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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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乘船到重庆来的，大姐说，她是逃婚，她是个乡下逃婚出来的女子，溜进这个巨大的城市，想叫家人再也找不到。

    那天雾浓浓稠稠，一片片的，象破烂的棉絮。“到重庆了！”有好些人站在船舷吼叫。

    从臭熏熏让人作呕挤嚷的底舱钻出来，走上甲板，吸了一口江上的新鲜空气。岸上依山而建奇形怪状的房子，古城墙下石梯一坡接一坡。越离趸船近，越看得真切。码头上挤压着接客送客的人：男的西服，礼帽，女的旗袍，高跟皮鞋，烫发，手拿扁担绳子的脚夫，抬滑杆的，兜售叫卖的小贩，带枪的警察。这一切都太新奇了，她一时忘了为什么到这地方来。

    那是1943年，严冬尚未结束之时，雾很浓，雾却是安全的信号，狂轰烂炸的日本飞机，要到雾期结束的五月才会再次让这城市。这城市当时是国民党政府临时首府，抗战大后方，许多医院、大学、工厂、公司，包括牲畜也都迁移到此，长江天然的河运交通，四周叠叠山之屏障，这个又脏又潮的城市忽然一时成为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

    几天前从家里跳窗逃出，忍着腰痛，趁着拂晓雾霭笼罩，走山路，一刻不敢停，亲戚家没人会收留她。鸡叫了，天色变亮。跟上一伙上县城卖竹席的人，她手里只有从家中抱走的的陪嫁物：一床麻纱蚊帐，大片白色中飞有几只墨蓝的乌。

    当晚，随着十来个少女上了沿长江开上来的客轮。

    她们在铁板的底舱，大统铺。她们的家乡忠县不过是一个小码头。十余个少女和二个招工女贩子，挤着挨着睡在吵闹的底舱里。二个女贩子睡在最外边，怕这些少女进纱厂前出意外。

    听着江水拍打着船哗啦响的声音，少女们愁眉苦脸。轮船凄厉的一声长鸣离岸时，几乎所有的少女都哭了。但却不知道，她早就傻楞楞地睡着了，她睡得很幸福，象一辈子没睡过觉似地困，身体缩成一团，甚至都没有换个姿式，翻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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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纱厂下班后，看到的是一个并不可爱的城市。来临，离雾期结束还有一段日子。雾气慢悠悠地在这座城市飘移，在山脊线上结成浓云，山脊以北的上半城朦朦胧胧，山脊以南的下半城。街道凌乱狭小，弯曲起伏，贫民区的码头与沿江坡地区，吊脚楼一边靠道路一边靠崖，象一群攀附在山坡上的灰色蜥蜴。

    大姐说的事发生在七年前，但我并不陌生，这个城市的工人住宅区，半个世纪以来，恐怕没什么不同，今日的房子只比那时更挤。

    这座城市令人战栗，有股让人弄不清的困惑，时时隐含着危险和埋藏着什么。重庆男人走到街上，无论他装束什么样，你都无法猜出他的身份。他可能是地痞，也可能是正人君子；可能是特务，也可能是顺民；既可能是暴乱分子，也可能是警察，，学者，，官员，或是戏子，二流子，或是扒手。重庆女人也一样，无法以她的打扮举止而定她是良家妇女，还是荡妇，野鸡。不管什么人，都有点潮湿湿的鬼祟气，也有点萎靡的颓丧感。

    时间很快到了1945年，虽然这时，几乎没有了人们熟悉的警报声和奔逃凄厉的尖叫声，人们也忘了抬头仰望天空，不再关心有否日本飞机的小黑点，防空洞开始门庭冷落，这个城市渐渐充满战争胜利的喜庆。巨大的历史，与这个年仅十八岁的做工妹本没有多大的相干。但却让她看到尚在田里耕作的父母、她同龄的乡女永远看不到的东西。

    大姐坐着的礁石面上有许多蜂窝似的蚀坑，与我肩挨肩，说的事却离我越来越远。远程的大客轮驶近朝码头，拉响汽笛，听来象个廉价雇来的吹打队在奏丧曲。太阳退到对岸江北，一层淡淡的红晕浮于山头。江里零散的几个游泳者，顶着衣裤往自家岸边游。这个城市的历史太喧闹，传入我耳旁的声音极杂乱，单凭耳朵，很难一字不漏地听清大姐的话，我必须凭我的心去捕捉。

    那天上午走进位于沙坪坝地区601纱厂戴礼帽的男人，本来毫无兴趣看一眼养成工的宿舍。他只是走过门口，听见了一点奇怪的声音，探了一下头，他身后跟着跑的二个小打杂也忙不迭地站祝大棚式房子里二排草垫统铺，有股积久的汗臭。

    一个少女被捆绑在木桩上，发辫早已散开，有几绺飘拂在她的面颊。漏进棚的光线象故意落在她的身上，显得她皮肤健康细嫩，睫毛黑而长，嘴唇傲气地紧抿，在愤怒中潮湿红润。工头的皮鞭在挥舞，她挣扎着，有一股抗争到底的狂野劲儿。

    大姐坚持说，男人的这一伸头，是家的第一个决定关头，因为他马上被的美貌勾掉了魂。那天早晨的倔犟，使那个头儿觉得有趣，竟然还有这么个乡下妹崽，不仅不顺从凌辱，被捆绑鞭打了还不愿服个软，也不愿说个求情话，让工头下不了台。工头正气得没办法，看见那男人，立即陪了笑脸来。里认辈份，这个戴礼帽的男人辈份高得多，问了二句，就走了进来。

    那时抬起头，因为背光，走向她的男人又戴着帽子，来人的五官轮廓不，只觉得他个儿高，身子直直的。顿时害怕起来，想这下自己真完了，她绝望地把掉到一边去。因为，她的脸通红，呼吸不均匀，成熟挺拔的胸部一起一伏。

    男人叫松绑。

    这才正眼看清进来的是一个英俊的青年。他关切的眼神，一下子就触动了她的心。

    大姐生性，老是没命地爱上什么男人，我没法阻止她的讲述，也没本领重新转述她说的。我只能顺着大姐的描述，想象这场一见中的逻辑：一个乡下姑娘，贞操，长相又俏，或许正是这个头心目中看家老婆的标准。他自己也是个从社会底层爬上来的帮会小头目，本能地不信任这个大城市里，象苍蝇一样围着他转，赖在他床上的风骚女人。

    他看了看，与工头咕哝了二句话，就匆匆走了。

    那天被松了绑，躲过，又开始下班上班，渐渐忘了这件事，就象忘了她年轻的生命中已多次历经的危急。她节衣缩食，想积攒钱寄乡。二个月后，一天放工时，着工装的女工们正在过例行的搜身——厂里怕女工带走棉纱团、布片之类的东西——工头却满脸笑容走过来，请到厂门外去。

    她出了大门，一下楞住了：一辆新崭崭的黄包车停在那里，每个金属部件都亮得晃眼，穿着整齐的车夫恭敬地等在一边。

    3

    那种时代，到那种餐馆的男客个个西装革履，胡子修剪得体，女客则一律高跟皮鞋，烫着和好莱坞电影里女演员一样波浪的发式，耳环，项链，别针，手镯，把自己披挂得琅当作响。旗袍也都是锦缎，开叉到时风该露的顶端。

    大姐从小是个摆龙门阵的能手。和上辈人不同，她这一辈摆的已经是电影和。我那时才几岁，总是缩手缩脚在一个角落，张着嘴，不作声地听这些回城探亲时间过长的下乡知青聚着讲。他们坐在两张床和地板上，挤挤团团地嗑着瓜子。恐怖的山间鬼魂，国民党特务梅花党，或是知青间谈恋爱。有时是亲历的实事：与农民打群架，反抗乡村干部欺压动了刀子，最后被公安局枪毙。一个接一个，有时全室哄笑，有时唏嘘一片。

    嫌我不做家务，老在阁楼下喊“下来！”弄得大姐认为我讨嫌，也赶我走。我每每做完了事，就在阁楼门口蹲着听，以便再要做事时下楼快些。

    我不知道这段家史，有多少是大姐在过龙门阵瘾。说实话，大姐比我更适合当一个家。大姐没有受完足够的教育，她的黄金岁月都给文革耽误了。怎么追也追不回。有一次她对她过去的几个知哥知妹说，不帮忙，要是能让她做个作家，她的经历足够写成好多部精彩的。我一旁听着，替她抱屈，觉得她太可惜了。

    但是在这时，我很难把她勾勒的那时的形象，与如今臂腿粗壮，身材上下一般大小，没好脾气，非常不女性化的一体。

    我想象：穿了她最喜欢的靛青色布旗袍，衬出苗条玲珑的身段，布鞋，没有一件装饰品，一头黑发光顺地往后梳成两条辫子，露出额头，就是剪成短发也行。但她的黑而清亮，和她的脸色一样羞涩，在她微微一笑时，既又妩媚，的确很美。大姐是对的，不可能没拥有过。

    坐在的那个青年男子，更为神采飞扬。

    他，一身考究的白西服，看来是在理发店整治过的，体面，黑黝黝的，上了油，与眉毛有梭有角，长得比当今电影院门前广告上的还帅，不象四代电影里的奶油小生，或戏台上的白面书生。八角灯笼光线柔和，桌上蓝花边盘碗勺碟，瓷面细腻，一式光洁透亮。星月上升到天空，万家灯火。微微低垂脸，没吃菜，双手安静地放在膝上。

    他们在说什么呢？竟然忘记了生平第一次穿罗戴绸进大饭馆的拘谨不安，聚精会神地听起那个男子讲他自己的身世。这个身世，是那个男子说给听，在不知什么时候说给大姐听，大姐在这一个晚上摆给我听。

    他说他老家在四川安岳，家贫，给人洗衣做衣，父亲有力气，给人抬滑杆。前后生了11胎，只有第8胎和11胎活下来。给他取了个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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