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登高一呼抵制日货 (第2/3页)
无人可比。随便哪一路的朋友，要找一个跟杜先生没交情的，倒是难事了。”
后来杜月笙才了解到，十九路军奉命开到京沪一带之时，正值蒋总司令下野，陈铭枢、汪兆铭先后出任行政院长。十九路军官兵饷银欠了好几个月，1931年12月连伙食费都没有着落。蔡廷锴奔走交涉到12月中旬，好不容易才领到伙食费20余万元，却是军需署打的期票，居然全部空头。
上海抗敌后援会成立后，第一步便是为十九路军捐款捐物，以解十九路军的燃眉之急。杜月笙首先通过新闻界的门人弟子，发动上海各报、各电台，全面报导十九路军对抗日军疯狂攻势的新闻，宣扬十九路军的英雄事迹，呼吁全民支持抗战，支援前线。上海民众热烈响应，从百万富翁到人力车夫，积极捐款捐物，前方需要捐什么，吃的、喝的、穿的、用的，自医药、寝具、食物、交通器材及至于砂包麻袋、砖瓦木石，只要报上登载、电台广播，民众便会争先恐后地往“抗敌后援会”送。
2月1日上午，杜月笙又与王晓籁、黄炎培等十几人，冒着炮火到蔡廷锴的司令部慰劳。他们带去了大批的捐款、米面、罐头和日常用品。看到十九路军打胜仗，杜月笙不胜感慨。
“十九路军在前方杀敌，物质方面所有需要，上海老百姓将全部负责供应！”杜月笙说，“前方需要什么，只管言语一声，后方一准办妥。”
“谢谢！谢谢！”蔡廷锴对上海老百姓的全力支援十分感动。
“现在上海老百姓出的钱款、物资已经很多，抗敌后援会的仓库里都快装不下了。我建议贵军设立一个机构，专门和后援会联络处理此项事体。”
“好的！”蔡廷锴高兴地回答，“我尽快落实这件事。”
随后，十九路军在法租界成立驻沪办事处，由范志陆任办事处主任，叶少泉、邓瑞人、杨建平、庄伟刚等人任副主任。尽管办事处人手众多，但由于收到的钱款、物资太多，一帮人整天忙得不亦乐乎。到4月下旬，所收到的捐款数额已经相当可观。于是，高级军官会议研究决定，从捐款中拨出一部分，将1931年8月到1932年4月，全军所欠发的9个月薪饷，一次性发清。
当年十九路军所收到的捐款，除来自上海市民外，还有一部分来自全国各地以及海外侨胞。十九路军到底收到多少捐款，沪战结束后十九路军调往福建前，蔡廷锴请范志陆开出账目，现款为900余万，实物则无法计算了。
在1932年前后，900余万现大洋着实是一个天文数字，十九路军实在用不完，剩下的大量款项，有一部分存进了上海国华银行。
与此同时，上海市总工会联合上海工界成立了“战地服务团”，前后成立第一、二两团各为1000余人。第一团团长是杜月笙的学生子朱学范，第二团团长是对杜月笙极为仰慕的周学湘。他们的任务是穿越枪林弹雨，救护伤兵，运送弹药、慰劳品和食物。一旦有战区扩大，更要冒着生命危险，抢救和护送灾民。
然而，就在十九路军奋勇抗敌，上海市抗敌后援会、战地服务团全力支援前线，连杜月笙本人都自带便当每日在抗敌后援会忙碌的时候，日本侵略军忽然叫停了……
四、谈判桌上斥日将
那日，杜月笙一身疲惫地回到辣斐德路的杜公馆，早有一位“安福旧人”在此恭候多时了。
所谓安福旧人，是指中国北洋军阀时期依附于皖系军阀的官僚政客集团中人。当时该政客集团成立及活动地点在北京宣武门内安福胡同，因此称为安福系。这位安福旧人就是李泽一。
李泽一和他的堂兄李老六李立阁，都是民国初年政坛上的活跃人物，同时跟随皖系大将，段祺瑞的姻亲，曾任长江上游警备总司令的吴光新。吴光新是杜月笙的好朋友，每到上海必为杜公馆座上豪客。因此，杜月笙对李泽一与李立阁兄弟二人并不陌生。皖系所需的庞大经费，不是大举外债，便为贩卖鸦片所得。他们曾以公债券收购存土，公私两便，大发利市。李立阁和李泽一两兄弟，当时便是皖系派在杜月笙这边的代表，往后便成了吃喝嫖赌的朋友。
后来皖系倒台，李泽一在政治上失去靠山，经济上断了来源。这位一贯过着穷奢极欲生活的军阀政客再另觅新主子的时候，被日本特务开山祖师土肥原看中。土肥原对他诱之以利，动之以“权”，当下一拍即合。李泽一从小政客摇身一变，成为了土肥原麾下的第五纵队成员。
杜月笙对李泽一的去从并不知晓。只是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在他所参加，或由他所邀约的赌局中，时常会有出手阔绰的北方人物出现，其中便有李立阁和他的本家弟弟李泽一。特别是九一八事变之后，在华格臬路杜公馆和辣斐德坊姚玉兰夫人的香闺，李氏兄弟更成为座上豪客。有段时间杜月笙每晚都在姚玉兰夫人那边，每晚便有一桌麻将，一桌牌九，呼卢喝雉，通宵达旦。李泽一爱打麻将，一输十万八万面不改色。
在杜月笙的印象中，李泽一为人四海，性格豪爽，特别是嗜豪赌，诸多地方与杜月笙颇多相像。因此，任何吃喝玩乐的场合，他都是理想的搭挡。他晓得李泽一很有钱，对于他的钱从何来并无疑问。北洋政府失意政客搜刮得来的家财，动辄以千百万计，毫不稀奇。1923年直皖之战，奉军查抄安福系人物的财产，当过财政总长的李思浩便被抄出1000万元，曾毓隽亦达330多万。
但令杜月笙想不到的是，李泽一的钱却另有来源。长期以来，土肥原的特务机构大量搜集中方政治、经济、军事，以及社会名流、流氓帮会等各类资料，杜月笙也早已在他们的关注之中。因此不惜派出李泽一等人，挟资巨万，以投其所好的方式，设法接近拉拢杜月笙。
而李泽一今朝造访，便是奉日本军方命令而来。
寒暄过后，李泽一直接说：
“日本军方认为，中日开火的问题，应该面对面谈判才好解决。”
“日本军方？”杜月笙吃了一惊，抬头盯牢李泽一定定地看了半天，“你怎么晓得日本军方的意思？”
“杜先生，不瞒你说，我也是受人之托。”
“哦？”杜月笙越发不明白了。“受日本军方之托？”
“也不能这么说，不过……”李泽一迟疑一下说，“日本军方确有停战的意思，如果杜先生想为上海人民消弭战乱，以抗敌后援会的身份出面谈判，这桩事体极有可能谈成。”
杜月笙一听，这是个一举两得的好机会，一来可以让上海民众免于战火，二来可以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
“如果日本方面确有此意，我到愿意出面调停。免除战乱，也是造福社会的事体。不过……”杜月笙略一思忖，说，“这样一桩天大的事体，我需要好好斟酌一下。”
“好，我等你消息。”李泽一晓得杜月笙需要向中国官方请示，便说，“定下之后，务请赐我一个电话。我会约一位野村中将的高级幕僚来谈一谈，商榷一套切实可行的停战方案。”
玩味李泽一这番话，杜月笙胸中了然，无论李泽一与日本官方是何等关系，最低限度，他是代表日本军方而来。如此看来，日本军方确有停战的意思。
李泽一走后，杜月笙立刻把他智囊团的朋友、学生子请来商议。通常，凡有重大政治、外交问题，他都要先与他们详细探讨之后，方才作出决定。
杜月笙向在座诸人叙述李泽一来访的经过后，杜氏智囊团的人大为兴奋，认为杜月笙以一介平民的身份介入国际交涉，成为穿针引线打破僵局的重要角色，着实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体，一致赞成杜月笙出面调停。
“目前闸北虹口一带已成为一片瓦砾，十九路军未必能够尽歼日军，达成全面胜利。仗在中国地界打，多拖一天，就会多遭受一份损失。”陈群首先发言，他判断，“最要紧的，中央可能不愿在此时此地，和日军付诸决战。”
“是这个道理！”陆京士更注重的是杜月笙的声望，“先生若介入国际事件的调停，身价地位将非同一般，这个机会不容错过。”
“不过，这两天东洋军连吃败仗，莫不是他们要增援了，使用缓兵之计？”有人警醒地提出。
“不排除这个可能。但是，东洋人想缓兵，我们自家是不是也需要缓一下呢？”杜月笙慎重地说，“即使东洋人想缓兵待援，我们用不着缓。那么，是不是可以趁机把他们一口吃掉？”
于是，智囊团商量决定：报告官方，由官方决定后再付诸行动。
事不宜迟，杜月笙立刻拨通市长吴铁城的电话。
当时的上海市政府设在沪西枫林桥，旧沪海道尹衙门，跟法租界仅仅隔着一条界浜小河。而吴市长的私宅，就在法租界海格路上。由于事关重大，杜月笙只是在电话中与吴铁城简单说了一下，然后驱车直抵吴公馆，将李泽一的来访以及智囊团的分析全盘端出，请吴铁城定夺。
吴铁城听后即向国民党政府请示，奉行“不抵抗政策”的国民党当局自然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妥协的机会。但由于曾经被日本人耍过一次，担心再次上当，被国人谴责，因此给了杜月笙一个模棱两可，而又态度鲜明地指示：
“需不需要和日本军政要人会晤，这个问题由杜月笙自家决定。”
杜月笙心领神会，立刻着手会晤日本军方。
杜月笙先到法国总领事馆，跟驻沪总领事甘格林密谈，要求会晤地点安排在法国驻沪总领事馆，并邀约甘格林总领事到场参加。英、美、法都在密切关注中日战局，甘格林当然想了解杜月笙与日本军方秘密会晤的内容，于是慨然允诺。
但当杜月笙把这个决定告诉李泽一的时候，李泽一却深感为难。因为日本人要的是杜月笙“上海抗敌后援会”负责人的身份与地位，并不同意有第三方国参加。
“杜先生为什么要作这样的安排呢？”李泽一困惑地问。
“首先，我要考虑到自家的名誉和地位。甘格林答应我，万一将来事情弄僵，比如出现‘一·二八’那样出尔反尔的事体，他会代我洗雪。”
“甘格林是法国人，他怎么能够……”
“甘格林兼任法租界公董局总董，我是公董局华董，和华人纳税会会长，我以这个身份，以保护法租界的名义与日本军方会晤，岂不是更好一些？”
李泽一哑然失笑，心想，杜月笙真不愧是老奸巨猾，他晓得上海民众以及全国人民都强烈要求抗战，反对妥协，凡有通日嫌疑的人，无不像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如此一来，即使事情办砸，他自家也不承担任何罪名。办好了，自然是名利双收。
李泽一只好去向日军指挥官海军中将村野汇报。村野是继“一·二八”事件祸首日本第一先遣舰队司令盐泽少将之后，出任日本指挥官的。他急于停战的原因，正是由于开战后连吃败仗，再打下去，唯恐兵力不济，只好用缓兵之计，停火待援。但若直接向中方提出停战要求，又担心被拒绝有失体面，便决定先作非官方谈判，一探虚实。于是，他们想到了杜月笙。
之所以选中杜月笙，一则由于杜月笙与国民党当局关系密切，二则由于他有“上海抗敌后援会”的身份，其作用非同一般。如今杜月笙却公开回避了这两层关系，令村野中将不胜恼火。但迫于急于休战，只好接受了杜月笙的会晤方式。
五、两小时炸平租界
会谈之日，杜月笙身穿狐皮长袍，带着秘书、翻译，与多名保镖，分乘两部轿车，准时驶抵法国总领事馆。随后，李泽一陪同几位身穿西装的日本军官来到。
岂料，李泽一刚刚介绍完双方身份，双方站在长条桌两侧还不曾落座，日军代表便板起面孔，气势汹汹地用中国话训斥杜月笙：
“十九路军必须撤出所驻守的防线！日本海军陆战队进攻闸北地区，事先曾获得上海租界各国防军的谅解，是完全合法的！”
杜月笙一听，霎时心头火起，但他晓得有理不在声高的道理，便转过头去问甘格林：
“请问总领长，可有此事？”
甘格林尴尬地笑笑，摇摇头表示否认。
“好，就算有，”杜月笙看着刚刚发话的那位谈判代表，提高声音说，“请问贵军攻打华界，租界有什么权力表态？”
对方一时语塞，气得干瞪眼。
李泽一连忙出来打圆场，陪看笑脸对杜月笙说：
“杜先生，今天谈的事情很多，让我们坐下来，从长计议，好吗？”
杜月笙并不回答，仍然注视着日军代表的反应，直等那几名便衣军官无可奈何地先坐下去，他才在法国总领事甘格林身边，和日军代表隔一张长会议桌，面对面坐下。
杜月笙不是第一次和日本人打交道，他晓得他们的心理，所以给了他们几句软中带硬的话以后，便直挺挺坐在那里，一言不发。李泽一是土肥原系下的角色，比杜月笙更了解日本人。于是，他站在中间人的立场，重新挑起话题。
“杜先生是以上海市民生命财产为重，到法国领事馆来会晤日军代表，听一听日方停战的意向，然后以私人关系代为转知上海军政当局，试探一下可否借此重开恢复谈判之门……”
李泽一说完这一段话，停了一下，见日军代表没有反驳或者不同意的表示，看看杜月笙说：
“那么，请杜先生先发表意见，如何？”
“我今天只带了耳朵来。”杜月笙语惊四座，不紧不慢地说，“正如李先生所说，我就是来听听日方有没有停战的诚意！”
“当然有。”李泽一抢先回答。
“不过，日方停火是有条件的。”日军首席代表赶紧补充一句。
杜月笙并不接话，而是一言不发，仿佛不曾听见。
甘格林一看场面又要闹僵，命令翻译为他传话：
“杜先生刚才说过，今天来此就是为了听取日方的意见。贵方如有条件，请提出来。让杜先生向华方代为转达。”
于是，日军代表提出一连串的停火方案。首先要求十九路军撤出上海，以免肇致两国军事冲突。杜月笙听了，哈哈大笑。
“冲突在1月28日深夜就由贵军造成了，结果是贵军的飞机被打下来，铁甲车被十九路军活捉，人员死伤惨重。现在要避免冲突，十九路军在自家的地界，为什么要撤？照说应该是日本军队开回公共租界。”
“中方也要撤兵！”日军代表强词夺理。
“日本军队占领了中国的地方，撤退是应该的。中国军队在自家的地面上驻防，为什么要撤退呢？”
李泽一不等日军代表开口，赶紧岔开话题说：
“杜先生今天会见日军代表，主要是为了转达日方的愿望，方才日军代表已经把这一点说得很清楚了。”他委婉地提醒杜月笙，“杜先生，你看是否先与官方商量后，再由官方以外交途径解决？”
甘格林一听，赶紧附和：
“对，正式的交涉，本应由官方出面。”
至此，杜月笙无话可说，日军代表也再无表示。
杜月笙回到华格臬路杜公馆，吴铁城的两位秘书耿嘉基和王长春早已在客厅里等候。耿、王二人听完杜月笙报告的会晤经过，立刻回枫林桥市政府向吴铁城复命。
吴铁城根据杜月笙提供的情况，认为日方确有谋和诚意，至少谈判之门业已敞开，所以积极运作，最后由甘格林发起，在英国领事馆举行有英美法总领事参加的谈判会议。中方参加的有吴铁城，十九路军七十八师师长区寿年。日方参加的有日本总领事村井仓松，海军第一先遣舰队司令官盐泽少将，最后终于达成自2月2日起，停火三天的协议。
但是，停战三天未到，日方在获得补给增援后，再次撕毁协议，于2月4日下午3点提前向闸北开炮，飞机更在青云路、宝兴路、新疆路、宝通路等处投掷炸弹，上海再度陷入战火之中。这次战役一直打到3月3日，双方进入半休战状态，持续到5月5日，中日双方再次签订停战协议。
就在淞沪之战进入第二阶段的时候，杜月笙以他强大的群众力量为后盾，又在外交场合大出了一次风头。
日本军队攻击中方阵地，始终以公共租界为基地，公共租界也有日本人的一份，租界当局无话可说。然而，2月24日、25日、26日几天里，前后共有几千名日军乘黑夜登岸，潜往法租界的辣斐德路、祁齐路一带，然后分散住进日本侨民家中或店铺中。
杜月笙耳目众多，很快便知晓了这一消息，这数千名日军的目的，便是企图由法租界冲入沪西，抄袭江湾、庙行一带十九路军的右翼。
当时，2月24日以后，日军新任司令官白川义则大将亲自指挥，以江湾跑马厅为炮兵阵地，集中兵力包围十九路军第六十一师的江湾阵地，展开最猛烈的攻击。自江湾阵地一线到庙行小镇，接连打了9天，十九路军誓死不退，寸土必争。
如若让日军的包抄阴谋得逞，十九路军则必败无疑。
杜月笙立刻电话通知吴铁城和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十九路车紧急加强江湾、庙行后侧的防务，吴铁城则呈报外交部。2月27日，我国外交部便照会法国公使，请他转饬驻沪总领事和法租界当局，“迅将潜伏界内的日军立予驱逐”，“嗣后务须严密防范，勿使潜入，以免肇成祸端”。
在外交部的照会到达之前，杜月笙已经跑到法国驻沪总领事馆，找到甘格林当面质问，有没有这个事情？甘格林晓得，杜月笙既然跑来责问，便是掌握了证据，只好坦然承认。但接下来他又陈述了自家的苦衷。
“潜入法租界的日军有数千人，武器装备一应俱全。租界当局若采取强硬行动，必然会因激生变，给法租界弹丸之地招来战火。”
杜月笙听了，非常气愤，他告诉甘格林说：
“日本军队混入法租界的目的，就是以法租界为根据地，攻击中国军队。中国军队为了自卫，照样会炮轰法租界，你以为法租界会安全吗？”
“我想，日本军队在租界上不会耽搁得太久！”
“未必！”杜月笙干脆地说，“实话告诉你，兹事体十九路军已然知晓。日军混入法租界，要出大事体了！我请你明天一早邀请各国领事和中日双方的高级代表，开一次会，彻底解决这一大问题。”
“你一定要把这件事情公开吗？”甘格林着急地问。
“公开了，才能解决掉。”杜月笙再进忠告，“不然一定会出大事体！”
甘格林只好点头答应。
第二天上午，各国驻沪总领事全部赶往法国驻沪总领事馆，中国方面由上海市政府秘书长俞鸿钧亲自出席，杜月笙是法租界华董的首脑，他准时赶来参加。
会上，甘格林首先说明召集此次会议的目的，日方认为他们有权在法租界驻军，中国则指控日军利用法租界作掩护，向中国军队发动攻击。法租界可否任由日军驻扎或通过，请领事团决断。
岂料，甘格林话音刚落，日本总领事村井仓松霍然起立，厉声咆哮，大放厥词，一连串的威胁恐吓迸发而出。在座各国领事为之震惊，一个个噤若寒蝉。
——没有人敢保证村井的恐吓不会变为事实，在这种情况下，哪个还敢说话呢？
会议席上的情势对于中方极为不利，倘若即刻表决，结果将会与杜月笙的初衷相反——使日军利用租界为军事根据地变为公开与合法。
村井咆哮一阵过后，见各国领事无一敢站出来说话，得意地放声大笑。就在大家暗暗担心的时候，没想到杜月笙猛的一擂桌子，倏地站起来，挥舞拳头，高声喝道：
“好！东洋兵尽可以进驻租界，尽可以利用租界打中国人，你们尽可以通过这个议案。不过，我杜月笙要说闲话一句：只要议案通过，就让日本军队统统开进来，外国朋友一个也不要走，我杜月笙要在两个钟头之内，毁灭租界！我们大家一道死在这里！”
杜月笙说罢，又一拳“咚”地擂在桌子上，一个转身，大踏步离开会场。
各国领事被惊得目瞪口呆，一个个面面相觑。哪个不晓得杜月笙“闲话一句”的金字招牌？杜月笙在上海有多少帮会弟子，门生门客，他手里掌握多少群众，在座的人没有一个心里不明白，只要他“闲话一句”，自有为他拼命效死的人。两个钟头“毁灭租界”，从杜月笙嘴里说出来的就绝不是空口白话！
杜月笙此次赴会是作了准备的，为了震慑日本人，特地带了一帮武角色，包括顾嘉棠、芮庆荣、高鑫宝这帮老弟兄。当时一帮弟兄连同保镖司机、司机助手等就等在门外，杜月笙大光其火的时候，一帮弟兄听个正着。这晌见杜月笙出来，一个个得意洋洋，欢天喜地，簇拥着杜月笙回家。
芮庆荣毛焦火躁脾气，一路大谈邀集各路人马，甩炸弹纵火放手枪，要把寸土寸金的法租界炸平。高鑫宝在笑他憨，顾嘉棠心直口快，啐了芮庆荣一口说：
“呸！月笙哥摆得下千斤重担，你以为外国赤佬真的敢挑？说说罢了！你们放心，外国赤佬绝对不会再让东洋兵进驻法租界！”
这一点，倒是让顾嘉棠说中了，当天开会的结果虽然是不了了之，可是当天夜里，潜伏在法租界的数千名日军，竟然全部趁着夜黑人静，悄悄撤离了。
六、史量才死于谁手
从1月28日沪战爆发到2月底，侵沪日军陆续增加到10万人，而十九路军连同后来参战的一部分第五军官兵，总共不到4万人。但坚持抗战一个多月，打得日军三易主帅，仍不能有所推进。
但在国民党政府对日“不绝交，不宣战，不讲和，不订约”的外交方针指导下，在美英法等帝国主义的干预下，3月24日，中日双方再次开始停战谈判。5月5日签订了《淞沪停战协议》，十九路军被迫退出上海。
战事结束，杜月笙回到辣斐德路的杜公馆，躺在大烟间里，一榻横陈，整个人像散了架，似乎再也提不起精神。停战是好事，但《淞沪停战协议》的不公平，让杜月笙颇为郁闷。
正在长吁短叹的时候，史量才忽然来访。
史量才，字家修。江苏溧阳人，晚清秀才。20岁时到上海，最初在南洋中学任教，之后创办了一所女子蚕业学校。史量才的崛起沪滨，与杜月笙相比，却是另具途径。1912年，史量才花15万银洋，盘下上海申报馆，从此宏图大展。对于史量才的“瓦块翻身”，坊间猜测颇多，一种说是他巧遇贵人，得了北洋政府第十八任财政部长张弧之助，一种说他娶的太太原是北里名妓，给他带来大量私房。
接办《申报》后，史量才大刀阔斧，锐意革新，聘请陈景韩（冷血）为主笔，聘请王钝根创办我国第一个副刊——《自由谈》，使《申报》销量扶摇直上，由1.7万余份猛增到7万份，两三年后史量才便成为了海上巨富。1931年前后，他又掌握了唯一销数超过《申报》的《上海新闻报》半数以上的股份，同时出任中南银行董事长，并在造纸、纺织、机器制造等业均有巨额投资。
一听说史量才到，杜月笙放下烟枪，从烟榻上坐起来。在抗敌后援会的合作，使杜月笙和史量才成为了亲密无间无话不谈的朋友，在抗日救国这一点上，两人的观点多有接近。因此，史量才一进来，杜月笙便大发牢骚：
“我就是想不通，苏州河以北，沿安亭镇东侧，北至望仙桥、沙头、浒浦口一线以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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