么？”
“除了吗啡就是设备。哦，还有不少鸦片。”
蓝衣社（TheBlueshirts）是20世纪30年代国民党的一个内部组织，该组织积极效仿意大利和德国法西斯的褐衣党和黑衫党。蓝衣是指黄埔军校的蓝色军装。该组织于1938年解散，其成员绝大部分转入三青团，其余部分转入一个全新的特务机构——军委会调查统计局，即“军统”。
蓝衣社率先发现了设在保安队内部的吗啡厂，尽管无法弄清它的背景，但他们看到了吗啡生意的红火与赚钱，于是起而效尤，选择浏河办起一爿同样的吗啡厂。岂料上海市保安队侦知此厂后，一举将厂子查抄了。
蓝衣社拖出各方面关系调停。吴铁城怕事体闹大牵出设在保安队内部的吗啡厂，赶紧命令保安队将抄去的东西送回。原以为事件平息了，怎料到蓝衣社对保安队内部的吗啡厂发起突然袭击，以致吗啡厂损失惨重。
杜月笙听完顾嘉棠的汇报，当即让顾嘉棠将吗啡厂经理陈坤元秘密转移，以免蓝衣社将事体闹大不好收场。
果然，蓝衣社抢劫保安队内部的吗啡厂后仍不肯罢休，到处告状。在此情况下，南京政府不得不做做表面文章，派人到上海调查。哪曾想，南京来的检查人员不明就里，在蓝衣社的带领下，直接进入工厂抓人，当场抓走43名工人。还要抓陈坤元，但四处寻找不见陈坤元的踪影。
杜月笙闻讯，直奔法租界巡捕房，与巡捕房商定，拉出另一名吗啡大王罗春发顶缸，让他到法租界投案自首。罗春发到法租界巡捕房投案，南京来的检查人员不便插手法租界，只好作罢。罗春发在巡捕房待了一天，搪塞了一下舆论，第二天便被放回家了。
被抓走的43人，由南京政府做做文章，分别判处半年、三个月、一个月不等的徒刑，但不到一个月便全都放走了。
风波过去之后，陈坤元告诉杜月笙，吗啡厂经此一番折腾，足足损失60万大洋。杜月笙将这个情况上报之后，吗啡厂重新开工运营。
从1932年到1934年，孔祥熙从美国购买了500万美元的物资，其中多为飞机。购买这些物资的经费，主要来自杜月笙暗中的贩毒利润。而杜月笙本人还购买过好几架飞机捐献给政府。1936年蒋介石50大寿，杜月笙送一架飞机作为寿礼，飞机上赫然写着：上海禁烟号。
杜月笙暗里协助国民党政府大做鸦片生意，明里却完全以维护与响应蒋介石“寓禁于征”的姿态出现。1931年杜月笙乘法租界总领事甘格林狮子大张口之机，将租界土行烟馆搬到华界，这一行动，正是迎合了蒋介石“寓禁于征”的政策。
后来他在市教育局播音演讲的《上海之戒毒问题》中曾说：
“……纵观以往的禁烟，禁来禁去总没有成功，推其原因，大都是因为没有系统，没有计划，没有替吸烟成瘾的人设想，或操之过急，或放任太甚。……这一次禁烟政策，是300年来体验出来的所图大计，即在6年以内将烟毒禁绝……”
也就是说，华界可以在六年之内供应烟土，公开吸食。
其实，杜月笙本人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便很少直接插手做鸦片生意了，凡有这样的发财机会，他大都分配给门生弟子和朋友去做，他自家担当的责任是保驾护航，一方面是保护，另一方面是打通各关节。自然他本人的分润也不在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