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 春明外史 (第2/3页)
的官员都是贪官墨吏吗？”
“当然也不是。”
“那么也就是说，只要朝廷的政治清明，百姓安居乐业，就不会闹事。大唐的江山就依然是稳固的。如果百姓闹事，就说明某地的官吏治理上出了问题。有这样的压力在，朝廷就会小心翼翼，官员也会小心翼翼，只有上下都小心翼翼，国家才能政治清明，长治久安啊！”
李绛作为一时人杰，怎么能体会不到李诵言论的精妙之处呢？同样赞叹不已的还有当值的起居舍人裴度，和李绛一样，裴度也被赋予随时向皇帝提出意见的任务。据说李绛裴度二人出宫后在一起小聚，席间感慨道：
“如此一来，当官就不再轻松了。”
古人的生活就是再忙碌，节奏也不可能比现代人快。实际上到唐朝开国已经快二百年，许多事情怎么做都有定规，只要对上级负责就行了，相对而言压力不大，当官收入也高，生活还是比较优裕的。但是报纸真要兴盛起来，就等于上官和朝廷全社会随时都有知道你做了什么事情的可能，就跟电话和网络普及以后的现代社会一样，再不法的官员都无法封锁信息的传播，因而一个又一个贪官倒在因特网上。李绛裴度都是有长远眼光的人，自然能看到这一点。
不过感慨归感慨，李绛的办事效率还是很高的，很快就从韩愈那儿找到了几个名望极高的落地士子，说起来两人都不是无名之辈，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男人，一脸寒酸样，是大名鼎鼎的孟郊孟东野，“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的作者，一个是韩愈的得意门生李翺，韩愈的名文《师说》就是为他而写。除此之外，李绛还捞到一个著名的文人，王建。
王建，字仲初，颍川（今河南许昌）人。家贫，“从军走马十三年”，居乡则“终日忧衣食”，四十岁以后，“白发初为吏”，沉沦于下僚，任县丞、司马之类，世称王司马。他写了大量的乐府，同情百姓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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