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卷 贺兰雪 第五十二章 使宋㈥（这一章可以跳过不看） (第2/3页)
并非是其法高下如何，而是掌权者之选择？”刘翼有些泄气道，“我所集注十三经，虽不同于汉至五代之治经那样，从章句训诂处着手，但终究是学问本身，于国无益，只能供做学问者参考一二。”
赵诚见刘翼有些泄气，鼓励道：“明远兄不必颓唐，诚如你所说，这朱熹所著述不过多了一副筋骨，因而其血肉丰满，为江南士人所景仰。若是你刘明远若也能给自己找到一副筋骨，那岂不是也成一大家？”
“做学问岂能如此？”刘翼诧异道，“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
“先人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一代又一代的君主都这么说，文人们也这么说，所以天下百姓都认为皇帝就是天，是不可违抗地。倘若先人说，普天之下百姓最大，皇帝若是不堪，应当被赶下皇位，后人会怎么看？这不过是一妄言，既使说了，没人会放在心上。孟子也曾说民为贵，然而真正为皇帝者在意吗？”赵诚道，“我赵诚也是一国王，所以我若是说你刘明远所说地就是普天之下最正确的主张，凡是与你所言相背的，都是伪禁之学，将来若是在我治下兴科举，那么我贺兰的读书人谁会不将你刘明远的著述当一回事？再进一步说，我赵诚若是得了天下，那又会是什么样的情景？上有所好，下有所趋也！”
赵诚光明正大地说出来自己的意见，无非是要确立自己的治国主张。刘翼是赵诚的心腹，虽然并没有沽名钓誉之意，但自己地著述若是有利于赵诚的统治，他当然不会拒绝。
“蜀学如苏氏，洛学如程氏。临川如王氏，皆有所长，不可偏废也。然学者好恶。入乎彼则出乎此，入者附之，出者污之，此好恶所以萌其心者。苏学长于经济，洛学长于性理，临川学长于名教，诚能通三而贯一，明性理以辨名教。充为经济。则孔氏之道满门矣，岂不休哉！”刘翼怀疑道，“难道国主欲以一家之学盖百家之学乎？”
“我早就说过，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将来我不会去禁止任何一家学说。但为政者，总会有所取舍，何为治国之道。全有赖于明远兄之著述。”赵诚道。“司马公著《资治通鉴》，试图以史为鉴，考历代之得失，借以今用。明远兄所述不仅要有自己的地筋骨，这副筋骨还要经得起考验才行，言前人所不能言，推陈出新，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为好。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五经为要。然文字由大篆到小篆，又从秦篆到汉隶，尤其是经秦火，古代经文亡逸颇多，后世之儒不得不穷首皓经。有一二字经文便有三五万言之注疏。以致有白首不能通一经之说，故步自封罢了。但宋人却不这么做。是从义理大义出发，讲究经世致用。我观朱熹之学说，却是道德性命之说太甚，虽有经世致用之主张，我却不太赞成，用来治国却是差了些。”
“治民、军事、天文、算术乃至百工，处处皆学问，国主要是让士大夫精通百业，岂不是太强人所难了些吧？”刘翼道。
“儒学为体，杂学为用。”赵诚道，“譬如练军，儒学可没告诉我如何练兵；又如冶铁，若无技巧高超之匠人，如何才得沙场杀人之利器？再如律法，儒家主张仁字当先，然而时世却是该严则严，该宽则宽，只因律条规定之不同，不能因时因人而异，时人都云秦法苛刻，然宋国不杀士大夫，却也是过宽了。还有商业及商人之地位，我一向却将其视为国家基业之一。若是儒者，重农而轻商，则吾不喜，重文而轻武，我又不喜。宋人治学，从释家中寻求真义一二，却又反佛。我心目中的儒学，却不是故步自封，虽坚持本心，却不排斥他家之学，譬如技艺末学。”
刘翼并非是死读书之人，一来是因为他年轻，不会如老夫子一般热衷于科举，也没那个机会，因而思维比较活跃；二来这些年来远离故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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