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背景：租庸调制与均税制 (第2/3页)
此相同。
唐朝对农民征收的税额，是按每丁受足百亩田地而规定的。但是，由于普遍受田不足，而纳课不能或减，所以租庸调之制，一开始就成为农民的沉重负担。随着生产的恢复发展，对农民的剥削量更不断增加，广大农民是十分痛苦的。即以徭役而言，农民也被压得喘不过气来。早在贞观十一年（公元六三七年），监察御史马周在《上疏》中指出：“今百姓承丧乱之后，比於隋时，才十分之一。而供官徭役，道路相继；兄去弟还，首尾不绝；远者往来五六千里，春秋冬夏，略无休时。陛下虽每有恩诏，令其减省，而有司作既不废，自然须人，徒行文书，役之如故（见《旧唐书》卷七十四，《马周传》）。”由此可知当时封建政权有关徭役限额、减免租调的规定，等于一纸空文，从来没有实现过。
唐高宗以后，特别到了唐玄宗时期，土地兼并不断加剧，农民的土地多被侵夺。常规的租调之征，本已不堪承受；巧立名目的额外征取，又层出不穷。唐玄宗时的财政大臣，都是搜刮能手。或命令州县将应缴租课换成绫罗、珠宝、瓷器、海味送到长安；或以运输脚力为名加征；或以粟布浸渍伤耗为由加征。广大农民既失去土地，又困于重课，无以为生，只好离乡别井，四处流亡。唐玄宗时为了制止农民脱籍，保证租调来源，实行检括逃户。开元九年（公元七二一年），“劝农使”宇文融在全国查出八十余万逃户，重新登记入籍。同时，政府又推行残酷的“摊逃法”，将逃户应缴的租课，摊派给他的亲戚、邻居代缴。这样，便逼使更多的农民逃离乡土，人丁流动，户籍不实，租庸调制已无法继续施行。安史之乱以后，唐德宗建中元年（公元七八○年），改行两税法。
唐朝到了玄宗开元、天宝年间，国家府库虽很富裕，社会经济也很繁荣，但对农民的剥削也特别苛重。《通典•食货六》即已指出当时“钱谷之司，唯务割剥。回残剩利，名目万端。府藏虽丰，闾阎（指乡里居民）困矣”。《通典》作者杜佑（七三五——八一二年），生值其时，目睹其实，这种反映是可靠的。后来欧阳修在《新唐书•食货志》谈到“租庸调之法，以人丁为本。自开元以后，天下户籍久不更造，丁口转死，田亩卖易，贫富升降不实。其后国家侈费无节，而大盗起，兵兴财用益屈，而租庸调法弊坏。自代宗时，始以亩定税，而敛以夏秋，至德宗相杨炎，遂作两税法。”这却将两税法所以代替租庸调制的原因说的很清楚。代宗大历元年（公元七六六年），以国用急需为理由，不能等到秋禾黄熟，即按青苗庄稼每亩敛钱十五，又征地头钱每亩二十，通称青苗钱。这是田赋从青苗征敛税钱的开始。大历五年又规定：夏，上田亩税六升，下田亩四升；秋，上田亩税五升，下田亩三升；青苗钱亩加一倍，而地头钱不在其内。这样的横征暴敛，对旧的租庸调制早已破坏无遗，朝廷无法缓和阶级矛盾的日益尖锐，势不得不推行新的剥削办法来代替旧剥削方式。于是在德宗建中元年（公元七八○年），采用宰相杨炎的建议，实行两税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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