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部 燕云（中） 第四十九章 (第2/3页)
在公债上市之初，其价格走势只能用惨不忍睹来形容，十五个交易日才成交三万多贯，价格一路跌到七十几贯一手（一手百贯面值）。 看着这样的报表，高强也只能摇头苦笑，他倒不是赔不起这点钱，而是公债代表着朝廷的商业信用，在这时代投资渠道极度缺乏的情况下，公债还是如此的不坚挺，足见大宋朝廷的商业信用已经差到什么程度了。 就凭这样的信用状况，也就难怪朝廷以往的种种理财举措不招人待见了。
事以至此，高强索性打定了就赔上一百万贯地心理准备，大不了明年再借给朝廷一百一十万贯，填上这个窟窿就是，里外里不过是赔点利息钱。 然而许贯忠却提出来一个举措，将这批公债拿出一部分来，发往各地的钱庄进行销售，并不附加任何摊消份额，只是要求他们尽力让更多的人知晓这公债的由来。 按照许贯忠的话说，就算是赔钱赚吆喝，咱们这吆喝也得赚的响亮一些。
高强自然无可无不可。 哪知这公债传播范围一广，立刻就有商人发觉了其中的好处。 在大宋一朝，耕地的价格是与日俱增，一来是人口日繁，耕地紧张，二来是国民财富缺少稳妥地投资方式，为了避免财富地贬值，买地几乎是唯一的选择。 然而地主也不是那么好当地，大宋的两税都是以田地为基础，如果一个人的地多了，列为上户甚至是保正、甲长。 其负担地徭役税赋几乎是翻着倍往上涨，除非是官户，才能豁免赋税徭役。 可是那些经商致富者又不是官宦世家，靠进纳钱粮买官的话，价格贵不说，这机会也不是时时都有的，这官户资格哪里那么好弄到手？
但这公债在大通钱庄一发行，敏锐的商人立刻发现这是一个不亚于土地的投资渠道。 他们和大通打了几年交道，知道这钱庄靠的就是信用支撑，倘若一件事坏了信用，就会对大通造成极大的打击。 买地会增加税赋负担，藏钱则担心物价上涨造成钱的贬值，而公债如果有大通地信用作担保的话，则完全没有以上的顾虑，显得那么理想。
于是乎。 就形成了这么一种情况，各地的商人和大通的当地掌柜们串通好了，联络那些有钱不知往哪里投的地主商贾，表面上是向当地的钱庄申购公债，其实却由商人代表兼程前往京城交易所。 以远低于面值的市场价购买公债，就算要向交易所和黄马甲们缴纳些手续费，中间也大有赚头，而当地地买家们也有不少人乐意接受这些价格低于面值的公债。
当高强得知这件事之后。 恨的连连跺脚，心说任何时候都不要低估了太平年月人民的投资**啊！这回可好，等于是自己掏腰包给别人赚了好处了，其中有很多还是端自己饭碗的人，真是商场无父子。
好在这件事上他也不是没有好处，首先公债地销售，就培养了一批投资人和相应的掮客，也就促进了金融业的发展；其次大通的良好信用在这件事上得到了极大地肯定和加强。 等到公债还本付息的时候，其信用势必再次得到加强，对于以后的经营事业大有裨益。 何况通过手中还没发出去的公债，再小小操纵一下市场价格，他也未必就会亏多少钱。
到了今年年中，这批公债如期兑付，大通慷慨地拿出一百一十万贯来支付给诸位债权人，同时梁士杰也从户部拿出相应的数目来抵偿。 银货两讫。 皆大欢喜。 因为宰臣理财有方，赵佶甚为欣喜。 下诏奖饬。
这件事却引出了一个小小的插曲，有地方官员看到应奉局因为理财有功，高强升迁极速，以为这是终南捷径，就有人从地方财政中拿出钱粮来向内库进献，也以应奉为名，希冀以此取悦皇帝，得以升迁。
对于这种明目张胆抢生意的行为，高强当然要坚决打击，奏请皇帝对于这些所谓的“羡余”钱粮一律发还，作为封桩上供钱物，理由则是内外不同，不可泛滥。 事实上，这种作为当然是朝中大臣所不愿看到地，这些钱原本是属于户部的国用，要是开了这个口子，往后地方官纷纷效法，这朝廷的财政向哪里去收钱？要知道这些地方官员又没有点金手，所谓的羡余还不是拆东墙补西墙而来的。
只是这种进献以应奉皇帝为名，如今的宰执大臣也没有张商英那种敢于顶撞皇帝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